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日记所涉重要史事疏证

三、袁昶日记所涉重要史事疏证

至此，两种庚子日记的性质及关系，可以说已大致厘清了。被怀疑作假的《残稿》经上述“剖辨”，至少可将“能视作信史”的部分析出，使研究者较放心地加以利用。至于重要性尚未被学界充分认知的《袁京卿日记》，实包含相当丰富的信息量，极具研究价值。本节拟据此讨论义和团事件中若干重要史事，以期提供一些新史料或新视角。

（一）袁昶日记所见端、庆、荣之关系

自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清朝内部意见分歧。就中枢情况而言，军机大臣中仅荣禄一人主剿，刚毅、启秀、赵舒翘主抚，其余者不敢说话；总理衙门经五月十四日（6月10日）改组后，除新入署的载漪、启秀、溥兴、那桐及赵舒翘外，奕劻、王文韶、徐用仪、崇礼、吴廷芬、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人，多不主张对外决裂，而要求对义和团采取压制措施，其中以许、袁态度最为坚决。袁昶对义和拳向不以为然，上年末直隶拳民蔓延之际，已取故友吴桥县令劳乃宣（1843—1921）所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中枢呈进，欲加以制约。袁荣叜为《袁忠节公手札》作跋语，有谓：“先君征取玉丈（劳乃宣号玉初）所撰《义和拳源流说帖》，拟为代奏事在己亥仲冬，既格于同僚之议，不果。迨项城（袁世凯）奉命抚鲁，先君仍以玉丈说帖畀之。”⁽⁵⁶⁾己亥（1899）冬间，袁昶与劳乃宣通函，所议论者多与拳事相关。李家驹（1871—1938）评论说：“观此数札，事前与劳韧庵尚书往复论列，力图有所补救。是时尚书方任吴桥县令，既著书辟邪以晓民，又委曲求上达，冀回天听，言大臣之所不敢言，为大臣之所不敢为，可谓伟矣。”⁽⁵⁷⁾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许景澄、袁昶致函荣禄亲信幕僚樊增祥（1846—1931），提出“速请荣相举办，先清城匪，再图外匪”⁽⁵⁸⁾。次日（6月15日），袁昶单独上书庆亲王奕劻，表示：“为今之计，急求先清城匪，镇靖人心，方可阻外兵之来，免其大肆报复，否则洋人拳匪交哄，大局糜烂何堪设想。可否请两邸宪会同荣相奏明，刻即下诏，晓谕军民人等，凡遇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拳匪，准其格杀勿论，高悬赏格，缚献匪首。”⁽⁵⁹⁾此外，东南督抚亦欲通过总署渠道，影响政局走势。五月初九至十二日（6月5—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数电许、袁，论“‘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欲恃拳匪攻逐洋人，真大误也”，并托“婉商云门达当轴”。⁽⁶⁰⁾“云门”，樊增祥字。张电可与袁、许致樊函互看。

总的说来，荣禄、奕劻皆为当时主剿者所瞩望，唯相对于荣禄偶有建言，奕劻则更显沉默。五月二十日（6月16日）高枬记：“荣、庆、端、澜意见尚不相合。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荣在内谩骂曰：‘这些王八旦，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王夔公劝曰：‘现在但须先清内匪。’荣曰：‘一言难尽。’”⁽⁶¹⁾“荣、庆”与“端、澜”意见明显不合，而荣禄在“拿团”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一定的主见。本月十九日（6月15日），清廷谕召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迅速来京”⁽⁶²⁾，即高枬日记所谓“密旨调袁与合肥去矣”。此议缘起于荣禄意见，盖“召李傅相以议和，召袁慰帅以剿团”。⁽⁶³⁾军机章京王彦威记荣禄在此期间曾主动奏请“调武卫中军入城弹压”。⁽⁶⁴⁾复按上谕档，五月十七至十九日（6月13—15日）清廷连续发布七道谕旨，指在近畿、京城等处义和团民为“拳匪”，命步军统领衙门等严行查拿。⁽⁶⁵⁾二十日，有明谕“着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卫”。⁽⁶⁶⁾

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6月16—19日），那拉氏为即将到京的联军寻找对策，连续召集御前会议，而直接议题为能否恃拳制夷。首日会议后，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奉派出城劝阻联军返津，有“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之说。当天退值，袁昶面见奕劻、荣禄和载漪，告以“若招抚拳会与董军合势，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据其日记，三人反应分别是：

