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寿富之死
甲午战后，鉴于内政外交的种种衰颓与失败，清朝士大夫渐渐认识自身旧文化的不足，思想灵敏者已觉悟到，只有考求西学、变法维新才能救亡图存，后世学人将此阶段总结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思想大转变时期”(112)。寿富出身于传统教育，同时受新学熏染，沾溉时风，“素研究西学，为满人中之佼佼者”(113)。面临世变，应时而动，因宗室的特殊身份，他预设的发言对象主要还是旗人。前揭《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类言论，固易引起变法同情者共鸣，然置于当时语境，已明显超前，时人有谓“文传诵，八旗人哗然，目以为怪”，“议者颇有异同”，“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指为妖妄者十人而九也”。(114)对于保守力量的反弹，寿富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与友人诗中“以此忤时贤，罪恶重邱岑，毁谤日纷腾，惟公鉴其忱”(115)等语，已显示处境之艰窘。然而，出于壮士断腕的心态，为实现某一远景，周遭讥弹也“慨然无所恤”了。故慷慨陈词：
终日呶呶，逢人强聒，取笑于自守之士，见病于持重之儒，不敢灰心，惟自隐痛。念我八旗之大，人才至多，世受国恩，天良未泯，苟知时局危急，必不忍坐而旁观。用敢不避讥弹，略陈大势。愿我兄弟思祖宗立功之勤，闵君父当局之苦，哀身家之莫保，念子孙之流离，雪涕奋兴，起谋王室，气运不难强挽，安危可望转圜。若惊为病狂，笑其说梦，一旦祸至，死无以对祖父，生无以保妻孥。蒙耻捐生，相胥及溺，然后始叹填海之苦衷，谅忧天下之先见，岂不晚哉！岂不痛哉！(116)
寿富向“八旗兄弟”提供的方案无异于自己革自己的命，观念上确带有激进性质，而付诸宣讲的姿态又过于强硬与急促，当时人遂有“奔走叫号，所至强聒，而一般士大夫率掩耳而走”(117)的印象。甚至连作为汉人的宋恕（1862—1910），也觉得寿富的自我批评过于严厉，委婉提醒不可尽摒旗人于知耻学会之外：“吾恐伯福君或亦稍存八旗人物不如汉族之见，其将轻量八旗而忽于搜访。……夫八旗进身虽易，亦岂乏遗贤？……伯福君其慎勿忽于搜访，当使八旗遗贤皆得列名参议，则斯会其庶日益光大，而耻之雪其庶有期欤！”(118)
此处欲申论的是，尽管针对八旗子弟发声，寿富关心的焦点，仍在一朝一国的变法图存，而非种族问题。质言之，新旧之争高于满汉之别。海外“新清史”学者拈出寿富言论，认为“他指出如果现在的朝廷更改革维新，八旗将延续自己的贵族统治。当然，其中暗示的是，如果中国被瓜分，清朝灭亡，旗人就将失去自身的特权地位”(119)。其实，如果不是倒放电影地看，戊戌以前满汉之间的种族之见和种族之界，并没有后来排满革命家宣传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很难认定寿富一类有关“满人问题”的言论，就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光绪二十二年（1896），友人毓俊离京赴山东，寿富赠诗云：
大风卷沧海，蛟螭撼神州。
我非百岁人，独怀千古忧。
妖氛山岳高，世道江河流。
人类闪风烛，王室实缀旒。
昂首望青天，掩涕思前修。
缔造仗轩昊，经营劳孔周。
此道亘古今，万物所共由。
一旦自我绝，岂非壮士羞？
君今适东鲁，驱车迈山丘。
路若经孔林，为我少淹留。
哭问墓中人，可知今世不？
苍穹若有知，此患何时瘳？
苍穹若无知，斯民何罪尤？
愿徼在天福，速生圣贤俦。
起佐我圣皇，布政宣鸿猷。
但恐鬼无灵，酣眠不肯休。
哀哉人道天，吾侪其壑沟。(120)
诗中感叹世道江河日下，神州岌岌可危，“缔造”需轩辕、太昊，“经营”需孔子、周公，寄望友人过孔子故里，代为哭问，并愿早生圣贤，辅佐皇朝，表现了忠臣爱国、回天无策的忧患心态。同为宗室杰出者之盛昱（1850—1899），晚岁赋诗陈说时事，亦向往“大破旗汉界”，意欲“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121)。寿富的“掩涕思前修”，与盛昱向黄帝认祖归宗，都少有区分满汉的种族意识，而上下一心、满汉协同的指向，是为驱逐“妖氛”、打赢黄白之战，这又脱不了中西竞争的大背景。前揭寿富遗嘱中“虽讲西学，并未降敌”一语，正充满了敌我判然而新旧夹缠的紧张感。近有学者在回应“新清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讨论满人在晚清国族建构中的态度和立场，最可靠的途径，是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但在辛亥革命前，可以看到的相关史料很少。”(122)尽管这些“声音”非常微弱、稀少，后人的释读也未必尽能一致，但欲逼近历史的真实，这一途径恐怕仍是有效且无法绕过的。
衡以新旧标准，寿富其人“固力主变法者也”(123)，然细究变法思想，实与康有为有所差异，一旦落实于行动，亦明显与后者保持了距离。陈寅恪有关于戊戌变法思想源流的一段著名论断，强调“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124)。这里指出了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张之洞等人，与从“今文”“公羊”中推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前文已就寿富与张之洞一派的政治联系有所交代，此处再引其致高凤岐一通信札：
强邻狎侮，几不齿中国于人类。练兵未成军，而习气已坏；筹饷未济事，而民生已困。讲西学者，未通一艺，先思叛教；讲中学者，墨守八比，即以为卫道。纷纷呶呶，将成党祸。推其故，只是好逸畏难，嫉才护短，自私自利之心多，尊君亲上之心少。圣教之废兴，人种之存灭，岌岌殆哉！
