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北上密谋及其日本背景
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当天，盛宣怀有致刘坤一一通短短八个字的电报——“莘伯因许、袁事未行”(97)。
杨崇伊（1850—1909），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编修，历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广西道监察御史、汉中府知府，与李鸿章有姻亲(98)，“党于鸿章，后党之出面阻挠新政者也”(99)。其生平以弹劾强学会、弹劾文廷式出名，最为人所熟知的事迹，或即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那一次著名封奏。(100)盛电所谓“许、袁事”，指七月初三日（7月28日）清廷斩杀两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1845—1900）、太常寺卿袁昶（1846—1900）于京师菜市口。盛电寥寥数言，语焉不详，“莘伯”所为何事，与“许袁事”有何联系，来龙去脉究竟如何？皆无从知悉。
杨崇伊北上之行，其实是李鸿章在上海时期策划的一次秘密行动，因为事涉隐秘，未对外泄露(101)，亦绝少见于文字，不仅当时少有人知，后来也几乎未再被人提及。就连张之洞起初也不知情，只是通过间接渠道有所耳闻，事后曾向盛宣怀去电求证：
顷闻有人接合肥幕友密电，派杨莘伯坐日本兵船进京，谒商庆邸面奏慈圣，先送使出都，俾与各国议和，等语，想非子虚。合肥行期定否？均祈速示。(102)
盛复电告以“竹筼、爽秋初三午刻弃市，天下伤冤，枢电竟不知何故。莘伯已中止，傅相请病假二十天，假内病痊即行”(103)。此外未做更多交代。
今据日本外交文书史料，可对此事件做一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前述李鸿章在沪遭各国领事冷遇，而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却是个例外，他是为数不多的曾经与李晤面并直接讨论时局的领事之一。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小田切赴刘公馆与李初次会面，事后向外务省报告谈话内容如下：
据李鸿章言，一旦北上入京，已准备担负镇压义和团、惩办罪魁及与诸外国和谈等一切重大责任，尤其端郡王、刚毅、徐桐、赵舒翘、董福祥作为此次事变主谋之人，誓将予以严惩。……本官问以若董福祥挟两宫西迁，将如何举措？李鸿章沉默不答，似有烦闷之色。深思片刻后声言：若事态至此，除遵奉两宫诏敕外，其它概非所知，各地方督抚亦将如此奉行。
谨奉阁下训令，本官劝告李鸿章：为清国计，应及早亲自率兵北上，必要之际由袁世凯辅佐，迅速讨灭团匪，平定事局。李鸿章声称，镇压团匪、保护公使馆、与诸外国讲和、率兵进京各节，均须求得敕许。为实现以上目的，现拟派其亲戚、前御史杨崇伊北上，与庆亲王、荣禄充分协商，如有可能，亲谒西太后陈说一切。因此欲借日本军舰一艘，将杨自芝罘秘密送达大沽，并求日兵由陆路护送入京。(104)
总结上述谈话要旨，约有三条：一、李鸿章表明处理善后的立场，保证将来严惩肇祸王大臣；二、对有关宫廷西迁的质询，仅强调不奉伪诏，唯两宫是遵；三、对日本政府要求其迅速北上之建议，表示婉拒，改派杨崇伊代其入京，请求日舰护送。两天后（7月26日），第二次会面时，同时出席的还有日本国会议员、东亚同文会评议员佐佐友房（1854—1906）一行，双方的话题主要围绕将来善后和谈的前提条件展开。(105)事后，李鸿章派刘学询、杨崇伊二人回访佐佐氏，将杨北上计划和盘托出，恳请日方予以协助。据佐佐氏本人记录：
午前八时，刘学询、杨崇伊来余寓所，告曰：昨日贵下来访，李中堂深感满足，惟中堂在沪力避外出，于是派我二人前来回礼。昨日答问，中堂亦有不能明言之隐情，颇感为难。兹有特别委托一事，李中堂有密书交我（杨崇伊），冒死北上，拜谒皇太后，特请日本军队沿途护送，至哨兵警戒线止。现已向小田切总领事说明此事，祈大人归朝时助力。余曰：杨君冒死北上，谋国事至此，诚可感动。小田切既已承诺致电外部，余抵东京之前谅已见分晓。若届时尚未定议，则余必将尽一臂之力。(106)
