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德员来春石泰”
《姚锡光江鄂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95年11月28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6年10月26日）。先是，姚锡光（1857—1921）经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用，入南洋筹防局办事，后张氏回任湖广总督，又随同入鄂，委充湖北武备学堂总稽查，前后时间跨度近一年。姚锡光甫至江宁报到，受命办理的第一桩差使就是和德国军官合作完成的。日记初始记：
十月初旬，经练兵公所提调沈仲礼太守（敦和）知会，云制府将派德员来春石泰、骆克伯往看南洋炮台，拟派锡光偕往勘履。复于十月初九日，接筹防局沈爱沧观察函，知会此事，乃束装前去。(29)
按，甲午战时张之洞调署两江，奉办江南善后事宜，整顿、勘修长江一线各要隘炮台即首务之一，故“向外洋访延熟谙炮台之将弁数人，来江履勘筹议”，主要从事测绘定式、估价监造等工作。(30)日记中“来春石泰”，江南自强军统带；“骆克伯”（Robert Löbbecke），来自德国克虏伯公司的上尉工程军官。(31)据后者记载，1895年11月24日，他与来春石泰一同谒见张之洞，而“总督阁下至今尚未接见过德国军官”，换言之，他们二人应是张之洞本人最早直接接触的德国军官。(32)姚锡光前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治下的天津武备学堂执教，对军事业务较有心得(33)，所以一入张之洞幕府，即奉命与德国军官一道查勘南洋炮台。据其日记：“时同役者为德员来春石泰、骆克伯、朱礼琦（仲宾）、张敬泰（古岩）。”(34)
姚锡光于十月十二日（11月28日）到达上海，与来春石泰等人会合，同登“江清”号差轮，由吴淞、江阴而至镇江，一路查勘东海、长江下游炮台，至十一月初六日（12月21日）返回江宁下关。(35)启行第一站，姚锡光对来春石泰的观感即不佳，日记称：
洋员来春石泰，黠滑殊甚。屡向班统领言，为之向制府前说好话。班统领以其稠人中言之，有惭色，唯唯而已。(36)
“班统领”，记名总兵班广盛，时驻吴淞炮台。来春石泰的钻营习气，为姚锡光所不悦，而张之洞以高薪雇募此类德员，也被认为不值：“夫大府之乐用西人，不惜巨赀（来春石泰每月薪七百金，余以次降，南洋所用洋员四五十人，至少者亦三百余金），以其戆直也。黠贼若此，岂大府所及料哉！”(37)至于此次查勘炮台之行，姚锡光在日记中备述德人言行，并时有抨击之词，其主要不满有两个方面：一怂恿中国多购炮位从中攘利；二假测绘、建台等途径侵害中国军事。
在查勘宝山、崇明一带炮台后，来春石泰就炮台数量提出意见，引起姚锡光的异议。十月十七日（12月3日）记：“其应募来中国也，尤以包揽工程、代购枪炮为利薮。此次查勘炮台，念念在兹。故石头、崇宝两沙建筑炮台，最为其命意所在，以此处工最巨而炮最大也。”(38)来春石泰以多设炮位游说各台统领，其中不乏利害关系，姚氏也有所洞悉：“添购台炮，亦必添守台之兵，统兵官亦添出息，故亦为各路守炮台统领所乐闻。而来春石泰即以是饵各统领［狮子林炮台班统领谓须有十二尊大炮，彼言须有廿四尊大炮，崇明六炮台，王统领谓须有炮五六尊，彼言须有大小炮廿余尊］，各统领闻之甘如荠也。嗟乎！中国受外人欺罔若此，其何以支！”(39)
此后巡查沿江各炮台，来春石泰每至一处，即建议增设炮位，其中不乏言之成理者，也多有待商榷者。比如镇江象山炮台，来春石泰谓长江有事，敌船必于丹徒口登岸，要求于丹徒修台，以固象山炮台下游。姚锡光以此“殊属非是”，并分析说：
盖下游之下，复有下游。即以镇江论，守丹徒口矣，而丹徒以下仍有谏壁口、孩溪镇，皆可登岸直趋郡城南门。备多力分，转无把握，岂有沿江遍筑炮台之理？我苟扼要屯有劲兵，可四面援应，则炮台自固，郡城亦安。岂有沿江设守而能自全者？洋员盖意在中国多买炮位以自肥也。盖洋员(40)
又比如，来春石泰以为镇江银台山侧地方应予削平，置炮台、安炮队以固后路，姚锡光也予以反驳：
余以来春石泰之言甚属非是。盖来春石泰狃于中国炮台不能打后路之说，故此处所说宜设炮台以击上游东下之船。夫我炮台谓必能旋击上游，并兼顾后路，则可，而究必以击下游来船为主。今镇江钩（钓）鱼台地方，逼处银台山左侧，而银台山甚高，遮蔽东南，断无能击下游之理，且亦绝无能东顾郡城之理。盖专为击上游下驶之船而设，则无此办法。盖洋员之意，在怂恿中国多购炮位，彼得于中攘利，实堪痛恨！(41)
晚清时期购买外洋军火的渠道，形式复杂，前后情况也极不一致，但在八九十年代，多为由驻德公使代购或委托德国洋行购买。(42)一些德国教官确会作为中间人介绍生意，从中收取回扣，但从德国史料来看这类人只占极少数，“当时军火贸易并非谁都可以做的”(43)。目前也尚无证据表明，作为休职少校来华的来春石泰与军火生意商有瓜葛。但与其人共事过程中，姚锡光对外人“攘利”“自肥”的企图心随时注意，及见来春石泰、骆克伯禀复查勘炮台的禀稿，更予以揭露：“言山川形势，未始无是处，特意在中国多购炮位，实别有肺肠，盖图经手以自利也。”(44)
另一方面，德国军官深入实地，勘察、测绘长江地形，并参与筹划沿江海军事防务，也引起姚锡光的警惕。即以石头、崇宝两处建台论，德人建议“宜于石头，而不必于崇、宝”，他对此颇不以为然：“盖石头犄角崇明，为长江外户，崇宝犄角吴淞及狮子林等处，已为长江内户。今不御人于户阈以外，而御人于户阈以内乎？而洋员意在经营崇、宝，不知何心！”(45)