窃以为今日大势，非天下人心翻然改图，通力合作，万难济事。欲其改图，莫要于先使知惧。欲其知惧，莫要于周知外事。看似迂缓，实为要着。不然，门户相持，议论徒费，终日讲富强，以为非者，必百般挠乱；而以为是者，亦不能坐言起行。未定一尊，而外患已至。其为大患，不亦哀乎！史阁部以为舍练兵筹饷无人材，寿富亦以为舍开风气无政事。何今之士大夫，不思御侮之义，先去理会门户之异同！总由名誉富贵之说，深中乎人心，君臣大义，不伸于天下。一旦覆舟，吴越同溺，归之天命，天岂受过！(125)
此函札写作时间当在戊戌政变前，而已预料“党祸”将成，所谓“门户相持”“先去理会门户之异同”云云，盖指附会《公羊》“三世”“三统”说以为变法张本的康有为而言，主张“知惧”“周知外事”，不出引援西学西法以“改图”的范围，而他有志调停中西之学，怀抱“兴圣教”“存人种”的愿望，亦非由狭隘的满洲本位使然。
寿富屡言“尊君亲上”“君臣大义”，在变法图存同时不废纲常，恪守伦理。世人知其“恳恳忠爱，原本义理之学，不同世之号新法者”(126)。张謇赠诗有句云“商量旧学成新语，感慨君恩有父风”(127)，说的就是寿富与其父宝廷糅合新旧、忠君爱国的特质。早在甲午战时，他即与吴保初约“城破同死”。选择死，对他来说，并非一件难事。高凤岐记：
太史自马关议成后，日夜涕泣，倡新学，冀以雪国耻，乃今仅以一死自洁其身，此岂其生平之志者！然上足以报太祖之灵，下足以塞守旧之口矣。(128)
至庚子事起，寿富对戊戌年之蒙召对仍旧念念未忘，绝命词尚有“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愧此生”句。其个人的出处选择仍以光绪帝安危为转移，不忘“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既不满于守旧仇外，又严守于中外界限，求两全，而两难全，只能以一死明志。陈垣尝指出“臣节者，人臣事君之大节”，故古代“忠于君即忠于国。所谓忠于国者，国存与存，国亡与亡”。(129)在寿富这里，是将君/臣关系与个人/国家等同视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民族主义研究，受晚清以来趋新派，特别是革命党人观念的影响（虽然主要是无意识的），多喜指责昔人只知忠君而不知爱国，实际先存将君与国分开的“共和”成见。(130)任何国家都有其主权象征（the sovereign symbol），在君主国或君主时代，君王就是国家最主要的主权象征，就清朝而言，无论对满或汉，皆然。
君权的至上性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使得在观念中以国家为至上的变法维新，其实际过程多依傍君权为捷径，然而同样“尊君权”，相似外表下却可能是不同内核。戊戌后有“保皇会”名目，光绪所象征者已不在君权而在维新。庚子年康有为撰文驳斥“后党”，以为“即孙文议论，亦不过攻满洲，而未尝攻皇上”(131)，言下已分“满洲”与“皇上”为二事。尤其反讽的是，当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寿富为报“君恩”选择毅然殉国，差不多同时，在沪上召开以“勤王”为宗旨的中国国会，已有更趋激进的汉族士人如章太炎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会”的号召，并专门点出寿富其名：
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岂为昏庸躁妄之人言耶？(132)
章太炎并不否认寿富之流“材智逾众”，亦未抹杀其言论中的趋新成分，但在清廷已不可恃的整体判断下，满汉对立已经压过新旧之辨，在此意义上，寿富的“新”反而成为一种暧昧的存在，恰恰强化了对于满人的负面化认知。不久后，章太炎又有沉痛申论：“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嬉亦甚矣。”(133)诚如杨国强揭出，进入20世纪后，在近代国家观念冲击下，君权与国家的同一性渐渐失去，君权既已不能承载国家，“民权”之说遂起，又因清代君权是满人的君权，观念中的国家与君权（朝廷）分离，进而从君权里牵出种族，唤起了本已静蛰的满汉之辨。(134)由庚子年的“奇变”，到辛亥年的“革命”，实有内在脉络可循。经历过清末民初世变的孙雄，后来忆及寿富作于丁酉（1897）的《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即将之与庚子、辛亥事相勾连，他的观察为寿富那番“晚哉”“痛哉”的感喟，做了最好的旁注：
余丁酉居京时，见其《告八旗子弟书》，中有句云：“民权起，而大族之祸烈；戎祸兴，而大族之祸更烈。”所谓“大族”者，即指八旗，亦若逆知庚子之变与去年革命之事者。(135)
清末十年“排满革命”别成一帜，种族之争超越新旧之争，当保皇、革命两派对峙激辩之际，原厕身于变法维新行列的满族改革派，已经退出言说的舞台，被完全推到了“被革命”的那一端，失掉了面对公众的话语权，当天地翻覆、泥沙俱下之日，唯有接受被审判的命运。(136)而寿富已于庚子年以身殉国，无缘看到身后的一切。幸欤，不幸欤？
(1)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线装书局，2003，第151页。按绝命词系据原件影印本过录，此诗有多个版本，文字微有异同，另见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第115页；吴庆坻《蕉廊脞录》，“寿富殉节前之书诗”条，中华书局，1990，第102—103页。
(2) 龙顾山人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卷二十三，“两祭酒及宝竹坡二子”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966页。
(3)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四十五（上），中华书局，1989，第13页。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15页。
