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前后张之洞对日联络渠道
不少论者在定义张之洞后期外交的性质时，习用“亲日”立言，对其与日联络的具体渠道和实际作为却较少着墨，使得“亲”或“如何亲”均不得安稳落实。其实，如从地方大员赖以维持的人际网络与现实可利用的外国资源着手，更容易理解他们在外交上的进退取舍。张之洞倾心联日的渊源，可追溯至1897年末和1898年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佐神尾光臣（1855—1927）、大尉宇都宫太郎（1861—1922）相继访问湖北。关于张氏对日人先避后迎的微妙情态，先行研究描摹已详，其据以电奏，提出联交之请，却未得到清廷的允准，这与日人意图不明直接相关，同时也有畏惧俄国的潜因。在与来华游说的日本军官接触过程中，张之洞与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开始建立联系。(8)1898年5月，张之洞奉召入京，途经上海，与小田切有过两次交谈，后因沙市事件折回湖北，但仍派其主要洋务幕僚钱恂（1854—1927）在上海与小田切进行谈判。(9)戊戌政变后，小田切应邀赴湖北，与张之洞多次会谈，就政治改革、军事合作、派遣留学生、驱逐康有为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谈中，张之洞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地方军事改革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他虽有邀聘日本军事顾问的意向，但却是以日本政府驱逐逃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作为交换条件的。(10)当时日本国内第二次山县友朋内阁成立，外务大臣青木周藏（1844—1914）实行了“务实”的外交政策，不愿与清朝政府有过多对抗，尤其强调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对于受过迫害的改革人士的命运已不再那么关注。(11)在张之洞再三敦促下，日本政府加速了劝离康有为的工作。
由于戊戌政变的冲击，张之洞原拟次第展开的中日合作计划也受到影响，因此深叹：“中东联络大局，全被康、梁搅坏，真可痛恨。”1899年1月，他致电其时停留上海的湖北游日学生监督钱恂，指示“须与小田切询商者数事”：
一、神尾（光臣）练兵事此时断难具奏，可问小田彼尚有何办法。即使将来能奏，“参谋”二字亦必不许，只可名“总教习”。
一、大原（武庆）云武备书须两年方能译成，如何能待此时？拟多延日本极好武官数人来译武备书，人多可以速成，即可随时商酌武备事宜，将弁亦可时往请教。神尾亦肯来译书否？
一、小田（切万寿之助）在鄂面云，日本政府有复电，已允设法讽令康（有为）赴美。此时不知已行否？能催询之否？梁（启超）、王（照）诸人亦有去志否？
一、英议绅贝思福以鄂练兵二千为未足，欲在京城设参谋，意在练中国全国之兵，总署不允其参谋，令照原议办理。小田云，英必须联日本。此次贝赴日本，不知日本政府与议若何？议及英来鄂练兵之事否？望确询。(12)
从此史料解读，湖北省已着手进行延聘日本军官、翻译军事教材等工作，人选则颇属意曾经来访的神尾光臣，但借助日将“练兵事”，却不敢奏闻朝廷，可见张氏迫于政治压力的自我禁抑。当时英国议员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来华访问，同样有帮助“练兵”之议，(13)张之洞的反应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日本态度的左右。此外，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仍是心病，张之洞不满足驱逐康有为一人，继续向日吁求驱逐梁启超、王照并禁封《清议报》。
戊戌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政治地位引人瞩目，在国际上也声誉日高，南京、汉口俨然成为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凡日人访华，必到此一游，以与两总督晤面交谈为幸事。(14)在频密接触中与张之洞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的小田切万寿之助，曾向外务省发出机密报告，专门论证张氏其人政见及地位，所作评价甚高，以为“该总督学问渊深，见识透彻，被彼国士林仰如泰斗”“二十年以来，政绩卓著，吏治周慎，在此国地方官中罕有俦比者”。(15)如日本学者伊原泽周所论：“小田切这份关于张之洞的报告书，对日本朝野的影响极大，使外务省及东亚同文会认为可与日本交往的当时中国的高官中，除张外，似无他人。”(16)1897年5月，日本前司法大臣清浦圭吾（1850—1942）、内务次官松平正直（1844—1915）赴华考察，除访问北京外，还特意南下与张之洞会晤。