庆神色沮丧，无所言。荣韪之云，非我能作主。端甚怒，或怪我言太激。⁽⁶⁷⁾

连日御前会议，和战仍未有定议，但从下发谕旨中已可看出主战倾向。其中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一道上谕为：“军机大臣奉面谕：京师现办军务，着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⁶⁸⁾孔祥吉先生近撰文对奕劻与义和团关系提出新解，就特别征引此上谕，指出：“以前史学界都把奕劻当作反对义和团的代表人物，然而，由此谕旨观之，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⁶⁹⁾关于这一新设机构直接史料极少，《袁京卿日记》六月初八日（7月4日）记有：

闻设督办军务处［端、庆二邸、徐相、崇公］于禁垣内方略馆［崇公主借拳剿洋，谋拆津铁路，以限戎马之来，可谓谬于愚极］。⁽⁷⁰⁾

按几次御前会议上，载漪主战最力，袁昶谓：“端郡王等力主战局，有密寄饬高密攻打各林牙馆之说。”⁽⁷¹⁾荣禄致叔父奎俊私信中透露：“此事始于端王，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故众口一词，坚意主战，皆以侄为怯。……故庆王尤不敢出语，而拳民竟有以他为汉奸，几欲攻其府第，亦有人使之耳。”⁽⁷²⁾可见不仅荣禄首当其冲，连自我禁抑意识甚强的奕劻也被目为“汉奸”，饱受攻击。《袁京卿日记》六月初五日（7月1日）条按语云：

荣相、庆邸、崇礼、许景澄，皆义和团声言欲杀此通洋之四人者也。惟荣不得不急攻夷馆，以自解免。溥良等骂立山、联元二人议和，请先正法，又谓主和者皆受洋人重赂。⁽⁷³⁾

同月初二日（6月28日），袁昶致张之洞函谓：

（五月）十七以后拳民在禁城突起滋事，天皇贵胄、弘德师保，力主借拳灭洋，钳荣相、庆邸之口，并造谣云：义和拳入禁城，先杀四人通洋者，荣相、庆邸、崇礼、竹筼，于是钳口结舌，而宣战之旨决矣。⁽⁷⁴⁾

可知当时义和团声言“先杀四人通洋者”，庆、荣皆在其列，此说又与“天潢贵胄”等欲“钳荣相、庆邸之口”而造谣相关联。在反对抚团、排外问题上，奕劻、荣禄基本持相同立场，诉诸表达的方式可能稍异，然被端王一派视为主要障碍则一。许景澄致荣幕樊增祥函，有请代筹“感佛、阻端、助庆”⁽⁷⁵⁾诸语，即以庆、荣在同一营垒为前提。兵部主事费德保（1847—？）时亦闻知，“此次开战，故端王立（力）主其议，如熟悉洋务之庆亲王、荣仲华相国，均不以为然，召对时与端邸相互抵牾，几至廷争”⁽⁷⁶⁾。奕劻奉旨与端、刚、徐会商“军务”，或可说明慈禧对其“宠信逾常”，却不能用来推论他“格外出力”，事实不过如李希圣所言，“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⁷⁷⁾而已。

（二）六月初五日“上荣中堂略园书”

《袁京卿日记》六月初五日（7月1日）条记：“入署。上荣中堂略园书。”其文重要，今录下：

再密陈者：犬羊异族，罪恶滔天，自道光庚子粤东烧烟土案，直接此次烧夷馆，始知惩创，首尾适一甲子，天道好还，网恢不失，此殆自然之理数，非人力所能为耶？惟目前巨衅，起于民教互仇、拳洋交哄，此次决战宜提开俄、日本两国，专与行教之各国为仇敌，乃于理为协也。日本经圣慈柔远闳谟，前派刘学询、庆宽聘问，订有密约，煞费周旋，久钦宫廷妙用。俄自圣祖仁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订《尼布楚互市约》后，乾隆中特开恰克图市场，二百六十年全盛之世，且未尝失和。丙申年，大学士李鸿章又密承朝谟，与俄君主订立密约。一决裂则新盟顿寒，前功尽弃。此应分别办理，一也。日本与俄从无一教士、教民在我内地煽惑生事，不宜无故开衅。师出无名，二也。然此特以情理论之也，若以地势论之，尤不宜轻开边衅。俄重兵屯扎在阿穆尔东海滨两省，旅大两口不少；日本自广岛趋对马岛，由芝罘薄津沽，不出三日可达，地近而逼，调陆军视各国为易。此可与联络合势，以共拒欧洲各强敌［即不助我，亦可使守局外］，而未可不分皂白，概屏之为鲸鲤魑魅，而我自措足于孤立无援之地。此兵家形势所忌，宗社存亡之机，尤当审慎，不宜付诸孤注一掷，自召土崩瓦解局，三也。准拳仇教，恐大江南北哥老会枭匪皆借仇洋为名，闻风而起，必有甚于十七年之教案，非疆吏所能弹压。江路一有阻隔，漕粮京饷必难北运，饥军哗溃堪虞，尤不能不预计者也。