(4)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中华书局，1982，第347—350页。
(5) ［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李恭忠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0、65页。
(6)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赵舒翘、寿富绝命辞”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38页。孙雄：《诗史阁诗话》，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3983页。
(7) 《清史稿·寿富传》作“隶正蓝旗”。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八，列传二百二十五，第42册，中华书局，1977，第12779页。而据《爱新觉罗宗谱》，其父宝廷以舒尔哈齐子孙编入镶蓝旗，见《爱新觉罗宗谱·丁四》（16），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8189—8190页。今依此。
(8) 济尔哈朗为清显祖宣皇帝爱新觉罗·塔克世第三子，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弟。按清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下诏，规定以清显祖直系子孙为“宗室”，其余伯叔兄弟旁支子孙称“觉罗”，分系黄、红带子，以示区别。宗室爵位分十四等：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据世降一等的袭爵方式和嫡庶有别原则，有宗室无法取得爵位，其被称作“闲散宗室”，赐四品顶戴、武职补服，但无四品实职。
(9) 据《爱新觉罗宗谱》，宝廷有四子，长子文富（1863—1864）、四子康寿（1882—1887），皆早夭，次子寿富、三子寿蕃（原名富寿），由正室诺络氏所出，分娶崔佳氏，即内阁学士联元之二女。见《爱新觉罗宗谱·丁四》（16），第8189—8190页。寿富撰《先考侍郎公年谱》载宝廷四子分别为：寿富、富寿、寿康、康寿。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342页。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记寿蕃作“寿薰”。参看《林琴南文集》，中国书店，1985，据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年（1916）《畏庐文集》影印，第36页。
(10) 前揭《清史稿·寿富传》谓“光绪十四年，成进士”，误。
(11) 宝廷著，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37页。
(12) 寿富记其事：“（光绪八年）十二月上，途中买妾，自行检举。……（九年）正月公罢职，纳妾汪氏。”见《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390页。
(13) 资料来源：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341—342页。
(14) 狄葆贤著，段春旭整理：《平等阁诗话平等阁笔记》，凤凰出版社，2015，第30页。
(15)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谓：“晚清八旗诗人，当推（偶斋）第一。”参见宝廷著，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前言，上册，第2页。
(16) 王揖唐著，张金耀点校：《今传是楼诗话》，“宝廷送张之洞诗”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324页。时多有“清流四谏”之名，具体何四人有异说。（参看王维江：《“清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39—40页）查张之洞《拜宝竹坡墓》诗有“翰院犹传四谏风”句，则其自我认知中，与宝廷当在“四谏”之列。参看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555页。
(17) 宝廷典试福建差竣后，以在途纳江山船妓为妾去官，是当时轰动朝野的一桩“韵事”，时人多乐道之，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刘体智《异辞录》、郭则沄《十朝诗乘》、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等都有记载和评述。又，后句一作“只爱风流不爱官”。参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同治朝卷》十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1926页。
(18) 最早对宝廷寄予同情、表示理解的是“清流”同人陈宝琛，其《哭竹坡》诗有云：“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千里诀言遗稿在，一秋失悔报书稀。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8页）指“酒醉误倚江边花”，实际是对鱼烂政局的“大梦先醒”，“镜机”而退，是一种求隐避祸的“阳狂”之举。据宝廷诗文对其自劾罢官的心理解释，可参考《偶斋诗草》上册，前言，第24—25页。