结束初次查勘后不久，本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1896年1月25日—2月9日），姚锡光再次奉命“偕德国游击雷诺往看长江下游炮台”(46)。德国炮将雷诺（Renaul）系“游历过华”，姚锡光则认为其来携有“为德国克鹿卜炮厂售炮”的目的，而一行随带全套照相工具，沿途“遍照山险真形”，用以详细测绘山川形势，他第一直觉相信“中国险要，尽入洋人掌握，纤毫毕露，可恨可恨”(47)。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西方新式照相技术的可怕之处，更揭露本国军事机密因此泄露可能造成的后果：
其所用照像器为走马照像家具，乃至精之器，照像极快，而得像极真，将来仍可以电光放大。我险要真形，彼可鉴及毫发，处心之深，积虑之远，我中国当道尚尔梦梦，倚若左右手。余明知之，而不能禁也。(48)
综上来看，在两次查勘炮台过程中，来春石泰等人带给姚锡光的印象相当负面。不止于此，姚锡光对于张之洞所聘德国军官总体评价都不高。他曾表示：“香帅创立自强军十二营，本意集良家子弟，练以德操，即以德员为将弁。无如应募来华德员弁多无赖，既不可驱策。”“洋人所教德操，亦颇不整齐，且驰马觅伎，逐日在外滋生事端，绝非善类。”(49)当时南洋各处炮台也雇用了一些外籍炮弁，经过实地查验后，姚锡光结论为“不足恃”：
林君为江阴、镇江各炮台委员中最不袒护洋人之员，深告以新炮台所用各洋弁有水兵，有兵丁，有游民，不明炮理，不知测量，大率来骗中国薪水，最为可恨。(50)
上述观察并非一面之词，当时一位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职员这样评论自强军中的德国人：
他们当中只有一两个人在德国军中有过正式官衔，其余的只有极低的职级，除了当教练之外，没有其他价值。……自从他们到南京之后，他们几乎长期生活在酣醉状态之中，很少时候宜于担任任何职务。(51)
在华外国人出于国际竞争，相互评价之际未免带有偏见和夸张，但来华德国教习的职业背景与业务素质存在问题也是客观事实。白莎特别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德人应雇来华的动机做过很有意思的考察，指出那些在国内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士官”（区别于“军官”）不远万里投身异国，不过是“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为自己创造新的机会”，而应聘自强军而来的三十五人均由民间招募，缺少前期准备，亦不被德国政府所重视，部分军官甚至不愿服从来春石泰的命令，以致内部矛盾重重。(52)
查勘使命完毕后，姚锡光先后两度上手折，向两江督署“禀复炮台事件，凡万四五千言”(53)。此外，他还屡向人陈说此行见闻，历数德人劣行，尤其集矢于来春石泰：
洋员来春石泰处心积虑，在为中国经手军火、包揽工程、安插洋员，且把持公事，借事招摇，异常恶劣，乃大府信任，予以统领之名，假以权势，实非中国之福。
来春石泰居心甚坏，其在中国居心在经手军火，包揽工程，安插洋员，实非中国之利。(54)
这中间或有以偏概全的成分，然所指“恶劣诸事”多系亲历亲见，不能算是无的放矢。自强军提调之一、同时为练兵公所提调兼翻译的沈敦和（1866—1920），对前述指控“颇不谓然”，而在姚锡光眼中，这位所谓“吃洋务者”的冷淡反应自有其合理性：“盖凡吃洋务者，方倚洋人为重，无不与洋人比也。”(55)态度适成对比的，是另一位自强军提调钱恂（1854—1925）。他与德籍统带相处不睦，颇引姚锡光为同调：“制府先颇信来春石泰，现已知其为人不可靠。君言甚是，与我见正同。”(56)至本年底，姚锡光特致钱恂一函“专论洋员”，并攻击沈敦和，欲由钱恂向张之洞传声：
盖是时长江下游所用洋弁，水手居其半，游民居其半，炮理不知，测量不习。其应中国募也，不过为稻粱谋，实陋劣不堪用，久必误中国大事。而是时知府沈敦和奉制府命，往查归来，极力为洋弁游说，盛称洋弁管理之善。盖沈敦和本充当洋行买办出身，以谄事桂香亭（桂香亭亦贾人子，现江南候补道），而递保知府，素凭依洋人，以为城社且渔利。方与德员来春石泰比，意在包揽买炮，所欲甚奢，因是复盛称炮台洋弁，以为牢不可破之局，居心甚不可问，于江防大局甚有关系。(57)
不久后，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姚锡光也一同赴湖北任事。来春石泰则在两江续任自强军统带，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合同期满卸职。归国前，他以“远来中国，劳苦三年，训练精勤，成效卓著”，接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请赏的二等第三宝星，另有洋营官六员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洋哨弁十六名赏给银牌，“以示光宠而奖勤劳”。(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