为今之计，必急图补救之方，似宜从先清内城入手，以安夷心、保物产为主。除拔出俄、日二国使臣外，候东交民巷犁庭扫穴后，移宋、董诸军，会同庄邸、刚相，押送义和团，开往津沽，俾当前敌，而以诸军鞭笞严督其后，胜则勒部编伍，汰弱留强，如曹公收黄巾精锐，编为青州兵之法；败则付诸虫沙浩劫，以绝后患，可两得之。幸天佑宗社，雨泽时降，大半可散而归农，免致盘踞辇毂之下，不久且生变。此患渐去，则中外离合和战之局，可以审机因应，一面兼促合肥使相，入都谋之。天若祚圣清，俾社稷危而复安，金瓯缺而仍补，则中堂与执政诸公斡旋危局之功，永之与庙堂丹青，河山带砺，剖符无极矣。

昶自前月召对，不称旨；又上书两邸，并草一折，坐与朝议相枘凿，箝口触网，不敢复言事。顾臣子当急君父之难，义不敢默也。敬为门下密陈之，俟采择，大局幸甚。［略园深以为然，遂发三国电添入英］。⁽⁷⁸⁾

由此函，可从三方面分析袁昶对内政外交的观察及因应策略。其一，对列强区别对待、分而治之，即“此次决战宜提开俄、日本两国，专与行教之各国为仇敌”。这点可对照前后日记加深理解。六月初四日（6月30日）记：

昨晨有密电［今午始抄交］，谕各驻洋星使，历叙民教互仇、拳洋交哄，各使纷纷续调洋兵，大沽炮台被踞，以致衅自彼开，并非中国有意与各国开衅，切告外部，现朝廷唯有自剿乱民，力认保护，各国使馆该大臣仍安居勿动，照常办理交涉事宜云云（闻系仁和协揆手笔也）。⁽⁷⁹⁾

初八日（7月4日）记：

入署，又往北池，晤琴轩、竹筼。筼闻之稚夔云，昨发俄、日本、英三国之电，措词尚恳到，仁和笔也。⁽⁸⁰⁾

按本月初三日（6月29日），清廷寄出使各国大臣电旨，解释开战缘由，声明“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初七日（7月3日），以光绪帝名义向俄、日、英发国电，请求“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其中对俄重申两国“立有密约，载在盟府”，对日以“相依唇齿、同洲是赖”立言，对英则强调“以商务为重”。⁽⁸¹⁾据袁昶日记，“闻系仁和协揆手笔也”“措词尚恳到，仁和笔也”，则上述电旨、国电均由军机兼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措词”。自五月十四日改组后，总理衙门的外交作用已边缘化。据郭则沄称：

拳乱中枢府以帝名义致书英、俄、日本诸国主，望其排难解纷，于俄则申明李文忠所订密约，于英则就商务立言，于日本则述唇齿休戚，各命驻使呈递。盖所谓以夷制夷也。又有电旨通谕驻外各使，宣示中外开衅之由……命其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本意。是事盖用荣文忠议，预为后日言和地也。时端邸兼领总署，故不由总署而由枢廷。⁽⁸²⁾

拟议国书事系由军机首辅荣禄主持，并有意绕开载漪主政的总理衙门，而由前引《上荣中堂略园书》看，此举措明显受到袁昶的推动。袁主张“分别办理”，即“以夷制夷”之谓也。他强调理由有三：一曰“决裂则新盟顿寒，前功尽弃”，清廷与俄、日订有“密约”，即指丙申（1896）李鸿章签署的“中俄密约”及己亥（1899）刘学询、庆宽使团赴日事件；二曰“师出无名”，俄、日两国对华无教务关系，当然谈不上传教士、教民“煽惑生事”；三由“地势”论，俄、日距华“地近而逼”，调兵容易，开战则为兵家形势所忌，相反应与“联络合势”，“共拒欧洲各强敌”。以上意见为荣禄所重，也化入国书内容中。上荣禄书末有袁昶按语：“略园深以为然，遂发三国电，添入英。”⁽⁸³⁾此国电同时发俄、日、英三国。事后，在上海的盛宣怀也敏感地发现政治风向的变化，表示：“寄外洋两件是庆、荣、王手笔，余则端、刚、赵所制……东南方针不错。”⁽⁸⁴⁾