(19) 宝廷晚岁致函张之洞谓：“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眈眈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著一语者。”（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358—360页）寿富撰《先考侍郎公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条，可与复按：“是岁得某氏天文说，盖主西法者，其叙有曰：‘推步之术，圣人多疏，而西人反密者，圣人有所不知也。’公惕然曰：‘不出百年，将有谓孔氏非圣人矣。’遂取西人之说，日夜研究之，往往自夜达旦，有所得，虽眠必起纪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393—394页）按“李某”“某氏”，应为李善兰。宝廷对“天学”大感兴趣，有与西人学问争胜的企图，而其方法有较强的理学气味。
(20) 林纾记：“庚寅（1890）之春，纾与公子伯茀游昆明湖归。是日，公亦适归自西山，相见于行馆。公曰：予五稔三丧，今复自患呕泄，且殆。若果间岁有凶，则余家人亦易尽耳。”参见《偶斋诗草》林纾序，上册，第2页。
(21) 这方面记载颇夥，如“公夙有父风，靖默莫见喜愠，然每及忠孝事，则凛然动色，盖成童时已然，见者识为伟器”“宝廷罢官早，家贫甚，性癖泉石，寿富事父能委曲以适其意旨”。参见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第12779页。
(22) 陈衍：《石遗室诗话》（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6页。
(23)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册，中华书局，2008，第514—515页。
(2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8，第2500页。
(25) 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十九，第13719页。按“通州张季直”，即张謇。
(2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72页。
(27) 胡思敬：《驴背集》，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13页。
(28)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
(29) 赵炳麟：《寿太史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1288页。按寿富身后追赠侍讲学士，故称“太史”。
(30) 吴保初，字彦复，一字君遂，安徽庐江人。父吴长庆，为淮军名将。光绪十年，以荫生授主事，分兵部学习。曾从宝廷学诗。有谓：“彦复出竹坡门下，有《送沈子封太史入都》诗，其末句云‘西风落叶长安道，倘遇唐衢为寄声’，盖谓伯茀也。”参见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寿富遗诗”条，第54页。章士钊记：“（吴）素善寿伯茀学士，庚子鞭墓之役，伯茀死难，君益无聊，余与君相识愈稔。”见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1925年7月18日。
(3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四十五（上），第13页。寿富有《送任父之申江》诗：“飞絮乱晴烟，飞花扑绮筵。春风一回送，飘泊去南天。夫子青云器，高吟白马篇。空劳贾生哭，不荐祢衡贤。长揖辞京国，扬舲指媚川。海云愁望阙，岭树引归船。宝剑终腾匣，明珠暂伏渊。江湖闲岁月，好自惜华年。”（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79页）据《饮冰室诗话》“余丙申出都，君有赠诗，不能全记忆，今从北山楼集得其原本，亟录志感”云云，可知此诗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32)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第12779页。
(33) 宗室寿富来稿：《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总第1851—1854页。并见《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181—183页。
(34) 赵炳麟：《寿太史传》，《广清碑传集》，第1288页。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
(35) 吴汝纶著，宋开玉整理：《吴汝纶先生日记》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337页。
(36) 苏州来稿：《苏学会公启》，《时务报》第三十三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强学报·时务报》第3册，总第2264页。并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11页。
(37)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8页。丁叔雅（1869—1909），名惠康，号惺安，广东顺德人，丁日昌之子，时任户部主事。
