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周立春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三、重审周立春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那么，这个周立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周立春（1814—1853），青浦县四十五堡八十九图塘湾人，世代农民，无兄弟，原充本图地保。⁽⁵⁹⁾在时人记载中，多有“青浦巨滑”⁽⁶⁰⁾、“素以智术笼络其乡人者”、“以豪滑横于乡，乡之桀黠者皆依之，官弗能问”等描述⁽⁶¹⁾。看起来，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靠个人能力在地方拥有权势的豪强一类人物。

关于周立春领导抗粮斗争的背景和过程，先行研究已有非常详尽的交代⁽⁶²⁾，此处再稍微补充一点材料，以便进一步观察起义前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咸丰二年（1852）五月，青浦知县余龙光下令追征道光三十年（1850）前已奉诏豁免的所谓“熟田未完钱粮”，又囚禁催收不利的粮差，因而激发民怨，引起反弹。⁽⁶³⁾据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报：

查得县境东北乡黄渡及塘湾数村欠数最多，系已获监毙之差役徐溁承催……萧茂因与徐溁同图充当粮差，于是月十二日进监探望徐溁，虑及追比，商令萧茂邀约各图地保粮户赴县求缓，萧茂许为下乡约会。……萧茂下乡，寻见与徐溁素好已获正法之地保周立春，告知前情，周立春起意聚众赴县打打闹挟制，向萧茂商议，萧茂嘱令纠人，周立春随商同庄月舟与已获正法之地保杨锦庭及在逃之地保李章、朱友三、冯得、金观、王玉田等，各自纠人，有不愿同往者派令出钱，给同往之人作为饭食费用，如敢不允，即行放火烧屋。

据上可知，此项追征钱粮以周立春所在黄渡及塘湾等地数量最多，压力之下，遂“起意聚众赴县打闹挟制”，串联邻图地保，要求各自派人，并出钱作饭食费用，否则“即行放火烧屋”。最终敛钱六十余千文，纠集三百余人。据怡良等奏，此后周立春曾经率众两度冲击官署：

于是月十九日，周立春分给每人饭钱二百文，一齐进城，赴县署大堂哄闹。余龙光坐堂谕禁，各犯声言要缓钱粮，余龙光不依，喝拿周立春，王阿辛、王宝和、张小度、杨雨庭、何金虎等将余龙光拉下，门丁金升、家丁马福等拢护，王阿辛用棍拦殴，致伤马福等臂膊，带伤余龙光耳轮额角。杨雨庭拥进内署，打毁门窗，抛掷箱笼，许炎观等又将拦阻之门皂庄上殴伤左臂，各散。……旋将余龙光撤任，饬委李初圻代理县事。李初圻缮发告示，谕令乡民将周立春捆送，委新泾巡检钟集祥分贴。周立春于八月二十日复纠王阿辛、许炎观、陈泳图、王树观、王才忠等及不识姓名四五十人，前往巡检衙门哄闹，将该巡检幼子踢伤，并向武生任琳、监生任文蔚、任大文敛钱不遂，于二十三日纠同王阿辛、许炎观等及不识姓名者五六十人，前往放火抄抢，许炎观并未动手，所抢衣物钱文不记名色确数，均由周立春收存公用。九月初三日，周立春又挟龚秀为县差眼线，并任尚宾即任琳帮官引拿之嫌，纠同王阿辛、张小度等及不识姓名三四十人，将龚秀、任尚宾房屋烧毁，并烧毙龚秀幼女一口。

先是五月十九日（7月6日），周立春率领三百人“一齐进城”，大闹县署大堂，并将知县余龙光打伤。余龙光旋遭撤任，李初圻代理县事，发布告示，追捕在逃的周立春。过了三个月，周在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复纠集四五十人，冲击巡检衙门，并报复“为县官眼线”的文武生员，大肆勒索敛钱、放火抄抢，尤其九月初三日的一把火，导致了某绅士家毁人亡的后果。初六日（10月18日），知县李初圻带领兵勇往拿，周立春集合四五百人，“或带枪械，或系徒手，同出村外，适兵勇赶到喊拿，周立春喝令各犯放枪拒殴，轰伤乡勇梁锦华殒命，其余乡勇间有受伤，仍奋力扑捕”。经此役，周立春方面因伤毙命十九人，被捕八人。次日，苏州府中军参将钟殿选督带兵丁，会同青浦县再次前往追捕，拿获三人，周立春本人潜逃。此后，“因周立春等骤难弋获，将兵撤回归伍，由该府县购线躧缉”。⁽⁶⁴⁾

直至咸丰三年七月，周立春实际一直都是朝廷通缉的逃犯。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除了他和手下多为青浦本地人，有地利方面的优势，还因为抗粮拒捕的行为，为他在民众中赢得威信和号召力，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立春）以黄渡为薮窟，与嘉定固接壤，抗粮玩法，聚党日众。先是，大府檄兵搜捕未获，益肆然无忌。”⁽⁶⁵⁾聚集在周立春周边的农民队伍越来越多，“遂视官民为不足畏，以周立春为可以倚附，相率抗粮，盘踞勾结，不服拘拿”⁽⁶⁶⁾。另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清朝军队专顾太平军起义而不暇，“苏、松太仓官兵调出防剿，本地空虚”，没有对青浦地方的一撮“土匪”投入兵力，而府县衙门的勇丁人数和战斗力都极有限，镇压周立春这样的豪强势力尚嫌不足。⁽⁶⁷⁾