(17)更为人知的是1898年秋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访华，其人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关系紧要，研究者多已注意及此。当年伊藤又曾南游，相继于10月13日、19日到访汉口和南京，与张之洞、刘坤一分别面谈。(18)他在汉口逗留数日，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省报告透露了会见的一些实情，特别提到“伊藤侯爵此次游历本地，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9)。其时政变结果已经揭晓，政治风向大变，地方官员将之与改革相连，唯恐有所牵连。尽管形势十分不利，张之洞仍表现出与日本联手做一些事情的愿望，而他事后致总理衙门电报中，对此事完全没有谈及。(20)除了与张之洞面谈外，伊藤博文还获赠《劝学篇》一书，似对张之洞的改革宗旨有所了解，并抱有一定希望。他在启程返国之际，曾特致一函，推许张氏为“中流砥柱”，寄望其能赞助变法自强，使清朝政府实现“一大英断”，补救东亚大局。(21)而张之洞本人时已形格势禁，不敢再走远一步。稍早前他与小田切会面时已倾述“艰窘情形”，复函伊藤又自愧“力薄权轻，才庸智钝，百忧丛集，寸效无闻”，当时所能措手的，也不过是向日本派出武备留学生，拜托伊藤“附赐关垂”而已。(22)
1899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福岛安正（1852—1919）少将(23)来华游历，在武汉相继考察护军营、自强学堂、工艺学堂、汉阳铁厂及枪炮局各处，在与当地官绅接触中，谈论话题涉及添兵、练兵、军备更新、内政改革、海外游学诸多方面。4月23日，福岛得到机会与张之洞密谈，劝说以：
一、以湖广、两江一致行动为急务；
一、于江阴、镇江等处筑造有威力之防御工事；
一、湖广、两江养成十万强兵；
一、劝说反对革新之权势人物赴海外游历；
一、勿中北京政府之离间计策；
一、酌减长江水师而多造水雷艇；
一、以此实力暗中迫使北京方面进行有益国家的紧要事业。(24)
上述建议除了有关军事改革外，不乏如江、鄂一致行动，施压于中枢此类具有政治意味的内容。政变以来，张之洞一直心存顾虑，对福岛的策动仅漫应之，此后便安排亲信属下张彪、汪凤瀛等人与之周旋。
另一位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并在外交层面带有特殊民间色彩的日本重要人物，是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25)东亚同文会成立后，制订出雄心勃勃的对华事业发展计划，将重点放在中国东南部长江流域一带，这里作为日本经济利益最集中的区域，也是刘坤一、张之洞两总督的辖区。近卫笃麿重视与“南方有力者”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考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经营事业的方便，要不时与支那官吏打交道”(26)。1899年近卫笃麿出访欧美各国，归途中顺访中国，先后游历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苏州等地。由于张之洞固执于驱逐维新党人，引起近卫微嫌，两人的初次会面不算投机。面谈结束时，近卫似仍感觉意犹未尽，在日记中写道：“据其谈话内容，不愿涉及外交问题，一切答问皆以平常言语应之，将来恐无机会再开谈绪。此后无话离席。余所以深感失望正为此也。……无论如何，较之刘坤一，张氏之见识显然拙劣数等。”(27)尽管如此，张之洞仍然被定位为东亚同文会开展在华事业的重要协作者，而相应地，“与康梁派的冷却化处理，也正是为了增进和这些南方实力人物的政治连带”(28)。如果注意到两人订交的后续，最直接的一个成果，就是张之洞长孙张厚琨（1881—1911）实现赴日留学，近卫笃麿本人不仅是他所在学校学习院的院长，也充当了他留学生活的监护人。(29)此外，湖北陆续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及教育、军事考察人员，也常得到近卫的照拂。(30)
综上，庚子事变前张之洞与日联络的几种渠道已可概见。自189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主动来华，张之洞与之建立联系，逐步展开有关军事改革的合作计划。此外，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也是张之洞与日本政府连线的重要渠道，中日合作与驱逐康梁两事，在戊戌后几乎成为相反相成的交涉主题。伊藤博文、近卫笃麿等日本政界要人相继访华，均与张之洞订立私交，尤其后者对湖北留日人员给予了不少关照。此一时期，张之洞对日活动相对较少通过驻日公使，不过庚子事变发生后，这种状况相应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