(38) 梁启超附记：“吾友寿君伯福乃宝竹坡先生之令子，殷忧时艰，首倡此会，于京师闻旗、满诸名士及首善士大夫集者颇众，此实中国自强之本务也。寿君自序及会章等别见会报中。”两篇叙文及《知耻学会总章程》，均见《强学报·时务报》第3册，总第2705—2707、2761—2764页。
(39)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241页。
(40) 《高凤谦致汪康年函》十八，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35页。
(41) 对该学会基本情况的介绍，参看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与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第370—373页。
(42)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43) 参看李宗侗：《跋寿伯茀与张文襄书并述竹宝坡父子》，原载《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5月），收入《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第496—499页。
(44)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第十六、二十三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264，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第53页。按张彬为张之洞三兄张之渊次子；寿富时为举人，故称“孝廉”；“王筱航”，王照，直隶宁河人，礼部主事；“蒋艺圃”，蒋士芬，直隶蠡县人，吏部给事中；李桂林，直隶临榆人，翰林院编修；“李玉坡”，李荫銮，直隶景州人，军机处领班军机章京；“李慕皋”，李念兹。
(45) 以上两段均见《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档号：甲182-456，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第63页。按张检为张之洞长兄张之长子，吏部候补主事。因张彬此时离京，张之洞改发电给张检。
(46)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5页。
(47) 转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79—80页。按“孙燮臣”，孙家鼐；“许竹筼”，许景澄；“黄仲弢”，黄绍箕。
(48) 同折保举名单包括：江宁布政使袁昶、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张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寿富。《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档号：03-0296-2-1224-175。廖寿丰原折未见，据《清史稿·寿富传》，廖折有“才学堪大用”等语。
(49) 名单包括：直隶编修严修；江苏知县狄保贤，助教崔朝庆，举人宋梦槐；安徽举人程先甲；湖南庶吉士熊希龄、唐才常，附生戴修鲤；广东主事曾习经，附生徐勤，监生罗普，附生欧榘甲，监生韩文举；浙江知县夏曾佑、汤寿潜；满洲庶吉士寿富。（《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95页）茅海建认为该保荐案很可能由康党操作，其中多为康党或与康党有关系的人士。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541页。
(50)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51) 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恤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文海出版社，1977，第83—84页。
(52)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其五《附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9—10页。“实甫”，华学涑。
(53)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416页。
(54) 赵炳麟：《寿太史传》，《广清碑传集》，第1288页。
(55) 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徐荫轩”，徐桐。
(56)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57) 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清史稿·寿富传》谓“著《日本风土志》四卷献上，召见，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漏三下始退，上器之。政变作，遂杜门”。而据王照记载，十月间寿富尚在东京，回国必已在戊戌政变发生后。“召见”一说，恐不确。
(58) 联元，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进士，历官安庐滁和道、广东惠潮嘉道、安徽按察使，光绪二十五年补内阁学士。事变后获昭雪，予谥“文直”。有二女，分适寿富、寿蕃兄弟。