周立春本人确有强横的一面，但他由“聚众抗粮”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中间的跨度仍不可谓不大。前文对周立春是否加入天地会及其与上海小刀会是否“联盟”有所辨析，对此产生疑问的一大触因，是笔者看到收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几条官方材料，它们对嘉定起事前后周立春与地方政府关系有所反映，但让人奇怪的是，既有研究著述似乎从未正面处理过这些材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这些材料透露出的周立春与那个“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农民的反抗精神”⁽⁶⁸⁾的革命家形象差距实在太远。兹将这几条史料录下：

青浦抗粮聚众之周立春，现愿投诚报效，已奉抚宪札饬，妥示抚勖。兹经绅士前往晓谕，如果真心，准予免究前罪，随营效力。惟闻周立春以所聚之人率多土著，若调往别处，恐迁地弗良等语禀及，是以又经往谕矣。

周立春充当地保，舆论素洽，上年因案逃避。今春粤匪窜扰金陵，恭奉上谕，饬令各处自行团练，守望相助，其自行团练，系保卫乡闾，一遇贼匪，即行合力歼擒，则捍御之攻，亦与效力行间同其赏赍，奉宪钦遵分别谕饬地方绅董举办，晓示在案。并有身（免）犯刑章，奉大宪奏准，宽免收录，以备驱策等因。东北乡民心未安，自奉晓谕之后，周立春之兄子即遵谕出劝该乡民，各自团练保卫，得以土匪不致蠢动，守望相安。即奉劝助军饷，亦为辗转劝导有力之户，竭力输将，地方大为得益。伏念前案，周立春等身为地保，先经失于约束乡民，固属咎无可辞，现在其子敌忾情殷，在乡团练，以御外侮，冀赎父愆。可否邀恩详情转奏，网开一面，予以自新。……全乡感顶上禀。

现在上海、嘉定广匪、土匪纷纷窜扰蠢动，奉闻卑县乡民滋事，案内奉饬缉拿之周立春，匪等约之入伙。周立春久有悔心，坚不从匪。缘周立春先行犯案逃避，嗣因颁贴告示，恭奉谕旨，饬令各处自行团练，并闻宿州招募壮勇案内，有愚民身犯罪名者，曾蒙恩旨：既知感惧，力图报效，亦何不可赦其既往，予以自新等因。是以周立春亲属子侄即在乡团练乡勇，保护闾里，土匪不致窃发。经该处耆老马大成等以闾阎受益，代为环求乞恩自效。卑职窃以事在权宜，当经允其转禀，若将周立春许其出力免罪，当更奋勉自效，实于地方有益等语。⁽⁶⁹⁾

由上可知，嘉定起事前，周立春向官府表示过“投诚报效”的意愿，据地方绅士禀请，其在乡亲属子侄亦愿劝助军饷、团练乡勇。青浦县有批：“周立春等亲属，因见钦奉谕旨，饬办团练，即有身犯刑章，亦准收录等因。是以出力，约同乡民团练保卫，冀赎罪愆。既据尔等联名环求，代为乞恩，自当俯顺舆情，准即据情转禀可也。”⁽⁷⁰⁾这并非只有官方的单方面记述。亲历嘉定之变的地方人士，也说过这样的话：

周立春自上年拆署拒捕，严缉未获，居心尚无叛志，实官逼致变，听其指挥者，不过数千人，皆系农民，因逼近上海，勾通建、广匪徒，乘机观变。⁽⁷¹⁾

由这种“乘机观变”的心态，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前文提到的情形：罗汉党往青浦鼓动起事，周立春“尚犹豫不决”，广东人李少卿返回上海时，曾约周立春同往，周亦“许而未去”。周立春身边其实不乏胆大者，“宝山文生杜文藻，以漕事褫衣衿，有谋叛意，嘉定人孙万堂，平日好大言，托知天文地理，咸归烈春，劝以起事”，然而周本人“犹未敢也”。⁽⁷²⁾

嘉定、上海相继起事后，清朝政府曾派人邀集城乡绅士，于八月初十日左右“赴青（浦）说降周列（立）春”，据禀复：

周列（立）春坚称：上海、嘉定相招，伊并不从贼，今蒙谕示，拟往疁城讨回新泾司钟老爷以明迹，等语。旋又据禀复：伊本欲投诚，因丁大老爷禀其在嘉从贼，上海又禀亲见伊身穿黄袍，在沪办事。伊并无分身之术，而被诬如此，百喙难辞，只好来生图报等语。⁽⁷³⁾

按“新泾司钟老爷”，即新泾巡检钟集祥；“丁大老爷”，即吴县知县丁国恩。周立春的话在官看来难免有“逆匪狡狯”的一面，但至少反映了他本人投机观望、两面依违的情态，更说明他与上海小刀会的关系，绝非我们惯常所认知的那样。平情论之，这种“狡狯”符合周立春作为农民出身的乡里强人的本性。他的行事风格，明显不同于徐耀这样的土著会党，也不同于王国初、李少卿这样的客籍游民。八月十五日，据松江府禀道：“卑署府当已遣人前往剀切晓谕，劝令投诚自效，免其治罪，果能杀敌立功，一体保奏请奖。及反复开导，该犯颇有悔罪之意，现在已与闽、广匪徒绝迹。其意终虑到官治罪，不肯自投。”⁽⁷⁴⁾不久，青浦县城被陷，周立春终于选择了铤而走险的一条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一条不归路。⁽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