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料价值举隅
据文意推断，费德保写作此篇，大概在返回家乡后不久，逐日载录在京及南下途中见闻，多出于身历目击。如五月初一日（5月28日）记：“散值，访同乡曹根生驾部（允源）、邹紫东仪部（嘉来）。入门时，紫东神色仓皇云，良乡、涿州一带义和团借事，聚有数千人，将保定一带铁路焚毁，人心惶惶，是为滋事之始。”文内追记友人言论，提示了当时京官所感受到的义和团事变的起点，很有助于将今天的读者带入历史现场。五月初九、十日，清廷相继派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协办大学士刚毅赴涿州、保定一带查看义和团，“开诚布公，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务宜仰体皇仁，即日解散，各安本业，毋得聚众滋事，自罹法”(13)。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后来指出，此举“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14)。费德保记其事：
……诏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往涿州一带，劝谕解散。其时拳民汹汹，有不肯奉诏之意，朝廷又遣大学士刚相（毅）往谕，拳民以忠义自命，刚相颇为所惑，回朝时以人心可恃、众志成城等语，动摇天听，并不计时势之强弱，兵事之利钝，而拳民亦自名为国宣力，遂数十成群，陆续进都门，毫无忌惮，门禁亦不严。
复按清宫档案，刚毅回京复奏，奏折中确有“蚩蚩之众，诛不胜诛。诚如圣虑，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知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也”(15)等语。费德保视刚毅涿州一行，为清廷对义和团政策由剿转抚、从而导致拳民大量进京的关键，这一观察包含相当的洞见。
义和团入京前后，费德保全程目睹。有关团民设坛施法、降神附体种种行状，多见于笔记，往往有过简或过谑之失。费氏所记则富于细节，可谓详明生动：
拳民到处结坛，名为不贪财、不爱色，然到处募缘，或令送米面，或令送钱帛手镯，居民亦不敢不应。初愚民以拳民为可恃，及至勒索财物，亦渐知其不可恃矣。最可笑者，坛中朝夕焚香，以神附体为言，或曰赵子龙，或曰孙猴，并以能御刀刃、能避枪炮欺诳于人。盖以气炼御刀刃，自古易筋经法有之，偶有一二人习之，亦不足为异，至能避枪炮，则迅雷烈火，谁能御之？此可不辨而明者。并对空放火，云不必动火，用咒一二语遥拜之，则熘自屋中生，人皆神异，以为天助，其实皆并未目击也。
所记不少事情为费氏及身边戚友所亲历，具有他种二手文献不具备的原始性。如兵部主事程绍祖、工部郎中潘盛年为拳民强行“跪坛焚表”，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黄思永为拳民“诬以吃教”等记载，其来有自，非常值得参考：
拳匪之可笑，令人喷饭。五六月中，气焰方张，动辄以神降为言，每一街一巷，必立一坛，有可疑之人，必执赴坛中，令其执香焚表，以辨是教民与否。予妹丈程菊村驾部(16)，在街换银，忽执之去，令其跪坛焚香，据云中设一黄帏，内有一人，牵呵梦呓，如南中巫师之类，忽作小语云“他非教民，可以放他”，则令之去。若云“是教民”，则不待辩而诛之。同乡潘经士水部(17)出城，亦为执去，推挽半日，亦令焚表，几及于难。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甚至如黄慎之学士（思永）、立山尚书，均为执去，诬以吃教，亦有为挟仇诬告者，此数日间道路以目，重足而立，不成世界矣！官更不敢过问，岂非国亡之妖孽乎？(18)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焚毁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火势失控，延烧民居，被焚之户数以千计，正阳门城楼亦为烈焰扑及。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颇具影响的一个事件，有些著述谈及此事，只讲火烧老德记西药房，对殃及民房事加以讳饰，有的甚至对此事加以颇高的评价，认为表现了义和团反帝和“严厉禁止贩售洋货”的决心，这显然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据费德保《庚子北京避难记》记载：