其二，处置义和团办法，主张用清军将之驱至津沽战场当前敌，“胜则勒部编伍，汰弱留强，如曹公收黄巾精锐，编为青州兵之法；败则付诸虫沙浩劫，以绝后患，可两得之”。这一剿拳思路早已有之。五月三十日（6月26日），袁昶私访户部左侍郎英年（？—1901），即建议：“先清理内城，以安民心为要，现团有三万人，来城尚不止此数，日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若劝导使往析津御洋人，乃两得之。”⁽⁸⁵⁾

又《袁京卿日记》六月初八日（7月4日）记：

夜为黻兄草奏，言不得不开口，遵旨目前有五不可恃（官军、义团、津防、叶祖珪海师、军饷），宜急救之法亦有五：一速殄洋馆以灭口，或仍网开一面，赦各公使，仍保护公使出京归国，以示特恩；一拔去俄、日本两使，仍令李鸿章联两国之交，以减敌势；一饬诸军督押义和团，往津沽当前敌，以除后患；一肃清城内余匪，振兴市面，以安民业；一厚集各省援军，屯扎芦台至山海关一带，以固形势。久在危城中，神疲气苶，起草觉甚吃力，疾书梗概，乞黻兄润色之，入告。⁽⁸⁶⁾

按“黻兄”，日记中又作“黻廷”“郑黻老”，即郑炳麟，字绂庭，山东莱阳人，光绪九年进士，江西道监察御史。查六月初九日郑炳麟上有一折，语云：“请饬城内武卫各军，克期迅奏肤功，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能所禁御。然后尽移武卫军率义和团均赴津沽，俾当前敌，而以官军鞭笞，使义和团奋勇杀敌。再集各省援军，分扎芦台至山海关、喜峰口一带，以固形势而壮军威。”⁽⁸⁷⁾其内容与日记类同，也包含迅速攻破使馆以“灭口”，以官军驱逐义和团往津沽当前敌，集各省援军至芦台、山海关一带驻扎等带有主战意味的建议。不同的是，袁昶本人尚有“仍网开一面，赦各公使，仍保护公使出京归国，以示特恩”的余地，并且注意对俄、日公使区别对待，以夷制夷，而对患在肘腋的内城拳民则坚持一贯的“肃清”立场。由上述材料看，以“主和”形象为人所知的袁昶亦曾一度主战，他向荣禄建议办法，以及通过郑炳麟上达朝廷者，意欲一举两得，其内涵既有借拳抗洋的一面，又有借洋代剿的一面，很难简单定性。而郑炳麟因其激进主战的言论，一向被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者指认为顽固保守派的代表。被贴有“反战”标签的袁昶在事变高潮时期，竟然为一好战分子“草奏”，这一现象颇具吊诡意味，也提示我们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之难。较早的义和团研究，由于受“路线”“阶级”划分的影响，习惯于人物研究的“一刀切”，凡清政府人物必在剿、抚或和、战的两端排队分站。问题是，义和团运动中的某一人物是否存在单调不变的形象？其思想和行动是由“主剿”或“主战”一条线索贯穿到底，还是在与变化的时空环境互动中延展？《袁京卿日记》透露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素材。

其三，为促成时局“转圜”，主张严促李鸿章迅速北上，“入都谋之”。自五月十九日清廷谕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来京”，其后六月初七、初十日，又两度旨催。⁽⁸⁸⁾《袁京卿日记》六月初八日（7月4日）记：

……又趣召合肥速来陛见［略园奏请］。⁽⁸⁹⁾

十二日（7月8日）记：

直入内，见荣、刚二相、庆邸，言合肥托辞不赴召，为畏难自便，非请旨调任北洋直督，决不肯来。如再偃蹇不奉诏，可坐以违旨之罪，相、王均以然。盖以合肥不来，则无以为转圜之线索也。⁽⁹⁰⁾