李鸿章与日本方面的这次密谋，应注意到小田切领事个人因素作用，此人勇于任事、擅长交际，在义和团事变期间表现特别活跃。(107)另外，当时俄军已大举侵入东三省，战事方殷，李与俄方交涉渠道暂时中顿，不得不承认“俄国并无信船在沪，现值奉天、黑龙江开衅，俄船必不肯借”(108)。他向日方提出援助请求，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但结果令人失望。七月初三日（7月28日），日本外务省就小田切报告发出训令：
在目前状况下，关于杨崇伊前赴大沽及派兵护送其入京一事，应直接向联合舰队司令官提出请求。请将此意转达李鸿章。(109)
此一表态虽非直接拒绝，但示意此事“应直接向联合舰队司令官提出请求”，实际已将大门堵死。日政府不肯轻易就范，有着多重因素的考虑。一方面缘于对李缺乏信任，始终怀疑中俄之间有秘密联络的渠道。据驻日公使李盛铎在东京的观察，“各处皆以拒俄立论”(110)；作为“亲俄派”代表人物的李鸿章奉召北上，也被日人视作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111)。李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均被严密监视，据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情报，李经方由芜湖来沪与其父会合，即为有意联俄的步骤之一。(112)六月初，清廷分致日、英、俄三国国电，请求“排难解纷”，其中对俄提及两国间曾经“立有密约，载在盟府”。(113)国电内容一经沪上媒体披露，小田切领事敏锐地抓住把柄，视之为此前未被证实的“中俄密约”确有其事的根据。他携当时来华的日本“对外硬运动”主将之一佐佐友房同访李鸿章，一个主要目的即侦知“密约”实情。(114)另一方面，日本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有其自我定位。日军在华北战场上逢役必与，战必争先，令西方人士为之侧目。而在外交决策方面，日本政府追随欧美列强，表现谨慎，对外界抱有疑义的“清日同盟”传言竭力予以澄清(115)；对中方多次呼吁的停战议和问题，更显得小心翼翼，尤不敢独持异议。伊藤博文在与李盛铎私谈中，道出部分实情：“此次亚与欧战，日亦亚邦，防欧疑，故赴战则勇，议款则避嫌。”(116)李鸿章提出借日本兵力护杨北上，对日本来说是一种打破列强集体行动的冒险，尽管有一定的利益可图，但也是它绝不敢轻易尝试的。
回头再看，李鸿章为何选择杨崇伊北上？至少有两点可说。其一，杨本人与北京政界关系非同一般，不仅为慈禧太后信任之人，而且与奕劻、荣禄皆有交情可攀。义和团事起后，他在政治上欲有所表现，有意识地利用个人渠道影响中枢决策。《愚斋存稿》收有一《莘伯面交长电》，即杨崇伊致庆亲王奕劻电稿，由盛宣怀代电袁世凯递京。该电稿约作于六月中旬，内容系向奕劻献策，所谓“金蝉脱壳、调虎离山之计”，即请召山东巡抚袁世凯迎驾南行。其主张拥宫廷南下，是为了增强“东南疆臣”的政治话语权，同时防止两宫被挟西逃，与守旧势力合流。盛宣怀评价此长电“宗旨尚合，但改西为南，较胜在不怕劫制”(117)。
其二，当时杨崇伊在上海日子并不好过。事后致荣禄私函中曾抱怨：
新党群集于苏、浙，以上海为藏垢纳污之所，借报馆以张其爪牙，洋人往往为其所惑。侄庚子在沪，各报目为端邸所使，几遭不测。(118)
按，戊戌后杨闲居苏州，李鸿章抵沪时，尚在苏。据宗方小太郎记录，杨约在7月中旬由苏至沪，而在当时人眼中，颇信其“系奉端王密旨而来”(119)，目的可疑。或因戊戌时期的显著劣迹所影响，杨崇伊一直为新党所侧目，在沪期间屡遭报章攻击，这也令他颇有出位之思。
至七月初十日（8月4日），李鸿章在与小田切万寿之助第三次会面中，“慨叹北京政府无谋愚策，对许景澄、袁昶被害大感悲怜，责怪荣禄御下无方”，并暗示宫廷可能被挟持西逃，要求日军向卢沟桥方向出动拦截。(120)许、袁在京被害之日，正是日本外务省就杨崇伊借用日舰北上做出正式表态的同一天。既无日方协助的可能，杨崇伊北上只能紧急叫停。许、袁被害的消息，也更坚定了李鸿章绝不以身犯险的决心。实际上，此刻日本增派的第五师团已陆续抵达天津，兵员总数达到两万两千人，一跃为在中国战场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121)八国联军蓄势待发，北京城破已进入倒计时。而李鸿章的去留，却仍然是一个悬念。(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