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统筹全局”建言献策
发自上海的倡议，得到江、鄂总督与驻沪领事两方面的积极响应，长江流域局势迅速朝着“中外保护”轨道滑行。六月初，张元济的个人生活遭遇变故，其母亲病殁(34)，盛宣怀专程往奠。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张元济致盛长函，一谢来寓吊唁，二就时局陈言。函首云：
丧事少竟，展阅各报，乃知东南十余省之安全，悉由我公调剂之力，不能不俯首顶礼矣。报称江督札饬沪道，遇事奉承方略，岘帅固知人善任，然非我公感以至诚，亦乌能使其推心置腹，一至于是。元济窃谓今日之事，我公正宜破除成说，统筹全局，毋泥人臣无将之义，一守事豫则立之训，剀切为东南各帅一言而谋，所以联之之道，庶无负岘帅倚托之重，与夫东南数千万生灵仰望之诚。嗟乎，祸患至亟，事变至奇，固非寻常举动所能支此危局也。各疆臣既不奉伪诏矣，外人亦声明专攻团匪矣。为督抚者，正宜认明各国代剿乱党，正所以保全政府，亦明知掩耳盗铃，然舍此一层，亦无可以着手之处，则何如抱定此义以与从事，将来议结尚可少留余地何？(35)
按“互保”交涉在沪展开，上海道余联沅（1845—1901）与领事品级相埒，经江、鄂两督授权出为议款；盛宣怀奉命“帮同与议，指授沪道”(36)，名为协助，实际起到了主导作用。故张元济有“岘帅（刘坤一字岘庄）知人善任”之言。当时，盛宣怀一面选择性地援引清廷五月二十四日上谕中“联络一气、以保疆土”字句，以之为地方“互保”的合法化理据；另一方面，将排外电旨归咎为“拳党把持”的结果，进而推论内廷不能自主，即“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使得“矫诏不理”师出有名。(37)如此举动，确非按照“寻常”道理出牌。而张元济所冀望者，尚不止于此。
列强海军占据大沽炮台后，曾经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仅对义和拳及那些反对他们进军北京救援本国同胞的人们使用武力”，从而规定了对华军事行动的性质与目的。(38)也就是说，联军的战斗行为仅限于镇压“叛乱”、解救侨民，而非与清朝国家进行战争。它只是单方面的决定，并未事先征求中方意见，但客观上却给奇怪的战时和平以法理支持。张元济据此指出，各省督抚应公开“认明各国代剿乱党”，以此切割“政府”与“乱党”的关系。尽管这与事实不尽相符，张元济也承认是“掩耳盗铃”，但在政治上有其意义：
南方主保护之义，自是应为之职。然使北方糜烂至此，咎实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荼毒，复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返躬自思，能无愧愧？(39)
这样一种颇具“自反”性质的激烈心态，一旦回到现实政治的具体操作，仍然自觉有所调试。上述切割的努力，正是为达到“保全政府”的目的，也为将来事变善后预留地步。
除赞助“东南互保”以外，张元济对于事变期间若干重要问题，也有独到的观察和见解。其一，反对勤王军北上。同函致盛宣怀云：
李鉴帅既帅武卫先锋各军以行，而苏抚、湘藩又均有统兵北上之信，将以清君侧乎？师以义举，不宜无宣示之文，将以剿团匪乎？中国之兵，岂能与外人共事？元济窃恐此勤王之举，非徒无益，而又有害者也。徒博一时之美名，而不顾后来之祸变，元济诚不解主此事者之出于何心？此时此事，祸犹未甚，数月而后朝局一变，各省疆臣有一于此，则南方乃大扰乱。裕寿帅尚非全无知识之人，且有攻击租界之事，况南方督抚固明明有媚嫉洋人者乎？彼时再假忠义之名，以泄其一时之忿，则官军、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参互错综，乱无已时，我民何辜，遭此涂炭？此我公之所最宜切筹者也。(40)
按，“李鉴帅”，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前四川总督，本年初奉旨南下巡阅长江水师，义和团事变起，奉旨“来京陛见”。六月初，李由江苏北上，原驻清江浦之武卫先锋左、右两营归其节制，一并赴京。(41)“苏抚”，江苏巡抚鹿传霖（1836—1910），“湘藩”，湖南布政使锡良（1853—1917），皆统率本省勤王军北上入卫。(42)“裕寿帅”，直隶总督裕禄（1844—1900），字寿山，时率官兵围攻天津租界，后兵败自杀。清廷三番五次诏令地方派兵勤王、接济京师，意在御外，而函内指名李、鹿、锡诸人，皆以保守、强硬著称，为外人所嫉视。(43)张元济认定北上之师应以“清君侧”“剿团匪”为是，若以仇视外人之官兵勤王，势必导致中外冲突，引发更复杂的局面，故谓“有害无益”，明确反对盲目勤王。
其二，主张犒赏外兵。同函云：
鄙意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仅以保护为事。各国何以征兵？为我殄孽也，则宜有以飨劳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无道也，则宜有以抚恤之。南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筹数百万金，充此两项之用。明知巨款虚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气。将来洋兵入京，办理各事，于极不和平之中，或可望其稍留体面。即至不堪设想之时，而东南遗民亦可稍免压抑之苦。(44)
