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今据王闿运日记、诗文等史料相互参订，可略窥庚子前后王闿运思想的实际动态。王代功所作《王湘绮年谱》谓“思不出位”，与谱主当时处境及政治言论的表现大体接近，而庚子年初在杭州面晤梁启超一说，则绝难凭信。梁启超于本年夏间确有过短暂回国一行，其目的在于趁义和团事变召集起事，并有联合孙中山等革命力量的意愿。唯适逢汉口唐才常自立军事败，受此波及，回国之行无果而终。查究梁启超此行的政治性质，与王闿运“君父危急，义在往赴，不必问有益无益”的勤王心情，可谓南辕北辙。
作为后话，奉王闿运嘱托“入京问讯、附奏外事”的夏寿田，于本年末抵达西安行在，以“荆楚鄙儒，谬蒙微禄，恭闻西幸，奔赴行在，不敢避位卑言高之罪，敬陈所见”。奏折辞气犀利无比，所痛劾的正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三人：
伏观五月夷兵内犯以来，君父战于西北，臣子和于东南，乘舆播迁，而天下不知急难，疆臣乞降，而士民不知耻辱。必有致此，孰尸其咎？两湖督臣张之洞、两江督臣刘坤一、直隶督臣李鸿章三臣者，归过朝廷而有忧国之名，市恩夷狄而无降敌之罚，抑天下之忠愤，道仇雠以觊觎，此其志在苟全以为愉快者也。……保护则昼夜勤劳，勤王则疲癃应命，三臣之意，亦可知矣。既不能尊主于前，又不能同仇于后，但为护夷之文告，保教之条约，议论荒谬，骇人听闻。
以上一段，批评“东南互保”可谓不遗余力。值得注意者，夏寿田一折大力发挥“春秋”之义，指出：“夷人欲保护，则三臣禁天下不得勤王，夷人欲进兵，则三臣禁将士不得守险，此非春秋所云将则必诛者乎？”攻击的锋芒尤其集中在张之洞身上：
张之洞昔在翰林，力劾崇厚，以直言见称，及身任封圻，外朝廷而内夷狄，且百倍崇厚之所为，此尤不忠之甚者也。春秋之义，内中夏而外夷狄，拨乱百端，要归自治。然则，四夷交侵，外患也，疆臣不忠，内忧也，顺逆不明，赏罚不行，不能以治疆臣，疆臣不知感恩，不知畏法，不能以御外侮。上下一心，恐惧兢业，战可自立，和亦可自立。如其不然，和未可恃，战亦未可恃也。(55)
夏寿田对所谓“疆臣不忠”深为不满，即就“人臣无外交，保护商教之约非疆臣所得自专，尤不可施之仇敌”而言，这大概正是王闿运“非疆臣之义，且亦不中情事”心情的表达；而屡引“春秋大义”指责张之洞等人突破君臣伦理大限，深以“内忧”大于“外患”，也可与王闿运“通经致用，莫切《春秋》”之言相互发明；至于直指“护夷之文告，保教之条约，议论荒谬”，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王闿运临别赠诗中“方镇谬连横”一句，两者形成了极强的呼应。当光绪初年，边疆不靖，清流突起，王闿运固对翰林名流之“议论风生”观感复杂，但尚嘉许“孝达吾党也”(56)；到了庚辛之际，遭逢事变，张之洞已历任封疆，独当一面，而二人对于“疆臣之义”的理解与应用，实在大相径庭。黄濬见王氏庚子时论，以为“于尔时情势，及全国地形，皆不肯考求，此诚可见彼时学者对于国事主张之一斑，亦缘湘绮于咸丰末即出都，久不谂朝政，遨游诸帅间，倨傲自大，故有此奇论也”(57)。杨树达读《王湘绮年谱》，亦有“王先生长于文学，而论世事则迂疏可笑，而自许特甚，殊可哂也”之叹。(58)后世议论，固不免后见之明的成分，然返回历史现场来看，新旧分野的趋势确实相当清晰。(59)夙好纵横之学的王闿运接谈“新学”，尚不至于格格不入，然因应时变的思想资源，已经显出狭隘与不足。
(1) 长子代功述：《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收入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6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09页。复按《湘绮楼日记》庚子正月十二日条作：“梁新学来，言公法，盖欲探我宗旨，答以不忘名利者必非豪杰，尚不屑教以思不出位也。盖能忘名利，又当思不出位，然初学必自孟子所谓大丈夫者始。”（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吴容甫点校，岳麓书社，1996，第2267页）则日记原文中并未出现梁启超之名。王代功作年谱时，底本据此日记，但行文有自行发挥之嫌。
(2) 该表附记：“此表是在王代功《王湘绮年谱》基础上作的。”参看陶先淮：《王闿运生平大事年表》，《中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3)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日记1942年1月4日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27页。
(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87—188页。
(5)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18页。此行旅途见闻以及在檀岛之行踪，参看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7页。按孔祥吉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指出：“即使梁启超坐船到了旧金山，也可能由于清朝驻旧金山总领事的捣乱，而无法登岸。因此《年谱长编》采用流行的说法为‘防疫所止’，亦应提出疑问。”参看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戊戌政变后梁任公之二三事》，载《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第248—249页。
(7)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106页。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1—103页。
(8) 郭世佑：《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96—398页。
(10) 梁启超：《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70页。
(11)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吴容甫点校，岳麓书社，1996，第2255、2260、2272、2282页。
(12)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263页。按吴可读（1818—1879），甘肃皋兰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吏部主事，光绪五年（1879）请为穆宗（同治帝）立嗣，以死谏殉国。“孝达”，张之洞，字孝达，时官国子监司业，对立嗣问题亦有封奏。参见《遵旨妥议折》，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13页。
(13) 参看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14页。
(1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6、198页。
(15)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195页。“筠仙”，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洋务思想家，清朝首位驻外公使。
(16)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一，第18—19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之四十五（下），第10页。
(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5页。按丰阳馆为当时著名的日本旅馆，为旅沪日人停驻、聚会经常选择的地点，其址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梁启超在此停留期间，还与陈景韩、吴禄贞等人见面。
(19) 以上两段见《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24—125页。
(20)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4—126页。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0页。
(22) 梁启超：《致孙中山函三通》，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67页。
(23)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5页。
