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日记残稿》《袁忠节公手札》《袁京卿日记》的版本与内容分析

一、《乱中日记残稿》《袁忠节公手札》《袁京卿日记》的版本与内容分析

今见《残稿》最早刊本，原以附录之一收于袁昶后人编纂、光绪三十一年（1905）印行的《太常袁公行略》（以下简称《行略》），这也是《丛刊·义和团》据以整理辑入的底本。笔者所见上海图书馆藏《行略》石印本，内页有“光绪乙巳付写、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正文为袁昶子允橚、梁肃、荣叜合撰《皇清诰授荣禄大夫二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太常寺卿显考爽秋府君行略》，下附《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乱中日记残稿》等。⁽⁴⁾《残稿》题名应系后人所加，内容包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二十至二十四日，六月初八、初九、十二、二十一、二十二日的日记，共计十一日，约八千字。

袁昶庚子日记稿未见传世，《行略》提供一种说法：

公弱冠即游四方，丁卯春（1867）始，无岁不有日记，多师友问难语。……惟戊戌后三载日记，毁于庚子之难，其中系载国故朝议，论证事之得失，观学术之会通，论古今事变，及感时述私，精理名言，多有关于世运人心者，今皆不可得而详矣。

据此可知袁昶有常年记日记的习惯，而戊戌、己亥、庚子三年日记稿在义和团事变中毁失。⁽⁵⁾《行略》又有“近始稍将先人毁余日记、文集诸遗稿检校再过”字句，据袁允橚附记，此文草于“壬寅秋、甲辰春间”，即1902—1904年，那么，《残稿》整理也此前后。唯“毁余日记”是指损毁之余残存的日记原稿，还是由转抄保留的副本，因编印者未做说明，今已难得其详。

《袁忠节公手札》系袁荣叜辑录，民国二十九年（1940）影印刊行，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有著录。该书末附袁荣叜跋语，对所收手札的来源做有说明：

先父昔尝手辑友朋来函装潢成册，题曰《停云留迹》，今犹藏诸云间故庐，独于去牍不起草、不留稿，三十年来不肖遍就父执世谊录副摄影，迄未成帙，而寒暑屡更，存片已不复堪制版，其真迹之幸存箧笥，足为子孙世守者，仅九札耳。呜呼！先父手札举世所珍，为子孙者乃未能勤搜而广传之，宁不堕先人之遗泽而负当代之厚望耶？丙子（1936）秋，柳翼谋先生为不肖言，曹蘅君（曹经沅）藏有数通，特为录副见寄，因恳惠假原本摄影制版，又承王君希尹（王亮）、劳君笃文（劳健章）各出所藏，付商务印书馆合印一册，题曰《袁忠节公手札甲集》。今后如荷海内通达继此见惠，俾得续成乙丙诸集，是尤袁氏子孙感望不遑者也。甲集共得札廿三通、诗五首。七通曹君所藏，乃致张文襄公之函，前数札当在乙酉（1885）越南抅衅之际，第一及六、七两通，则庚子变前作也。次九通，乃丁亥（1887）前后寄张樵野侍郎（张荫桓）者，往岁守和甥得诸故都厂肆，用以见贻者也。又次王君所藏为诗五章、札三通，皆投赠其尊人弢夫太常（王彦威）者，《天台藤杖歌》已入集，余未选刻，札则前二作于戊戌（1898）后，一作于甲午（1894），兹仍王君装池之次序耳。最后四通，劳君所藏，乃己亥冬庚子春致劳玉初丈（劳乃宣）者，其时拳祸已肇端于燕齐之郊，先父故取玉丈所著《邪教源流考》陈诸枢府，冀以辟邪说杜乱萌，讵知忠谋不用，先以身殉，大局糜烂之祸可免而终不免焉。及今思之，有余痛矣。⁽⁶⁾

此小跋作于“中华民国二十有六年七月”，即1937年7月，据其交代，诸札来自袁荣叜本人所存（九通），及曹经沅（七通）、王亮（三通，诗五首）、劳健章（四通）等所藏，总计函札二十三通、诗五首。此集原定名为《袁忠节公手札甲集》。按“甲集（辑）”而外，又有“乙集（辑）”，即同样由袁荣叜编辑、民国三十七年（1948）刊印的《袁忠节公遗札》。⁽⁷⁾

