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戊戌前后，由日本方面主动发起工作，通过来华游历的军官、政治家及民间人士的持续活动，加之驻华地方领事公私兼及的中间联络，张之洞与日本之间建立起多种渠道的关系，进而在教育、实业、军事改革诸领域展开合作。同时，这一合作又由于清朝内部政情变动而掺杂了复杂的政治交换的因素。庚子事起后，张之洞动用既有的各种渠道，在东南互保、战时交涉等重要关节积极借助日力，及停兵、议和、拒俄各端，两者亦复分享不少共同语言。
面对事变发生后的纷乱局面，地方督抚的思想其实并非一致，表现在对外交涉上，各有属意的对象。张之洞一直倾心于日本，以其在华兵员数量最多，相信必可“主持群议”。两江总督刘坤一注意到各国对华声明以美国措辞最为“和平”，故疾声呼吁目前办法“必须由美入手”。(111)闽浙总督许应骙（1832—1903）认为“俄谋最狡”，唯有英国可以制俄，主张托英人调和，“英如见允，则美、日必乐从”。(112)安徽巡抚王之春（1842—1906）则有“联俄之议”(113)，虽应和者寥寥，却意外引起日本政府的警觉。(114)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向张之洞试探虚实，后者急于撇清关系，以“联俄”传闻为“齐东野语，毫无影响”，极力辩解“与鄙人平日见解、现在办法正相反，阁下万不可信。《汉报》妄刻，已令更正”。(115)他在私下更向王之春坦白：
长江各省断不可说联俄，此英、日、美所最忌，于东南大局有碍。(116)
考察日本对华政策，要注意到在庚子事变全过程中，日俄竞争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出于对俄顾忌，日本朝野始终怀疑中俄之间有着秘密联络的渠道。据在东京的李盛铎近距离观察，“各处皆以拒俄立论”(117)。前述日本对华出兵、增兵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俄国动向的反应。当宫廷“西幸”的传闻开始散播，小田切万寿之助又将之与“联俄”密谋挂钩，他引述盛宣怀在沪所告之言——“目前南清南方有力高官所忧惧者，系北方形势愈加转恶，刚毅及董福祥一派杀荣禄，拥皇帝、皇太后往西迁逃。又，俄军或他国军队率先追踪，破董军，挟制两宫，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切望贵国政府注意此事”——提示日本政府此事“性质重大”，应予高度重视。(118)对于清朝政治的近似观察，也反映在东亚同文会的认识中，其自觉区分“北京政府”和“南方有力者”两股势力，已不仅是简单的地域概念，也包含了一定政治意味的价值判断。在日本官方文献中，对于义和团事件的命名经历了一个由“清国事变”向“北清事变”的转换，而后者正突出了事变主体与“长江一带”的“南清”构成相对的概念。(119)东亚同文会的主流意见一直视那拉氏及顽固重臣把持的清廷为守旧的、亲俄派的总后台，这与把张之洞、刘坤一看作“温和改革派之首领”而寄予期待的日本外务省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120)反观清朝内部，也始终存在联俄、联日两种倾向的角逐。甲午战后，张之洞等人由主张联俄制日，转向联英日制德俄，却因与中枢意见不尽相合，所请未被允准。(121)政治上天性敏感的张之洞此后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严格自我设限，不欲就此政治话题“深谈”，“但以冠冕语答之”(122)，但在反对“联俄”一层上已不自觉向日本倾倒。(123)
以上史实厘清的工作，或已大致可以呈现庚子事变前后张之洞及其周边人物“亲日”外交的具体背景、契机、行动和效果，也反映出国际政治竞争的大环境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定位与局限所在。张之洞与日本因应时变，不乏互利互益的共识，但各有严守的界限，交涉上彼此引援，又互抱戒心。重新梳理中日关系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段之后，可以发现在我们以往较为熟知的文化教育或军事战争的历史叙述外，中日交往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层次，当时的日本形象实有异于后日的定位。而透过事变当中张之洞对日交涉的种种表现，也可窥见这位被清廷许为“老成谋国”的封疆重臣，面临中枢将倒的危局时刻的复杂内心世界，从而对晚清政治人物增进“同情”式的了解。
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也一直延续到战后。日本政府先于其他各国表达了同意休战议和的意向，虽又经历了“厦门事件”这一风波的考验，但日本朝野对张之洞仍然青睐有加。当李鸿章的“全权”资格被外界质疑，“只日本语气较好”，提议加派江、鄂总督为和谈代表，在《辛丑条约》细目谈判时，也表现得较西方各国更易沟通。待收回东三省交涉事起，张之洞实现对日本的回馈，在反对俄约并主张东三省开放问题上，几乎不折不扣地成为日本的传话筒，以致其反对者发出“为日所愚”的责难。这些内容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拟另文专论。
(1) 对这段时期中日关系的既有研究，较多偏重两国间教育文化层面的交流，参看［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而为一般读者关心的军事战争史，则多被置入日本长期侵华的历史脉络中展开叙述，代表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对政治、外交层面的历史事实的挖掘相对不足，也是学界对同一段历史产生正、负两面认知的原因之一。
(2) 这方面的总括性研究，可参见［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美］马里乌斯·约翰逊（Marius B．Jansen）《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载［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98—403页。
(3) 参阅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载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戊戌维新前后的康、梁、张之洞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载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201頁。
(5) 谢俊美：《近卫笃麿侵略思想及其活动述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邱荣裕：《张之洞“亲日”外交倾向刍议》，《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 参阅菅野正《戊戌維新期的上海亞細亞協會》，《清末日中關係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第3—23頁；邱涛、郑匡民《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少数旅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翟新《東亞同文会と中国：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理念とその実践》，慶應大学出版會，2001（中文译本见《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馮正寶《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亞季書房，1997。此外，东亚同文会个别会员赞助、参与中国革命的事迹，长期受国内学界注意，也已成为近代史著述屡见不鲜的题旨。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三章“‘华南独立’运动与惠州起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桑兵《日本东亚同文会广州支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7)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与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两种专书对庚子前后张之洞的外交活动皆有涉及，尤其前书对其“羁縻英日”的外交思想渊源做有专节讨论，但未将张之洞与日本关系作为论题进行处理。