(24) 宫崎寅藏事后回忆：“当时我也提出一个建议道：‘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我知道当时康在新加坡。孙中山赞成这个意见，大家也都主张有大同团结的必要，而同意这个建议。”参看［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第182页。关于日本人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一节，以及“李鸿章的目的在于不让孙、康两派和衷共济”，并参看［日］内田良平：《中国革命》，丁贤俊译，《近代史资料》总6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47—48页。
(25) ［美］马里厄尔·詹逊：《日本人与孙中山》，吴伟明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5，第76—77页。
(26)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至二十一日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198—199页。
(27) 行前，孙向日人岛田经一秘示“我这次是打算独自渡清，在上海入境，一边慢慢关注南清形势，一边等待时机和张、刘等会面，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再决定今后的方向”；事后，他承认“这次计划瓦解有各种原因，但毕竟是实施计划之运动方法拙劣的后果”。参见《孙逸仙计划之相关事宜》（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二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61页。
(28) 参看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第235页。
(29) ［日］内田良平：《中国革命》，丁贤俊译，赵息黄校，《近代史资料》总66号，第49页。
(30)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四日福冈县知事报告：“翌日（8月29日）夜，孙上岸与英领事密会，并视察当地情形。适值康有为派属下的唐才常等在汉口阴谋暴露，纷扰之际，上海奉刘、张等命令搜查非常严密，早已探知孙返国途中预定在上海登岸，误以为孙、康首尾相应举事。刘坤一严令上海道台，在孙登岸后，连同当地革命党十九人，指名逮捕。据此英领事劝告，当此之际赶快逃走，以避不测。上述十九人于三十一日晚狼狈逃往英领香港及新加坡。孙鉴于归国后大势如此，原定计划不能实行，多留一日亦有危险，因而上陆仅两夜，乃于本月一日晚从上海出发，返回日本。”参见《孙逸仙南清计划之有关事宜》，《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第62—63页。
(31) 长子代功述：《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212页。
(32)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1页。
(33)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3页。
(34)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5页。
(35)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6页。
(36)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7页。
(37)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8页。
(38)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09页。
(39)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10页。
(40) 黄濬复举其例数则：“其中有云‘通商本不必战，则不成和。弃燕暗得上策，无所用战’。此二语尤可笑。湘绮之意，诸夷意求通商，故本不必与之战，不知庚子之役，围馆杀使，下谕与各国宣战，非道咸间五口通商之比也。湘绮于上节明言‘宛平非可都之地，便令夷国据有燕地，于我形势亦无所损’，故曰：弃燕暗得上策。于尔时情势，及全国地形，皆不肯考求，此诚可见彼时学者对于国事主张之一斑，亦缘湘绮于咸丰末即出都，久不谂朝政，遨游诸帅间，倨傲自大，故有此奇论也。”参看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中华书局，2008，第210—211页。
(41) 本年六月初七日，衡州英国福音堂被焚，十一日天主教主教范怀德、司铎安守仁（均意大利人）被杀害，随后数日衡州所属衡阳、清泉两县天主、耶稣教堂、圣心医院、慈幼院等均遭焚毁。“衡州教案”对“英法帝国主义策划下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东南互保’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参看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61—66页。
(42) 长子代功述：《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213—214页。
(43)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13页。
(44) 《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32页。
(45) 孙诒让：《张广雅尚书六秩寿序》，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下册，中华书局，2013，第369页。
(46)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14页。
(47)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18页。
(48)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19页。
(49)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22页。
(50) 长子代功述：《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213—214页。
(51)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21页。
(52)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23页。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桂阳人，早年于江西豫章书院从王闿运读，后随王转入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时人称“王绮楼高弟，学行炳然，为众仰瞩，夙抱经世之才，遭时多变，屡起屡踬，郁郁不得伸其志”。参看高毓浵：《夏太史墓铭》，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第116页。
(53) 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条：“外报曾姓人从广西来，疑为游学者，又疑是震伯，遣侦之，果曾太守也。喜问何来，云广西抚遣问安，喜植庭之知礼。”（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第2325页）按“震伯”，曾广钧，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孙（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长子），光绪十五年进士，时任广西武鸣府知府；“植庭”，黄槐森，号植庭，广东香山人，咸丰十二年进士，时任广西巡抚。
(54)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2卷，岳麓书社，1996，第1602页。
(55) 以上两段见《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等奏呈翰林院编修王龙文夏寿田请代奏条陈时务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364—1365、1368—1369页。
(56)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2卷，光绪六年三月十九日条，第901页。
(57)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第211页。
(58)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27页。
(59) 有论者曾论历史上的“王闿运的时代”：“大概是从1851到1881年这三十年，严格地说，是清代咸丰、同治两朝，接着便是‘康有为的时代’和‘孙中山的时代’接踵而至。”参看萧艾：《王湘绮评传》，岳麓书社，1997，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