复按上谕档，当日有旨“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⁹¹⁾此项关键任命背后，有“相”（荣禄）、“王”（奕劻）推动之力，亦与袁昶“非请旨调（李）任北洋直督，决不肯来”之建言不无关系。

（三）总理衙门战时交涉

对外宣战后，天津战场的形势变化是牵制清廷决策的重要力量。至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清政府已知战局吃紧，对使馆进攻趋缓，同日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遣人送至各国公使照会，以保护为名敦请使馆人员出馆，“暂寓总署”⁽⁹²⁾。带入照会者为教民金四喜。后荣禄致奎俊私函谓“幸各使尚未死，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总算（以）拳民攻击为词，好在各使亦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着侄信，感激万分”⁽⁹³⁾，即指此事。《袁京卿日记》六月十六日（7月12日）亦记：

昨夕我军在外玉河桥水门盘获吃教旗弁一名，为窦纳乐送信与英水师提督，云七日内必绝命，望援甚急云云。［窦纳乐系展如传翻译马廷亮写出，函内称洋人仅毙三十七人，伤此倍之，希水师提督速派兵三四队来，方可得力，现坚守俄、英、美、法、德五馆以待云云。］⁽⁹⁴⁾

按“吃教旗弁”，即金四喜；窦纳乐（C．M．MacDonald，1852—1915），英国公使，时为使馆区防御总指挥；“展如”，赵舒翘（1847—1901）字展如，刑部尚书兼总署大臣。

六月十六日（7月12日），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东抚袁世凯、皖抚王之春、陕抚端方联名致奕劻、荣禄、王文韶一公电，亟称：“为今计，宜将各使保护安全，加以抚慰，一面补致美、法、德国书，一面令各使将国书之意，分电各国，方可释然，于事有济。关系至巨，惟赖钧座主持。”⁽⁹⁵⁾据《袁京卿日记》，至迟不晚于六月二十日，公电已到京。⁽⁹⁶⁾二十一日（7月17日），直督裕禄发自北仓的奏报证实天津城陷，东南督抚奏请明谕护使、护洋商教士、剿匪、赈济等四事的会奏折也于同日到京。⁽⁹⁷⁾当日，清廷明降谕旨，宣布对各国洋商教士“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并着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各处土匪乱民”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同时向前次未发国电的法、美、德补发国电，恳请“排难解纷”。⁽⁹⁸⁾《袁京卿日记》录有上谕全文，并记：“本日奉上谕，似有转圜之机，闻已补发三国国电。”⁽⁹⁹⁾黄绍箕在此条上有批语：“此谕系鄂会各督抚电奏，奉旨允行。”⁽¹⁰⁰⁾

使馆区方面，由金四喜带回窦纳乐签署的复照，拒绝总理衙门邀约，并提出：“如果清政府希望和谈的话，就该派出一名可靠的官员送来白旗。”⁽¹⁰¹⁾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总署章京文瑞奉命携白旗进入使馆区，“告以奉命慰问，并申明极力保护”，然文瑞官小言轻，使馆方面认为“那位章京没有提出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消息”⁽¹⁰²⁾。之所以派出文瑞，据《荣相国事实纪略》解释：

金四喜回告荣相云，窦钦差闻言甚为欢悦，请即选派通达时务之员，前往使馆会晤，均以白旗为号。荣相即查传总署文员，均匿不见面，惟有章京文瑞愿往，遂令其往谒英使致通和好。⁽¹⁰³⁾

揆诸事实，此事系由荣禄发端，大致不差，唯谓“查传总署文员，均匿不见面”微有小误。事实上派出文瑞前，荣禄曾经面询袁昶，有意派其前往使馆交涉。《袁京卿日记》六月二十一日记：

略园相遣官相闻，嘱明早入内有话面谈。⁽¹⁰⁴⁾

二十二日记：

六钟入景运门，晤荣相，命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予辞以战乍停，初次慰宣，问答关系甚重，为后来张本，不敢独任，且恐主战诸公诟为受洋人赂出与议和，贷各使一死。弹射丛至，人言可畏。相亦谓然。商榷久之，乃派文章京前往。⁽¹⁰⁵⁾

袁昶不愿受差的原因，主要是在时局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前往具有相当的政治风险，即所谓“弹射丛至，人言可畏”也。《高枬日记》六月二十四日记“前日［约在二十三］叫袁爽秋持白旗往使署，袁以未奉上谕辞，乃命文瑞［总署章京］往”⁽¹⁰⁶⁾，可为旁证。