《手札》存录诸函均出自袁昶亲笔，与本文题旨关系最密者系“庚子变前”致张之洞的三通密札，乃出于曹经沅旧藏，各作于五月十三日，六月初二、二十三日。札文后附有袁昶手录的电文摘要，应为其在总理衙门供职时所经手者，发电人多系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地方官员及伍廷芳、罗丰禄等海外驻使，内容涉及时政、外交诸多方面，间杂有袁昶本人批语。

《袁爽秋京卿日记》抄本，原藏国家图书馆，2006年以《袁京卿日记》为题收入《历代日记丛抄》影印出版。⁽⁸⁾时间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至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除六月十四日注“文佚”外，连续二十五日无间断。封面题署“袁京卿日记”，右上注“传钞本”，左下落款“绍廉手录”。首页署“袁爽秋京卿日记”，钤印题为“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末页有跋：

右袁京卿日记一册，于光绪末年借黄鲜庵（仲弢）先生所藏传钞本过录，以今未刊行，寄赠翰怡先生，刻入丛书，冀广流传。辛酉八月下浣，杨绍廉。

按杨绍廉（1864—1927），字志林，浙江瑞安人，光绪间廪贡生，擅金石文字学。民国《瑞安县志稿》谓其“善书法”“有鞭辟入里之妙”。⁽⁹⁾此抄本兼以行草，笔力遒劲，故影印者特别介绍：“本日记书法劲健，可比碑帖，亦为该日记的可贵之点。”⁽¹⁰⁾“黄鲜庵”，黄绍箕（1854—1908），浙江瑞安人，黄体芳（1832—1899）之子，字仲弢，号鲜庵，光绪六年进士，尝入张之洞幕，师事之。光绪二十六年后，历聘两湖书院监督、江楚编译局总纂等职。⁽¹¹⁾“翰怡先生”，刘承干（1881—1963），著名藏书家，号翰怡，室名嘉业楼，浙江吴兴（今湖州）人。

杨绍廉跋作于“辛酉”（1921），据此跋，可大致了解抄本来历：先是黄绍箕藏有袁昶日记一传抄本，杨绍廉在光绪末年，即1908年前据以另录一份，后寄赠刘承干。杨抄本在《嘉业堂钞校本目录》有著录。⁽¹²⁾抄本除正文外，另有少量眉批，落款署“鲜庵”或“鲜”者三处，署“缦庵”者一处。⁽¹³⁾“缦庵”，黄绍第（1855—1914），黄绍箕堂弟，号缦庵，光绪十六年进士，官至署湖北提学使，民国后回乡隐居，以整理乡邦文献为事。

杨抄本首页右上楷书“辛巳三月初一日后学叶景葵校读”字样，内页有同字体校注，对抄本潦草字和错字做有校订。“辛巳三月初一”，即1941年3月29日。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近代实业家和藏书家，抗战时期在上海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有《袁京卿日记》另一抄本，抄者为与叶景葵共创合众图书馆，后任上图馆长的版本目录学大家顾廷龙（1904—1998）。此抄本题署《太常袁公日记》，正楷抄写，校记均用红笔。顾廷龙于1941年作有一跋，录下：

是稿揆丈借自刘君翰怡所，原系杨绍廉传钞所得，古体草书参行行间，遂多难辨，有某君朱笔校释，未能尽然。然此记自庚子五月廿八日始，至六月廿二日止，凡二十有五日。尝见《太常袁公行略》清光绪乙巳石印本所附《乱中日记残稿》，则始于五月十六日，终于六月二十二日，较此多十日，而他多简略；且五月廿四以后六月初八以前缺记日子，至此本所题五月廿八日者，彼有以下六节，当均五月末云云，盖皆经展转传抄，非出手稿矣。闻近有人分载报章，又有人欲为排印，均未获见，先传抄一本庋之。记中多引人别署，某君为之注，照缘眉端，以便览读也。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廷龙识。⁽¹⁴⁾

按“揆丈”，即叶景葵。复按《顾廷龙年谱》1941年3月29日条：“叶景葵送袁塽秋《京秋（卿）日记》来，借自刘承干处，先生拟抄一册存之。”4月5日续记：“校袁塽秋《京秋（卿）日记》并跋。是本为叶景葵借自刘承干者，原系杨绍廉传抄所得。此亦为合众图书馆传抄本。”⁽¹⁵⁾可知叶景葵从刘承干处借得杨抄本，于校读之余，又转借给顾廷龙，由后者另行抄录一份，存于合众图书馆。由顾跋还可知，20世纪40年代初已有人打算将《袁京卿日记》印行，前揭杨跋亦谓书赠刘承干，意在“刻入丛书，冀广流传”，唯均未果。⁽¹⁶⁾后来杨抄本作为嘉业堂藏书流入北图（即今国图），顾抄本则转入上图。

