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负数责的“留日学生监督”

二、身负数责的“留日学生监督”

出任留日学生监督是钱恂与日本结缘的关键，而两者渊源还可以往前追溯。光绪二十三年（1897）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佐神尾光臣造访湖北，张之洞命钱恂等人与之周旋。⁽²⁴⁾钱恂与日本人初次打交道，即扮演了张氏代理人的角色。二十四年（1898）四月，张之洞奉召入京，途经上海，因沙市事件不得不折回，但仍派钱恂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接触，此后处理沙市事件的实质性谈判，也是由两人在上海完成的。⁽²⁵⁾

任事湖北时期，钱恂对地方维新运动多所赞画，他后来也颇以此自矜，谓“恂当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庚子数年，颇有功于开官智”⁽²⁶⁾。其“开官智”诸功劳之一大端，或即促成实现湖北学生留日计划。如其妻单士厘所言：

盖留学日本之举，为外子所创议，而以幼楞（钱滮，钱振伦子，即钱恂堂弟）为先导。外子每自负，谓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输入中国，而突过三四十年曾文正国藩之创游美学生议，沈文肃葆祯之创游英法学生议，而开中国二千年未开之风气，为有功于四万万社会，诚非虚语。⁽²⁷⁾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湖北定议“派学生游学日本”。⁽²⁸⁾第二年（1899）初，钱恂奉命前赴日本，接替张斯栒，成为第二任“游学日本学生监督”⁽²⁹⁾。考察这一任命的背景，应注意戊戌前后张之洞对日关系日益紧密，需派员在日代办事务，就此类人员素质而论，亲信、能干两项缺一不可，钱恂确为较合适的人选。而更关键的是，钱恂出任留日学生监督，是由日本人首先主动提议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1898年9月10日），张之洞致总理衙门电称：

接日本总领事小田切自日本来电云，湖北与日本所商派学生赴东及聘各种教习来鄂各节，望速遣知府钱恂赴东一行，以便面商。并云，此系外部令其发电，应即作为外部之电，等语。查钱恂已遵旨赴京，日内计已到。鄂省本与日本议定即派该守带学生前往。今外部催其速往，可否于召见后，即令该守速回鄂，以便赴东，至祷。应否代奏。请钧署裁酌，并传知该守。⁽³⁰⁾

当时，钱恂尚在京预备召见。由此电文，可知日本政府对钱恂的重视以及寄望之殷切。本年末，钱恂停留上海、预备赴日期间，已代表张之洞与小田切交涉派遣留学生、聘请日本教习、翻译武备书，以及驱逐康、梁离日等事务。⁽³¹⁾到日就职后，更成为湖广督署与日本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等机要部门联络的中介。

钱恂身后多以外交家名世，早期作为薛福成随员出使西欧，可谓外交仕途的初步，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相继奉使荷、意两国，达到外交生涯的顶点。但若细究，其真正开始独当一面、发挥外交才能，却是在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任上。虽名为“学生监督”，钱恂却做了许多超出名分的事情，在某些特殊时期的作用甚至不亚于清朝驻日公使。除具体操办留学生业务外，又受托在日本延聘军官、技师，购买军火物资，事无巨细皆一手经理。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之洞长孙张厚琨入日本学习院留学，次年四月间长子张权又赴东京游历，他们在日学习、生活诸多事项均由钱恂负责，张权致信东亚同文会近卫笃麿会长，言及“诸事有钱监督在”⁽³²⁾，绝非谦辞。

庚子事变发生后，钱恂认定“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故代张之洞与外务省沟通，为促成“东南互保”不遗余力。⁽³³⁾当时外国驻京公使的安危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曾提出一大胆办法，试图由张之洞渠道，劝商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兵北上，入京解救各国公使。钱恂第一时间向国内转达，并提出：

北事危迫，一旦兵临城下，其祸不堪设想。倘乘敌兵未集，能有重臣先定内乱，略更政局，以释众怼，可保两宫不惊，左右无事。此外要挟权利，尚易着手。公与合肥（李鸿章）、新宁（刘坤一）岩疆重镇，断难轻动。惟有电商袁（世凯）抚专函密达荣（禄）相，劝荣自请督师退敌，一振朝权，乃商抚局。即办不到，而荣相离险，终胜坐困。此侥幸万一之策。⁽³⁴⁾

换言之，即由三总督联络袁世凯，策动荣禄发动政变，从保守派手中夺权，其政见相当激进。张之洞坚持“外兵断不敢言入京救使”，不敢用此冒险做法。⁽³⁵⁾此外，钱恂又建议南方督抚联名派出专员，邀请在京公使南下驻息，以为外交缓冲，张之洞复电表示赞许：“联邀各使以续邦交，极是。”⁽³⁶⁾其后，东南督抚就此往返电商，只因事属一厢情愿，也无结果可言。⁽³⁷⁾

除与外务省交涉外，钱恂与陆军参谋本部关系密切。其后来尝回忆说：“时稚樵正滞日本，与彼参谋本部尤稔，其临时来华征匪之司令官福岛安正又旧友，故获知战情较详。”⁽³⁸⁾新近公刊之参谋本部大尉宇都宫太郎（1861—1922）日记，记录了钱恂在日相关言论。7月6日记：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除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再行募集三千名。又言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³⁹⁾

张之洞欲“厚置兵力”，缘于义和团兴起后湖北地方局势变化，日记中提及添兵、募兵、招聘军官各节，可与致钱恂电报对勘。张之洞有电云：

都下事种种难解，总署换人，大局难料，日本参赞，被董军戕，中东成衅，奈何？鄂省拟添兵二千，吴镇、张游击等已略看军队否？此时日人相待情形语气如何？若再募日本两大尉有妨碍否？速公同筹议，电复。⁽⁴⁰⁾

按“募日本两大尉”是中日合作军事改革的内容之一。“吴镇”，总兵吴元恺，“张游击”，游击张彪，均为当年赴日本考察军事人员。庚子事变发生后，张之洞拟添军弹压地方，苦于缺少将官，故急电将两人召回。又因“长江弹压需械甚众”，故指示钱恂商办从日本进口军火。⁽⁴¹⁾但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上表现得小心翼翼，加入列强联合军事行动后，严守一致行动原则，就对华武器禁运问题，尤不敢独持异议。军火求购迟无进展，张之洞曾吐露当时的困境：

鄂弹无药，沪局亦缺，大局沸腾，事变难料。鄂无强兵，岂能存立？联如何联，助如何助？⁽⁴²⁾

钱恂在东京充当了张之洞代办人的角色，但向日本人传话时却有自行发挥的嫌疑。细绎前文“或会设立新政府”，并非张氏本人语，更多属于钱恂个人心态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