(59)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系“录庚子十二月初四日《中外日报》专件”，原注“北京来稿”，收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49—150页。同文另题《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记》，收入佚名编著《庚子回銮始末记》，《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第223—225页。
(60)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468页。
(61)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孙雄《诗史阁诗话》也提供类似说法：“伯福既常居岳家，以诗酒自晦，间为联元说时局大势，联甚韪之。拳乱起，联元力陈拳不可恃，遭骈戮。伯福痛其外舅之为己而死也，则大恸。”《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62)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63) 以上各段见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05、106—107、109、113—114页。华学澜（1860—1906），字瑞安，庚子前后在京馆于舅氏侍郎华金寿家，金寿子学涑（字实甫）从而问业。事变起，金寿典试福建途中病故，学涑奔父丧，学澜代为守家，“处事镇定，恩威并施，迥非常人所能及”。见华学澜《辛丑日记》陶孟和序，商务印书馆，1936，第1—3页。
(64) 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3980页。
(65)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66)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
(67)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其五《附记》，《近代稗海》第1册，第9页。
(68) 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14—115页。
(69) 以上两段均据原件影印本过录，见《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1页
(70) 郑孝胥，字苏龛，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举人，时居张之洞幕，充芦汉铁路南段总办。
(71) 卓孝复，字芝南，福建侯官人，光绪八年举人，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杭州知府、荆宜施道等。
(72) 高凤岐，字啸桐，福建长乐人，光绪八年举人，佐方家澍治秀水、桐乡等县，官至梧州知府。
(73) 方家澍，字雨亭，福建侯官人，光绪八年举人，十八年进士，浙江秀水知县。
(74) 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时居杭州，掌教东城讲舍。
(75) 康咏，字步崖，福建上杭人，光绪八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后归里，任潮阳东山书院山长。
(76) 宝廷著，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林纾序，上册，第2页。
(77)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伤寿富兄弟”条，第47页。
(78) 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391页。陈诗《江介雋谈录》“康步崖舍人诗”条：“宝（廷）门多当代豪俊，闽人则有郑苏堪廉访、陈叔伊学部、林琴南主政、康步崖中书（咏）、卓芝南观察（孝复）、高啸桐太守、方雨亭大令（澍），浙人则有夏涤庵主政（震武），皖人则有吴北山法部。”（《国风报》第一年二九号）参看汪辟疆撰，王培军笺证：《光宣诗坛点将录》下册，中华书局，2008，第74页。
(79) 寿富：《广化寺红叶歌》《陶然亭送方雨亭、康步崖》，见马协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48—149页。
(80) 《清史稿·寿富传》：“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与弟妹共三人闭门自经。”（《近代稗海》第1册，第10页）胡思敬《驴背集》：“已闻城陷，合室相聚投缳，寿富体胖悬绝，富寿掖上之，复为二妹一婢从容理缳，后乃自缢。”见《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4页。
(81)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82)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7页。
(83) 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恤录》，第83—84页。
(84)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7页。
(85)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86) 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402页。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其五《附记》，《近代稗海》第1册，第10页。
