五、结语
辛丑六月初，张佩纶离京返宁。在北京的这短短三个月中，他作为“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究竟有何作为呢？笔者幸运地从清宫档案中检出奕劻、李鸿章联署的一通奏片，恰好对张佩纶在京活动有所反映。文录下：
再，和议大纲第十一款，凡通商行船条约以及关乎通商各项事宜，各国以修改为有益者，在中国认与商议更改，等语。虽经臣等辩驳，必须彼此有益，始认更改，而有益于彼者，必有损于此。求为华洋俱益，深恐未易办到。迭奉电谕饬令盛宣怀来京会办，该宗丞既未能速来，而商筹国计实不仅在上海一隅，必当先事绸缪，临时议约，始可徐图抵制。张佩纶随办交涉，倏已三月有余，于赔款出入，时以上下交困为虑，颇有见地，赫德甚重其语，至其才优品洁，即臣奕劻亦深器之。拟令驰赴江南一带，将税课盈虚、商情疲旺，逐处咨访考核，以备采择。且新政尤重理财，于东南商民生计了然胸中，亦足为变法之一助。除饬该编修即日航海南行外，理合附陈，伏乞圣鉴。谨奏。(60)
此奏片未具日期，但奉有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1901年8月3日）朱批：“知道了。”据正常奏批程序推算，入奏时间应该就在张佩纶离京前后。由奏片反映，张佩纶在京襄助和谈的具体工作，主要围绕赔款问题展开，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甚重其语，至属才优品洁”，全权大臣奕劻亦“深器之”，评价似均颇不俗。(61)而趁张佩纶南下返宁之际，派给“赴江南访核税课商请”的差使，应该是李鸿章的主意。既然见留不住，就顺水推舟，名义是为将来在上海进行的中外商约谈判提前准备，实际上也是向朝廷提供一个有关张佩纶南归原因的貌似合理的解释。
张佩纶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间出力，事后清廷论功行赏，也有他的一份。(62)当年十月二十八日（12月8日），慈禧太后发下懿旨：
奕劻等奏，酌保随办议约人员，开单恳请奖励各折片。现在和局已定，在事出力各员，或随同议约，或办理交涉，均属著有劳勋，自应量予奖励。……翰林院编修张佩纶，着以四、五品京堂补用。(63)
然而张佩纶坚辞不受，甚而通过庆亲王奕劻呈请收回成命。十二月十六日（1月25日）军机处交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毋庸固辞。相应传知贵亲王转传该员钦遵可也。”(64)
当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因心力交瘁，病死于京师贤良寺。至此张佩纶已经无心复出。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金陵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七日（1903年2月4日），因肝疾病逝，享年五十六岁。张佩纶的侄子、时任河南巡抚的张人骏（1846—1927）听闻这一消息后，念及其六叔政治生涯之坎坷顿挫，在日记中颇抒发了一通感慨：
接子涵电，六叔竟于初七寅时逝世，得信后悲痛集胸郁闷。……六叔自甲申为闽人所谗，坐废十余年，上年特恩起用，以为尚可收效桑榆，而竟止于是耶！自□□年乱时迁居金陵，杜门不出。心窃忧之，屡劝其游观山水，以舒郁勃之气，迄未见。今竟赍志以殁，何天之厄其遇者至于此，极诚难索解矣。(65)
近世史家瞿兑之（1894—1973）论及光宣朝政局，尝说过这样一段话：
张佩纶本为光绪初年清流领袖，作直喜大言，尝屡劾鸿章，而晚年反附鸿章为门婿，翁婿交相称誉。辛丑和议，且随鸿章为幕客。是清流与洋务二党有兼之者矣。盖清流多疏于才，而佩纶以经世才自负，故与鸿章合，又鸿章亦欲收人望也。(66)
因中法之役中马江一败，张佩纶的仕宦生涯由顶峰急遽掉落，遂转入沉寂，尽管其后曾经几度短暂复出，然作为“前清流”的思想底色已显得苍白，他本人与这个愈变愈亟的时代的主流渐行渐远。张佩纶自负有“经世才”，而李鸿章长期以来也对他多有特别的眷顾。(67)只是到庚辛之际，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供张佩纶在政治舞台上表现的空间已经非常之逼仄了，所谓“收效桑榆”也只是他人良好的愿望而已。张佩纶在金陵度过的晚年岁月中，“恒常恨无力靖献，速死为幸”(68)。有谓哀莫大于心死，这位今人眼中的“悲情清流”，生命里最后一抹色彩也难以跳脱悲剧性的宿命……
(1) 参看王维江：《张佩纶：悲情“清流”》，《史林》2008年第5期。
(2) 沈云龙：《张佩纶及其〈涧于日记〉》，《近代史料考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155页。
(3) 陈勇勤：《张佩纶辛丑议约中离京回宁原因辨误》，《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4) 这批信札由陈秉仁整理，连载于《张佩纶致朱溍书札》，《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55—177页；《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82—220页。总计有一百六十二通。
(5) 参看张桂素：《〈李鸿章为已革侍讲学士张佩纶剖辨奏折〉浅析》，《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
(6) 陈宝琛：《张篑斋学士墓志铭》，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1083页。
(7) 光绪二十五年（1899），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后，张佩纶在家事处理上似仍表现出性格执拗的特征，故李在私信中有“幼樵等不通世故，动辄怨人”之言。参见《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60页。
(8)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83页。