(8) 小田切万寿之助，日本米泽藩（今山形县）出身，东京外国语学校支那语科毕业，1886年以外务省留学生身份来华，在天津领事馆实习，同年调任北京公使馆书记生。1896年派驻杭州，任二等领事。1897年代理上海总领事，1902年任总领事。次年，为日清通商航海条约改正委员、清国关税率换算委员等职。1905年辞官，入日本正金银行，任社长。小田切在沪任内为日本在华投资权利的扩张不遗余力，其传记作者推奖他“功绩卓著”。参见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原書房，1968，第415—418頁。
(9) 茅海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载《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96—200页。
(10) 参见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载《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94—395页。
(11) 参见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载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543—544、562—564页。按青木周藏，1869年赴德留学，后入外务省，以代理公使、公使身份驻德多年，1889—1891、1898—1900年两度出任外交大臣。他是日本“第一个地道的外务省出身而出任外相的人”。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34页。
(12) 《致上海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7702—7703页。
(13) 戴银凤：《贝思福访华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4) 参见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第137、207页。
(15) 《上海小田切万寿之助代理总领事致都筑馨六次官报告》，1898年12月21日，茅海建、郑匡民编译：《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二）》，《近代史资料》总11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66页。
(16) ［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第242页。
(17) 菅野正：《清末日中關係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第5—6頁。
(18) 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伝》上巻，春畝公追頌會，1940，第401頁。
(19) 《汉口濑川浅之进领事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报告·关于伊藤侯游历汉口》，1898年10月17日，《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二）》，《近代史资料》总113号，第11—12页。
(20) 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载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480—481页。
(21) 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伝》上巻，第401—402頁。
(22) 该函系汤志钧先生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中辑出，收入氏著《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192页。原署“光绪二十四年于武汉发，无日月”，据文意推知，应为前伊藤博文去函的复件。
(23) 福岛安正，1874年入陆军省，1878年投入山县有朋门下，作为陆军最大实力人物的涉外情报秘书，前后服役长达四十年，获大将衔，封男爵，号为“日本情报战之父”。时为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义和团战争爆发，出任日本派遣军司令官，战后主编了《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这一规模庞大的战史资料集。参见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國家》，汲古書院，1987，第215—220頁。
(24) 参见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第276—277頁。
(25) 近卫笃麿，号霞山，出身位列五摄家之首的豪门，年方弱冠已跻身公爵。1885年赴欧游学，1890年归国，任贵族院议员，1895年任学习院院长，后历任贵族院议长、帝国教育会会长、枢密顾问官等，是活跃于明治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日本政治家。其子近卫文麿（1891—1945），1937—1941年间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参看白柳秀湖：《近衞家及び近衞公》，國民新聞社出版部，1941。近卫笃麿于1898年出任东亚同文会第一任会长，1899、1901年近卫有两次中国之行，与张之洞、刘坤一、奕劻、荣禄、那桐等清朝要人结识，由不同方向建立在华人脉关系，并影响中日关系及清朝政治。说详拙文《近卫笃麿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6)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497頁。
(27)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456頁。陪同接待的张之洞幕僚郑孝胥（1860—1938）也以“广雅多言康、梁在日有妨交谊，其辞太繁”，对幕主有所腹诽。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40页。
(28) 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第72页。
(29) 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第302—315页。
(30) 李廷江近将近卫笃麿史料所存汉文书函结集出版，其中收录湖北省官员或留学人员致近卫函有：汪凤瀛二通，邹凌翰二通，钱恂一通，张权三通，张厚琨三通。参见李廷江編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解題，原書房，2004，第30—36頁。
(3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杉山彬灵柩业经停妥但格于成例未便进城事致日本公使照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00页。
(32) 参见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22、255—258页。
(33) 参见《致总署、荣中堂、天津裕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60页；《寄总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第1431—1432页。
(34) 《钱守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