有必要追问的是，黄绍箕所藏既系“传抄本”，则从何而来？孙延钊编撰《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中记：“袁公与鲜庵先生为父执，而同岁成进士，文字之交甚密。”⁽¹⁷⁾庚子年春夏之交，黄绍箕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入鄂主持两湖书院。据郑孝胥日记，黄到达武昌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¹⁸⁾七月中，黄绍箕得知袁昶遇难消息，接有友人来函云：“许、袁事已见谕旨，想必确实，未知两家眷属已南归否乎？”⁽¹⁹⁾“谕旨”，即指七月初三日清廷明发朱谕以“莠言乱政、语多离间”将许、袁正法。又，瑞安人张（1860—1942）日记闰八月十九日条记：

午刻，内兄小竹同岳母来，小竹示余袁京卿日记抄本数页。盖此册系黄侍读仲弢从湖北寄来，且京卿为拳匪事，与许侍郎竹筼同遭惨祸，其生平著述甚富，闻均被匪掠，散佚无存，则此册洵吉光片羽也。⁽²⁰⁾

据此，黄绍箕当时在湖北已见袁昶日记，并抄寄给同乡友人，此“数页”应就是杨绍廉据以转抄的底本。

孔先生论文由《袁忠节公手札》收录六月初二日致张之洞函有“十七至今细情，均详日记中，命抄呈钧阅”一句，确认袁昶在庚子年确写有日记，并推测：“《残稿》是否由张之洞的湖广总督衙门保存传世？”按事变期间，黄绍箕作为随侍张之洞左右的亲近幕僚多与机密，有记载称：“时中外汹汹，帷幄密谋多与鲜庵先生参决之。”⁽²¹⁾由郑孝胥日记，此说法亦可得到充分落实。⁽²²⁾袁昶将日记抄呈张之洞，黄绍箕具备看到它的条件，另录副本是完全可能的。孔先生又提出：“如果《残稿》系由张之洞的湖广总督衙门代为保存，则只有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初二日期间的日记。六月初二日以后的日记，袁昶函中未提‘命抄呈钧阅’。”按《手札》存录致张之洞函最晚一通作于六月二十三日，袁将此前日记抄呈，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今见《残稿》起止时段为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袁京卿日记》为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恰与《手札》所言抄呈“十七至今细情”的说法吻合，而截止日也正是袁昶来函发出前一日。⁽²³⁾笔者认为，两种传世日记的来源极可能都是湖广督署保存的袁昶日记抄呈本。《袁京卿日记》流转传抄的相关证据链相对完整，而对于《残稿》，此说尚为一种推测。

笔者还认为，黄绍箕只抄录了袁昶抄呈本的部分，并不完整。如将《袁京卿日记》与《残稿》对比，可发现相当部分重合，同时有相异与互补处（详下节），呈抄本全貌或可由两者合而得之。另《手札》附录十余通出自袁昶亲笔的电文抄件，全可在《袁京卿日记》中找到相同文句，说明原属于日记内容（详下表），笔者推测它们是袁昶上湖广督署日记抄呈本的一部分，但现已和日记正文分离。

表一　《袁京卿日记》与《袁忠节公手札》附录电文对应表

《袁忠节公手札》附录电	《袁京卿日记》对应位置
李中堂六月十二日来电（44）	六月十九日条（442）
刘坤一六月初八日来（电）（45—46）	六月十九日条（443）
盛杏荪电（46）	六月十九日条（443）
松寿蒸电（46）	六月十九日条（443）
盛宣怀六月十五日来电（47）	六月十九日条（440）
李中堂六月初九日来电（47—50）	六月十九日条（440—442）
盛宣怀谏电（51）	六月二十日条（445）
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奎俊、袁世凯、王之春、善联、端方致庆邸谏电（51—53）	六月二十日条（446—447）
伍廷芳咸电（53）	六月二十日条（448）
李家鏊微电（53—54）	六月二十日条（448）
合肥电（55）	六月十三日条（429）
寿山转李家鏊电（55）	六月十三日条（430）
鄂（督张［之洞］抚于［荫霖］）电（56）	六月十三日条（430）
罗（丰禄）使电（56）	六月十三日条（430）
刘坤一、张之洞、奎俊、鹿传霖、王之春、松寿、于荫霖电（56）	六月十三日条（431）

按：（）内系引书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