(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四四列传二三一，中华书局，1977，第41册，第12456页。
(10) 欧阳跃峰：《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岳麓书社，2001，第121—122页。
(11) 《军机处奉电旨着李鸿章据实奏明张佩纶是否熟谙交涉事宜》，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53页。
(12) 《沪转行在号电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初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62页。
(13) 《李鸿章致军机处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528—529页。
(14)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第832页。
(15) 《军机处奉电旨着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256页。
(16) 《军机处为传知翰林院编修张佩纶迅即赴京事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257页。
(17) 《寄南京张学士》，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67页。
(18) 《南京张学士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67页。
(19) 《寄南京张学士》，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69页。
(20) 《张学士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1页。
(21) 《复张学士》，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1页。
(22) 张佩纶：《复鹿菘砚尚书》，《涧于集·书牍》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总第598页。按“李□□”当为李经方。并参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
(23) 张佩纶到京后，通过李鸿章代奏谢恩折，内称：“伏念佩纶早蒙拔擢，未报涓埃，孤负生成，分甘沦弃。抚愆尤之丛集，愧湔祓之无从，何期疏逖之姓名，犹荷圣明之记忆。特除谪籍，仍点清班。自维梼昧，何济艰难，当国家多事之秋，念臣下致身之义，既不许以私嫌引避，更何容以久疾稽延。遵于二月十三日勉力北来，二十五日到京。此后遇有交涉事宜，当随同李鸿章认真办理，不敢少存诿谢，庶几稍答恩知。”参见《代奏张佩纶谢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16册，第263页。
(24) 朱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朱学勤次子，由贡监生报捐入仕，在顺天府地方办事多年，1891年升江苏候补道，委办金陵下关掣验卡务、皖岸盐局。按张佩纶一生三娶，初配著名藏书家朱学勤之女（芷芗），继配闽浙总督边宝泉之女（粹玉），再娶李鸿章之女（经璹，小名菊藕）。故张佩纶与朱溍系有郎舅关系，古谚云“至亲莫如郎舅”，可以说两者关系非常亲近。这一批书札亦多涉及朱学勤结一庐藏书的流转去向。
(25) 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第210页。
(26) 《寄伦敦罗使日本李使》《寄伦敦罗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07、213页。
(27) 参看《廷雍存抄李鸿章刘坤一为议和事来电（计三件）》《廷雍为议和事致李鸿章刘坤一去电汇抄（计四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753—755页；《复廷护直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月初二日、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10、228、234页。
(28) 《李中堂寄荣中堂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四十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946—947页。按“慰廷”，山东巡抚袁世凯。“十二日尊函”，指八月十二日荣禄发自保定函，内有“傅相添派自无辞理，但内里无人主持赞襄，掣肘堪虑，拟先至获鹿小住布置，即赴太原”之语，交袁世凯电寄上海。往来电文见《东抚袁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77页；《复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79页。后李鸿章以外国拒绝接待为由，奏请行在召回荣禄。清廷旨令“荣禄前来行在，入值办事”。参见《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678页。至九月二十日，荣禄抵达西安，入值军机处。
(29) 据张佩纶当时所见：“合肥左右由粤到沪，实无一正人。……刘学询在沪临行畏险脱卸，与王存善均未入都。随员中有三杨，一杨崇伊，一杨文骏，一杨士骧。崇伊志在迁官；文骏志在开复，借救济会为名，兼图渔利，去岁封河前均已回沪；士骧仅司缮奏，似不长于洋务。究竟左右用事何人，亦不详悉见。闻调周藩司馥、徐太仆寿朋入都随办款约。周是淮人，傅相夙所赏识，心思尚细密，徐亦旧幕，人却颟顸。论其心术，周近张翼，姻家颇望开府，不至作奸，徐则理路不清，操守难信，同役未必同心，正不敢保耳。……惟此次屈己求和，视城下之盟尤耻，所亏必巨，决难惬心。傅相受两宫恩眷，谤满天下，尚能共谅。佩纶则废人复起，何难索垢求瘢，事定后，不以为始终改节，附和私姻，即以为战则败绩，和则受亏，忌者方据要津，尔时积毁销骨，即鄙人亦何颜自辩？”参见《复鹿菘砚尚书》，《涧于集·书牍》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6册，总第598—599页。