(87) 华学澜：《庚子日记》，第115页。
(88)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49—150页。
(89) 傅兰泰，字梦岩，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以主事分部学习，官至度支部侍郎。
(90)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71页。
(91) 高而谦，字子益，福建长乐人，举人，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历官外务部右丞、四川布政使，民国后官至外交部次长。
(92)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第47页。郑孝胥对寿富遗族的关照是长期的。直至1937年11月，即郑去世前一年，日记中尚有“寿伯茀太太来访，诉穷困之状，余允为设法”“访寿太太，并见仲华、季华”等记载。见《郑孝胥日记》第5册，第2695页。
(93) 林纾：《剑腥录》，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中华书局，1959，第536—578页。
(94) 林纾：《祭宗室寿伯茀太史文》，《偶斋诗草》下，第942—944页。
(95) 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37页。
(96) 《谕内阁着军机处核奏续查殉难官员第五次恳恩赐恤单悉予表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436页。
(97)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8页。
(98) 《致济南张藩台》，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庚子第六十七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74。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辰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三函第十三册，档号：甲182-219。转引自茅海建：《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第7页，注释2。
(99)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2页。
(100)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1页。吴庆坻记此事类同，并说明有“闽卓观察孝复以付石印传于世”。见《蕉廊脞录》，“寿富殉节前之书诗”条，第102页。
(101) 落款作“长乐高凤岐附志。寓嘉兴天官牌楼”。《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49页。按高凤岐对寿富尽身后之责，曾多方搜求“故人遗稿”，吴保初作有《闻高啸桐来自京师，拟从问伯福遗稿，而病未能也，先以一诗简之》，即咏此事：“使君心事在杭州，曾佐戎机岭峤游。方喜鸿文能怖鳄，又闻花县迓鸣驺。孤孀存问经三辅，涕泗从知隳九州。见说故人遗稿在，可堪先许茂陵求。”汪辟疆撰，王培军笺证：《光宣诗坛点将录》下册，中华书局，2008，第460页。
(102) 据罗继祖谓：“其诗广雅辑入《思旧集》，已刻行。其遗稿存达挚甫寿所。二十余年前，先祖从恩咏春华求得之，谋为整理付刊，计有《读书札记》《读三国志札记》《春秋释义》《伯茀识小》《因话录》《患斋待质录》《易学启蒙浅释》《天元方程算草》及诗文若干首，率属草未竟，抄胥移录，亦多误字，遂搁置之。先祖谢世，咏翁独索其诗去，而以整理遗稿事委予。予旅食东瀛，携在行箧，稍加整比，亦未竟事。”（《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第236页）按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谓寿富“所为诗多散佚”，而张之洞生前所辑《思旧集》（民国十七年苍桧簃刊本），为故旧师友十六家诗选，即包括了“宗室竹坡侍郎宝廷及其子伯茀太史寿富”，其去世前夕尚致函电于弟子促刻此集，“谓恐负死友也”。（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80页）至于遗稿部分，几经辗转后为罗继祖“先祖”即罗振玉所得，并经由本人整理，则流传有序，应属可信，惜至今未见刊行。
(103) 此跋作于“宣统庚戌二月壬寅”，见《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75册，第141—142页。按夏震武（1854—1930），号涤庵，浙江富阳人，同治十二年举人，为宝廷典试浙省时所取士，以理学著闻于世，亦为宝廷所重。其记：“竹坡先生弥留之际，瞿然曰：‘斯人若死，吾道绝矣。’家人问为谁，曰：‘涤庵也’。”参见《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序》（庚戌），王波编：《夏震武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40—241页。
(104) 陈宝琛：《闻伯茀寿富仲茀富寿兄弟死耗》，《沧趣楼诗文集》上册，第38页。
(105) 张之洞：《拜寿伯符翰林（富）墓》，《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556页。
(106) 吴保初：《哭伯福学士》，《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4594页。