(35) 日本出兵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俄国在华投入大兵的反应，但对出兵规模有所抑制，如陆军大臣桂太郎所言“少量出兵附列强之骥尾，不失其伴侣地位，此为外交之得策，绝不可过于抬头，待彼（列强）乞援时抬头不迟。”参见斎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芙蓉書房，2006，第46—48頁。
(36) 钱恂记福岛赴华前言论：“福岛少将濒行，告稚樵曰：‘此次以攻拔天津城为第一步，拔后拟暂停兵，且不遽向北京，以待议和。君盍先告张香帅早备和件乎？能先德帅到华而媾和，乃策之上者。盖攻拔天津，日本必居首功，首功可有主和权也，迟则不能不让德国。’稚樵知香帅非能独倡和议者，且孝钦昏迷，亦非仅失天津所能启悟，故电香帅而已。”参看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50页。
(37)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73。
(38) 《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49—2150页。许同莘据此注曰：“日本外部言必剿匪方有转机，故有此奏。”参看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3页。
(39)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二日亥刻，《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
(40)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133页。
(41)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8000页。相同意思的电报同日并致钱恂，并谓：“李钦差能与日人深谈否？此电皆冠冕正大语，我若兼托李与日商有益否？候速复再定。”参见《致东京钱念劬》，《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42) 关于张之洞外交思想的这一特征，参见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5—368页。
(43)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6页。
(44) 《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寅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7页。
(45)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廿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46) 《致轮墩罗钦差、华盛顿伍钦差、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1页。
(47) 《李钦差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辰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3页。
(48) 按小田切万寿之助与盛宣怀不谋而合并非偶然，两人事前曾有“密商”。参见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40—241页。关于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庚子事变期间的活动及其分析，还可以参阅拙文《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49)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04—8105页。
(50)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岩波書店，2007，第81、88頁。
(51) 《青木外務大臣ヨリ独國駐剳井上公使宛·日清密約說ニ關スル獨紙記事取消並日清兩帝禦往復公表方訓令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墺國駐剳牧野公使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日清密約說ニ關スル墺紙論調反駁ニ付稟請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441—442、443—444頁。
(52) 《李木斋星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882页。
(53) 《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东抚袁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酉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07、110页。
(54)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94页。
(55) 《致日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65页。
(56) 《寄刘张两督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69页。
(57) 《请发密诏平乱以挽危局电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二十一，总第560—561页。
(58) 《致东京李钦差并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20—8121页。
(59) 《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21页。
(60) I．H．Nish，“Japan's Indecision During the Boxer Disturbanc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0，no．4，1961，pp．449-461．
(61) 参见斎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第2—5頁。
(6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228—229页。
(63)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934页。
(64) 参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231页。
(65) 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杉山書記生ニ対スル哀悼及時局挽回ノ希望ヲ表セル清皇國書發送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436頁；《淺田外務總務長官ヨリ清國公使宛·清國政府ノ實力二依ル匪徒ノ掃蕩方希望並我出兵目的明示ノ答復國書手交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589—590頁。
(66)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313页。
(67)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21页。
(68) 《李钦差来电并致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午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6页。
(69)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九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