(30) 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第210页。
(31) 《军机处寄庆亲王奕劻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3页。
(32) 《庆亲王奕劻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
(33) 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29—631页。
(34) 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第211页。按原断句为“都中则鹿主江、鄂，王主李、荣，欲李挡利害”，误，照文意改。
(35) 《电李鸿章、奕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72—74、83—84页。
(36) 辛丑正月二十日孙宝瑄记：“薄午，访盛京卿。谈及东三省密约云：列强啧有烦言，以为如许俄，则我诸国皆欲效尤。而俄人坚持谓不尽诺，则不退兵。……合肥以为各国不可信，而俄人可信，乃请政府许俄。东南刘、张二督，闻之力争，谓俄密约当废，否则立致瓜分。合肥不谓然，曰：此二公皆中英、日之毒者也。”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09—310页。不止于俄约谈判一端，庚辛交涉之际，作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与负有“会商”之责的东南二督刘坤一、张之洞，在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以致冲突，当时李鸿章之女、张佩纶之妻李经璹（菊耦）致其父私函亦谈论及此：“敌兵踞京开讲，口众我寡，吃亏自不待言。而香（张之洞号香涛）、杏（盛宣怀字杏荪）均有微词，最奇者香密电行都，不知作何议论，内密询张，欲商各国移沪议约，令刘、张、盛与之面议，必可挽回，抑似各国可任意指挥者。香、杏密商，以有碍全权电复行在，若辈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并闻大人电内有讥香语，杏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李经璹致李鸿章》，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288—1290页）此函当然是倒向李鸿章的立场，但批评张之洞辈“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确能体现李、张因位置差异而导致的发言偏向，另透露盛宣怀与二者私交的变化，也很能反映人际关系作用于晚清内政外交之一斑。
(37)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1页。
(38) 《奉电旨东三省之事着庆亲王奕劻等合衷筹商务臻妥善》，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0册，第620—621页。
(3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外交史料编纂处，民国二十二年（1933）刊本，第34页。按“樊云门”，樊增祥。王闿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条：“樊增祥在行在私事滋轩，同人呼为孟浩然，取夜归鹿门谑之。”吴容甫点校：《湘绮楼日记》第4卷，岳麓书社，1997，第2494页。
(40)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亥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474页。
(41)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295页。
(42) 《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七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7页。
(43)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38—139页。《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编修张佩纶现已抵京遇有交涉事宜随同办理事电》（二月二十八日缮递），《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0册，第450页。
(44) 《寄盛宗丞》，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344页。
(45)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第406页。
(46) 姜鸣：《清流·淮戚——关于张佩纶二三事》，载氏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92页。
(47) 陈宝琛：《张篑斋学士墓志铭》，《广清碑传集》，第1083—1084页。
(48) 陈勇勤：《张佩纶辛丑议约中离京回宁原因辨误》，《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5—6页。
(49)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83—84页。
(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65页。