(10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72页。
(108) 陈衍：《石遗室诗话》（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96页。
(109) 郑孝胥：《伤寿伯茀仲茀》，《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十八，第12950页。
(110) 按北京内城八旗驻居分界，镶蓝旗驻地“自瞻云坊（西单牌楼）至宣武门，自金水桥西至城根”，位于京城西南隅。参看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81—182页。白庙胡同（今复兴门大街北），即在其界址北首。
(111)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伤寿富兄弟”条，第47页。
(112) 华学澜：《辛丑日记》陶孟和序，第3—4页。
(113) 李宗侗：《跋寿伯茀与张文襄书并述竹宝坡父子》，《李宗侗文史论集》，第498页。
(114) 赵炳麟：《寿太史传》，《广清碑传集》，第1288页。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
(115) 寿富：《送赞臣之山东（之一）》，《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6），第146页。
(116) 宗室寿富来稿：《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总第1851页。
(117) 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118) 宋恕：《书宗室伯福君（寿富）〈知耻学会叙〉后》（原载《经世报》一八九七年九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278—279页。
(119) ［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第60页。
(120) 寿富：《送赞臣之山东（之五）》，《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6），第147—148页。毓俊（1850—？），字赞臣，隶满洲正黄旗，举人，著有《友松吟馆诗钞》。
(121) 盛昱：《题廉惠卿（泉）补万柳堂图》，《郁华阁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总第225页。沈松侨以为作者企图从“黄帝”身上寻得祖源记忆，其目的在“融合满汉，以铸造一个超越满汉族群界限的更大的认同对象——中国国族认同”。参看《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卷，1997年12月。
(122) 定宜庄：《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第309页。
(123) 龙顾山人纂：《十朝诗乘》卷二十三，“两祭酒及宝竹坡二子”条，第966页。
(124)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67页。
(125) 吴曾祺编：《历代名人手札》（三），西苑出版社，2003，第460页。
(126)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127) 《赠宗室伯茀庶常寿富》，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5卷（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109页。
(128) 《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49页。
(129)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臣节篇十二》，商务印书馆，2013，第188页。
(130) 参看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序论，东大图书公司，1998，第7页。
(131) 《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1900年10月），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79—285页。
(132) 章太炎：《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56—57页。
(133) 章太炎：《来书》，原载《中国旬报》第十九期（庚子七月十五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2013，第605页。
(134) 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302、309页。
(135) 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136) 兹举一例，前揭宋恕《书宗室伯福君（寿富）〈知耻学会叙〉后》指名的“八旗遗贤”之一贵林（？—1911），满洲正红旗人，与浙士人游，有贤名，“其谈百氏，论时务，则达儒墨之要，洞欧亚之故，至目为“今孔子”。当辛亥鼎革之际，贵林为杭州驻防旗营协领，代表署杭州将军德济与军政府谈判，遭拘拿枪决。关于贵林之死与种族身份的关系，可参沈洁：《从贵林之死看辛壬之际的种族与政治》，《史林》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