(70)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酉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5—8086页。
(71) 《复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72—2573页。
(72)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酉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5—8086页。
(73) 《鄂督致李木斋驻使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67页。
(74)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98页。
(75) 《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99页。
(76) 《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21页。
(77) 《李木斋星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82页。
(78) 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伝》上巻，第429頁。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第756—759頁。
(79) 坂根义久校注：《青木周蔵自伝》，平凡社，1970，第329—336頁。
(80) 参见高兰：《双面影人：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思想与实践（1895—1918）》，学林出版社，2003。
(81) 《会衔电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53—2154页。
(82)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64页。
(83)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51页。1887年陶森甲随洪钧出使俄、德，在柏林公使馆任参赞，其时福岛安正为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两人于此结交。1899年4月福岛赴华游历，在南京与陶晤面，曾畅谈清日联合之愿景，广泛涉及练兵、留学等方面。参见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第273—275頁。
(84)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51页。
(85) 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在上海得到情报，为此致电国内：“刘坤一怀疑我国大量出兵并在天津进行军事活动的理由、目的，认为我国与各国同样采取瓜分中国的态度。望采取措施，迅速解除他的疑虑，在上海报纸上大事进行宣传。”参见《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9页。
(86) 《沪道致江鄂督抚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3期，1935。
(87)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93页。
(88)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5—446页。
(89) 参见《寄伦敦罗使日本李使》《寄伦敦罗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戌刻、二十七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07、213页。
(90) 《致上海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丑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3页。
(91) 《日本李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戌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82页。
(92) 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議和全權委員トシテ渡清盡力方李鴻章ヨリ伊藤侯宛懇請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453頁。
(93) 《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第46页。《盛京堂来电并致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9页。
(94) 山本四郎編：《寺內正毅日記：1900—1918》，京都女子大學，1980，第6—7頁。
(95) 与荣禄有旧的李盛铎以“单骑见虏”太过冒险，未便轻率从事，提议“张燕谋闻在京，或令赴前敌，或派他员与福岛先商较妥”。（《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第46页）按“张燕谋”，张翼（1845—1912），李鸿章亲信，时为内阁侍讲学士。盛宣怀则另提议“重臣之外，或添派赫德”。（《盛京堂致江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战后，据日本提议荣禄被清廷命为全权，复因外国抗议遭撤，关于此节菅野正已有初步研究，参见《义和团事变と荣禄》，《清末日中關係史の研究》，第275—299頁。
(96) 《寄东抚飞递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99页。
(97)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9页。
(98)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绰将军、福州善将军、西安端抚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23页。
(99) 参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228、230页。
(100) 《千急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辰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
(101) 电文录下：“顷接烟台电，联军十九据通州，拟攻东直门，等语。查现在未得我两宫出京确信，如联军果攻京城，炮火所至，势必震惊宫禁。万一有意外之危险，全国人心激愤，从此将不知祸之所止。况南方保护之局，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倘各国不顾两宫，则何以处南方之各督抚？万望贵总领事飞电联军各兵官，切实询明如何办法，万万不至震动我皇太后、皇上之实据，使南方各督抚及各省民心不至激成大变。务望二十四点钟内电复。万急至盼。刘坤一、张之洞同电。”《万急致上海英法俄德美日各国总领事》，庚子七月二十三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按张之洞另拟会各省督抚衔，将此电转致驻外各公使，邀李鸿章领衔未允，遂作罢论。参见《鄂督张来电》《复鄂督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01—202、203页。
(102) 《驻沪美总领事致江鄂督电》《驻沪法总领事致江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
(103) 参看《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皇后及皇太后ノ安全ヲ懇請スル劉張兩總督連署電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76頁。
