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简短的结语

通过对李鸿章在庚子年北上过程的考察，本文意在厘清以下史实：一、庚子事变发生之时，李鸿章固已不安于位，但出于自我禁抑，对清廷中枢之政策不敢轻易发言；与此同时，盛宣怀等人积极策划奏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唯此建议正式发出之前，清廷已旨召李鸿章“迅速进京”，意在令其当外交要冲，而几乎在李奉旨同时，大沽炮台失守，中外战衅已开。二、李鸿章奉召之初，已做出北上的实际部署，但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考其暂缓北上的主因，除了顾虑朝局混乱、“国是”未定可能造成对己不利，也有来自外部即列强方面的强大阻力。三、李鸿章最早向日本政府做出外交试探，但反应冷淡，然后转向俄商，两者间互有利益诉求，政治合作关系进一步紧密化。四、李鸿章抵达上海后，长期停留，不肯立即北行，一方面由于津沽陷落后海路梗阻，另一方面也是应各国外部要求，致力于推动清廷护使、送使，等待政治形势变化，以图外交转圜。至得知许景澄、袁昶在京被杀，进一步坚定了延缓北上的决心。五、在沪期间，李鸿章曾与日本方面密谋派出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由日本兵舰护送北上，与奕劻、荣禄等中枢大臣秘密联络。日政府因虑列强反对，未予响应，其事未果。六、因东三省开战，李鸿章与俄国方面的联系中顿，加以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作用，李鸿章与日本关系被一度拉近，其与日本议员佐佐友房的沪上会晤，已为将来善后和谈预留伏笔。但李鸿章的“亲俄派”身份为日、英诸国所忌，其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在某种程度上，适与同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形成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