(51) 《太仆寺卿陈夔龙等奏陈道路梗阻未能随扈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65页。
(52) 《军机处寄大学士崑冈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4页。
(53)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83页。“仲昭”，张志潜，字仲昭。
(54) 按张清华，字兰轩，广东番禺人，同治四年进士，授编修，同治九年（1870）顺天乡试考官，光绪元年（1875）贵州乡试副考官。据陈夔龙自述：“丰润张幼樵学士，庚午乡试中式，出番禺张兰轩师之房。乙亥，兰轩师典试黔中，余获售，与学士为前后同门。丙子入京会试，曾见于上斜街番禺会馆兰轩师邸，匆匆未交谈。丁丑春，师病没密云，学士往吊，并撰挽联……措词极其哀痛，余心折之。”见《梦蕉亭杂记》，第83页。
(55) 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第211—212页。“夔”，军机大臣王文韶；“慰亭”，山东巡抚袁世凯；“崑小峰”，大学士崑冈；“朱古薇”，朱祖谋（1857—1931），侍读学士；“陈瑶圃”，陈邦瑞（1855—？），军机章京；“樊云门”，樊增祥（1846—1931），时以皖北兵备道留“行在”办事，荣禄幕僚。
(56) 《上谕》，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49页。
(57) 《盛宗丞转荣相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05页。电末署名“禄”，荣禄；“韶”，王文韶；“霖”，鹿传霖。
(58) 《复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09页。按奕劻随即也指定了人选，见同日《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庆本拟回銮后商派，因各堂业经派人，即须汇奏，拟派徐寿朋，仍希卓裁。”（《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07页）
(59) 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第212页。
(60) 《庆亲王臣奕劻等奏请饬令张佩纶赴江南访核税课商请以备采择片》（未具日期），《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5册，第1944页。
(61) 张佩纶书札中亦谈及赔款谈判：“赔款四百五十兆，息四厘，分年多则力稍纾而银数增，分年少则数稍减而财力挤。德使所送之表分四十四年，其意以旧债新债合算，共四十二兆，欲旧债减时匀入新债，总不逾此数，俾中国不过窘乏。江、鄂改为还廿二兆，则前四年还本四兆，利自可省。其实此间已连作五表，各使均不肯允。江、鄂经枢转数又不符，见又另创一表，较德使表可略省。实则所争皆毫末，即此十八兆，中国欲另筹十八兆之款以供国用亦不易矣。”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续）》，《历史文献》第15辑，第211—212页。
(62) 查李鸿章曾专门入奏，为之请奖，奏曰：“再，前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年奉旨赏给编修，随同办理交涉事宜，辨难折衷，诸多襄助，和议既定，奏派前赴江南一带考核商务情形。近因患病请假，呈请代奏销差。伏查张佩纶前官侍从，以直言极谏，早荷特达之知，由庶子超权宪垣，兼筦译署。旋赏三品衔，会办福建军务，马江之役，以船政局木质轮船当西洋铁甲兵舰，固宜不敌，虽蒙失律之咎，论者以为可原。罢官十余年闭户读书，不预外事，阅历深，气已平，而年力未衰，正堪驱策。朝廷起之废籍，试以要差，前蒙谕旨垂询，称其心术端正，仰见知人之哲，不弃沉沦。现值和约告成，在事各员均拟一律邀恩，张佩纶自以旧列大臣坚辞奖叙。窃念时事方艰，人材难得，该员品学、器识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此中外需材，可否量与恩泽，俾得及时自效于时局，深有裨益。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附奏随办议约之张佩纶请量与恩施由》，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01-14-005-01-048。
(63) 《着奖励联芳等议约各员事上谕》，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0，第1234页。
(64) 《交庆亲王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65页。
(65) 《张人骏日记》，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条，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49—150页。
(66) 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第87页。
(67) 高阳（许晏骈）在多个场合，谈到一个“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但是“铁样的事实”，也就是说张佩纶固然“清流”出身，但以“洋务”著闻的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找替手，亦有好些条件，第一是资格，第二是才具，第三是对李鸿章个人的忠诚，而合此三条件者，唯有张佩纶。”参看高阳：《杀贼书生纸上兵》，《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7，第13页；高阳：《翁同龢传》，黄山书社，2008，第90页。
(68) 陈宝琛：《张篑斋学士墓志铭》，《广清碑传集》，第10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