朝廷对外宣战，而地方自我保护，已经事属非常，至于筹巨饷“飨劳”“抚恤”外来征伐之师，以今日眼光视之，似乎太过“出格”了。然而，在当日张元济看来，衅自我开，是理屈在我，外兵代为平乱，则功劳在人，南方各省以巨款酬之，不仅为赎罪理所应当，并且有益于将来平情办理外交。张元济本心当然是为了救亡，而以近乎“媚外”的手段出之，提示了近代民族主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适用度。
值得注意的是，八国联军压境之际，张元济对列强也是区分对待的。他向盛宣怀表示说：
至各国调兵，现以日本为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此我公之所亟宜商办者也。(45)
这一观念不仅为盛宣怀所赞赏，主持战时交涉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也有“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46)
其三，劝阻李鸿章入京。同函云：
傅相奉召，无非为外交之事，然政府方持两端之见，岂能听受善言？即听受矣，各国岂肯于兵未入京之前，遽行开议？两宫受逼，使馆濒危，各国兵未入京之前，又岂能保无他变？傅相于此亦窃恐束手无策矣。非特此也，傅相办理洋务数十年，而庸耳俗目之何以相待，公当亦习闻其说。今京津之间，兵匪麇集，方欣欣然以灭洋为号，岂无以非礼相加者？或曰可提兵自卫，然以南兵北上，必至遴地不良，且傅相履粤未久，所部营队未必足为股肱心膂之用。或又谓可招集北洋旧部，然宋（庆）、聂（士成）各军不能与团匪划清界限，傅相又乌从而用之？为傅相计，目前实无可以入京之势，且一离粤，粤必乱，彼时入京不能，归粤不得，岂不为失水之鱼、离巢之虎乎？傅相为今日中外倚赖之人，岂可自失凭借？故元济终谓其不宜离粤也。(47)
清廷谕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来京”，最早在五月十九日（6月15日），意在用其当外交要冲，缓和业已紧绷的中外关系。(48)中外开战后，六月初七、初十日（7月3、6日）又两度旨催，十二日（7月8日），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仍促其速行。(49)但李鸿章在广州按兵不动，迟迟未能起身。据其自言津榆路梗塞、“粤民呼吁攀留”(50)，只道出了部分实情。津沽开战后，能否航海北上已成悬念，南北情报阻滞、津榆路况不明、广东绅民呼留，这些现实原因都为他“拟稍缓起程，以待后命”增加了心理砝码。不过，可能最重要且最难为外人道者，在于内召之旨仅言“迅速来京”，完全不及所召何事，也未给予任何职权，这在当时确予人想象的空间，这也是张元济所担心“以非礼相加者”(51)。
张元济视李鸿章为当时绝无仅有的、能够在“外交”上有所作为的重臣，冒险北上，无异“自失凭借”，所以力劝其不宜离粤。自六月十六日（7月12日）以后，清廷鉴于战况不利，又连下数旨，无一例外均为促李鸿章北上，调子已经一次比一次严厉。(52)而李鸿章迟至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即奉调直督后，才由广州航海北上，二十五日（7月21日）抵达上海。(53)将近半个世纪后，张元济公开发表的一份回忆录，记载了他与李鸿章在沪上会面的情形：
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甚么呀？”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后来议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观成。(54)
不少研究者据此材料来说明张元济对清王朝抱有的“离心感”，甚而推断他在戊戌以后已有反对政府的异心。其实，事隔多年写成的回忆文章，不仅可能有记忆上的舛误，发表环境对作者的规定性也是应予考虑的因素。近有学者考订了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的情节，指出同一回忆录中若干不准确之处，其结论为，关于召见实情应以一手史料，即光绪二十四年书函为准，“而其后来所做的回忆，似可不再当作史料之用”(55)。本文所论张元济之于李鸿章北上的态度，也可作如是观。
其四，看好袁世凯之政治能力。同函云：
袁慰帅雄才伟抱，亦当今之豪杰。自去年出抚山左，团匪即移徙而北，今江北犹能安全，未始非其保障之力。山左为江南屏蔽，稍有疏虞，淮徐必乱，淮徐乱而江南危，江南危而全局散矣。东南各省似宜并力接济，毋令稍有支绌，庶各省得以一意南顾，此又我公之所兼宜代谋者也。(56)
王尔敏曾论及“南省互保”的后续影响，认为“对于个人最有良好影响的，当推山东巡抚袁世凯，这次事变中充分证明了他才具之高”。(57)证诸张元济之言，此说非虚。经此一役，袁世凯显示出独当一面的能力，跻身为可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并肩的地方重臣，盛宣怀甚至推赞他说：“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58)李鸿章在京病逝后，袁世凯更得到“北门锁钥，微公莫属”(59)的拥戴，其补直隶总督遗缺，绝非偶然。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庚子事变的意义之一，正在于选拔了一批干部，在非常时期官僚队伍中产生了非常规的位置升降，其中最为人瞩目并具深远影响的，当推袁世凯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