(104) 《驻沪日本总领事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驻日公使转呈外务省照会，见《致李鸿章等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第48页。
(105) 按电内称：“可否乞两公再电各领事云：昨电所请贵领事飞电联军，不致震惊两宫，急盼两日电复，系天下臣民急切盼望之意。顷阅出使大臣来电，各外部均允送使出城，联军可不入京，是两宫可以平安，南方各督抚闻之万分感慰。东南保护之约，各督抚仍必尽力自任，请电贵国政府知照云云。乞速酌办。”参看《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总第915页。
(106) 《致上海英、法、俄、德、美、日本各国总领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2页。按其事过程中另有一段插曲。致各国领事第一电，虽然江、鄂联衔，实际上张之洞以事态紧迫，发电前并未知会刘坤一，这引起后者不快，张不得不事后弥补。（《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致江宁刘制台》两通，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0、8235页）这是庚子时期刘、张之间为数不多的“微嫌”之一，但面对外部质疑，刘坤一仍取自觉维护的姿态，特咐盛宣怀“揣香帅限时意，无非急于盼复，望速告知，各领事并无他意，以免误会，仍望妥筹善策”。参见《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第915页。
(107) 《张香帅来电兼致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总第914—915页。《驻沪日本总领事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
(108) 《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总第916—917页；《盛宣怀致罗丰禄、李盛铎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430页。
(109) 《千急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
(110)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7—8238页。
(111) 《江督刘来电并致袁盛张王刘奎绰德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酉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54页。
(112) 《闽督许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65页。
(113) 王之春与俄国旧有渊源，“联俄”思想其来有自。参看李永昌：《王之春使俄与清政府的联俄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大沽开战前，俄国利用地理之便，已对华增派数量可观的兵员。本年6月初，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Admiral Alexeieff）认为，既然英国的西摩尔已经取得了首批进京联军的统帅权，那么就应任命一位俄国军官在现地负起“军事和外交全权”，从而“对企图自揽列强的联合行动的领导的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形成一个必要的抗衡”。参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一册，董果良译，齐鲁书社，1980，第11页。由旅顺口火速南下的两千余名俄军成为进犯天津的主力。
(114)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匪徒镇定方露国依赖说张總督ニ於テ否認並日本新聞記事ニ対シ苦情申出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安徽巡撫王之春ノ露佛ノ援助ヲ借リ團匪討滅ヲ圖ラントセシ風說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12、223—224頁。按《汉报》主办人为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宗方小太郎。
(115) 《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52页。
(116) 《致江宁刘制台、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酉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91页。按安徽省时已加入“东南互保”，与江、鄂步调相同，“联俄”议论节外生枝，引起张之洞的不安，故引据小田切言论，极力加以劝阻：“前日日本领事风闻尊处有联俄之议，即来力阻。恐欲联者，未必助我，徒招他国之怨，谋我更急。且鄙人叠次电奏，俱未动听，此时断不敢再渎，务望勿列鄙衔为幸。”参见《致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子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7—8088页。
(117) 《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48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亲俄派”代表人物的李鸿章奉召入京，也被日本方面视作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ノ北上ト其親露態度ニ付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83頁。待李鸿章由广州北上，停留上海展开外交之际，他的一举一动也无奈地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118) 《致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清廷西迁及露军ノ行动ニ関スル情报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79頁。
(119) 斎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第5—8頁。
(120) 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第72页。
(121) 参看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154—155页。
(122) 《致总署》，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酉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17页。
(123) 盛宣怀在联日制俄观念上与张之洞较为接近。他消息灵通，最早探知宫廷可能西迁，多次往访小田切陈说“极秘之事”，告以“目前北京政府由端王独占政柄，西太后及皇帝不过其傀儡而已”，并要求日本速往北京出兵，同时向保定府方向派队阻止宫廷西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清廷ノ西遷阻止方盛宣懷ヨリ懇請ニ關シ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78頁）其对小田切所作言论，也是出于忧惧宫廷被挟持迁往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特别提醒应注意俄军的动向，除表现拒俄立场，也有利用日俄竞争，从而借用日力的算盘。唯当时日本尚未实现大规模对华派兵，而且在华行动严守与列强一致原则，尽管对此高度关注，但出于谨慎，未予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