（四）宫廷“西巡”计划

关于“西巡”，慈禧太后很早就有此念。据赵舒翘日记六月初七日（7月3日）条，“太后有西迁之意”，赵氏继有评论：“实由以下无可依者，惟仓卒出走，岂易言哉！”⁽¹⁰⁷⁾至七月十六日（7月12日），《袁京卿日记》记：

昨召见，枢廷上言宜谋西巡关陇，慈意不然其说。然毓巡抚贤带兵入卫，命驻怀鹿。宋庆、马玉崑赴津门防剿，而董军留攻东交民巷［宗旨可知］。⁽¹⁰⁸⁾

二十一日（7月17日）记：

两圣昨拟西巡，派怀塔布护送，先幸颐和园，乃西发。幸仗荣相三次召见，谏止挽回。刚相直肠，深悟空言解散之非计。惟启宗伯秀尚拟延五台山僧人，运甚深法力，与洋人接仗。庄、端二王以为议和原属可行，惟嫌太早耳。现闻天津义和团逃出者，皆有洋枪，沿路不靖，道路梗阻，行旅颇有戒心。［廿一日命世续充前站，怀塔布先往太原府，端邸、荣相三次合见，力谏阻，董福祥言论尤力云云。然闻是日本拟派庄邸、端邸、刚相为留守北京王大臣，然则，当路以万众一心之神团为可恃耶？宗旨可知也。］⁽¹⁰⁹⁾

可知慈禧一度已决定“西巡”，并派内务府大臣世续、怀塔布具体部署，但因荣禄、载漪等劝阻未果。⁽¹¹⁰⁾慈禧预感战事不利，暂停攻击使馆，已明显有和的打算，但她又不愿令使馆完全恢复自由，而是竭力诱导公使出馆，先是建议“暂寓使馆”，后复打算“送使赴津”。袁昶六月二十一日日记有按语谓：

慈意以大臣谏止西狩，不西，则必促议和，以纾目前；廿三早竹隐（许景澄）探荫相（徐桐）口气云，圣慈注意，仍在护送各公使出京下旗。⁽¹¹¹⁾

“西巡”一时为朝臣所谏阻，可见清廷内部意见分歧。“慈圣注意”者，即慈禧太后最关切的仍在于诱出各使，将他们控制在手，从而作求和资本。从袁昶日记看，天津失陷后，“刚相”（刚毅）、“庄”（载勋）、“端”（载漪）诸人对战局似已不抱乐观，而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启秀（1839—1901）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热衷主战者，“拟延五台山僧人”一节，可在清宫档案中得到证实。六月二十日有谕：“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主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着即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¹¹²⁾军机章京继昌对此亦有记载：“六月十八日，裕帅奏津郡失陷，与宋庆退保北仓。启秀特荐五台山僧普济，摇铃能涸海水，请饬裕帅物色之，令其抵御轮船。旨即启所手拟。”⁽¹¹³⁾

六月二十四日（7月20日），今存袁昶日记最末一日，即遇害前八日。在向荣禄辞去前往东交民巷的差使后，袁昶与时为总署领班大臣的端郡王载漪有过一番对话：

见端邸，问计将安出。予力赞现公使无权，且无电邮可通，不若从各疆吏议，以合肥为全权大臣［驻沪亦可］，电商各外部，或面商各水师提督较灵活，一面后集兵力，防守由津［已失陷］先通犯京之路。张春发、陈泽霖初成军，未必得力，俟李鉴老旦夕至议之。津榆节节防务吃紧，毋稍松懈。津军锋挫，宜持重坚守，所谓守为主，战为奇，和为辅也［本高阳孙文正策］。邸以为然。又与荣相、夔老言之。⁽¹¹⁴⁾

两人谈论和战，以“守为主，战为奇，和为辅”为宗旨，并尚期待于北上勤王之李秉衡“旦夕至议之”。后来事实证明守、战均不可恃，联军由津犯京，所到之处，清军皆迅速溃散。而李秉衡到京后，主战派气焰一度高涨，反而使得原来的交涉局面为之一变，甚至直接左右了袁昶本人的命运。至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闻北仓之败，李秉衡出京督师，又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命“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¹¹⁵⁾。十六日（8月10日），慈禧太后朱笔圈出留守、随扈人员名单，“西巡”已迫在眉睫。不过，袁昶已经无缘见证这一切。很快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偕光绪仓皇出京，踏上了一条漫漫“西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