大栅栏有一中西大药房，名老德记，其中西药居多。拳民以灭洋为名，凡有外洋货物店，皆欲一焚以张其势，特来拳民数十人焚其店，不料起火之后，势成燎原，大栅栏为戏楼、饭店会集之地，高楼巨屋，比栉相联，火遂四延，不可救止。……火光焰天，烧至竟日，黑烟障地，瓦碟盈堆，各铺户居民纷纷逃窜，哭声震耳。珠宝市二十四家银炉房，尽付一炬，莠民乘机抢夺。锦绣世界，一刹那付之灰烬，可为浩叹！
至于火势蔓延的原因，现存史料有一些反映，如谓“义和拳说专烧奉教、不连别家”(20)、“大师兄自以为神火不延烧，五月二十日大栅栏火，大师兄披发念咒，而火不能止”(21)、“先是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22)等等，惜多语焉不详。费氏则明确记载京师街坊常设水会，本具有一定消防能力，此次火势蔓延至不可救药，与水会受阻未能发挥作用多有关系。这不仅提供了细节的解释，也保存了社会史研究的珍贵材料：
最可恨者，火起之初，有水会持水龙来救，拳民不许，云神火令焚洋房，如来救者，即同党杀之，人皆退避，因此势成燎原。及晚火势不熄，拳民中亦有顾忌者，遂云坛中神降，令水会来救，而水会方敢至，于是水龙四集，方始救息。都中城内外而有水会，而救火极电捷。前数日中拳民焚教堂教民屋，单焚一处，火不旁及，所以愚民信之。不料此次竟延烧二千余家，至是愚民方知拳民之不可信，而神道之不足恃矣。不胜三叹！
自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起，武卫中军、董福祥甘军偕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久攻不下，使馆区周边官民住家却大受其害。既有研究多将京城秩序大乱归咎为拳民，实则据费氏所见，官军为害极巨，甚或还在拳民之上：
及天明，方知是晚内城东单牌楼一带，官宅民居大半为乱兵抢劫一空，其最著者，徐中堂（桐）宅、曾袭侯（广銮）宅、孙中堂（家鼐）宅、钱尚书（应溥）宅，均被劫掠一空，幸未伤人。孙为予戚，见其少君景周驾部(23)，据云身无长物，惟穿一单褂逃出，形同乞丐，亦自来未有之奇事也。各铺户商店，如桂林轩等铺，不但遭劫，并且伤人。盖战时有教民逃避至该铺中者，而董军寻踪追及，互相轰击，玉石俱焚，不辨其为良民、为教民也。是夜遭劫者数百家，遭难者数千人，可谓浩劫，幸城外尚晏然，而终夜不安枕矣。
关于清军的扰民劣迹，可在清宫档案中得到印证。事后，御史郑炳麟上折，以亲历亲见为证，严词奏劾董福祥部：“自二十五、六两日，甘勇焚杀抢掠，情同叛逆。附近东交民巷一带，假拿教民为名，无一不被抢之家。臣寓二条胡同，被抢者二十余家，受伤而死者，若刘姓、董姓、周姓三家，共计十八名口之多。即臣寓亦被踹门两次，据理力争，幸而得免。……此等兵勇，以之御敌则不足，以之殃民则有余。百万身家性命，其将何以聊生耶！”(24)两相对照，足以证明费氏所言非虚。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十七日（8月11日），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先后被清廷处死。关于五大臣死状，学界已见专门的研究，(25)而《庚子北京避难记》可以为此提供新鲜史料。如许景澄临刑前曾遗嘱三事，公私兼顾，此节不见于他处，实属珍闻：
许竹筼少冢，自承上泣谕后，已栗栗畏祸，不知七月初竟兴大狱，有似汉之晁错。临赴西市时，有人遇于宣武门外大街，囚车略停，许公呼其仆取纸笔，有遗嘱。当时匆匆，即在纸铺中取一纸，许公书三事，付其家：一云所有历年办铁路票据在某筐中；一云某姬有遗腹，如得一男，好为抚养以继嗣续；一云我伏法后，即令家人赶即收尸，不致迟误。
又记徐用仪死后，其婿周镜渔为之收殓，亦为其他史料所未见：
十七日，徐小云尚书（用仪）、立山尚书亦骈斩于市，罪案不明，人皆冤之。小云尚书，久列正卿，年逾七十，一朝遭此惨祸，天下惜之。是时乱势正亟，尚书正法后，竟致无人收尸，幸其婿周镜渔比部(26)在京，翌日为之殡敛，而和局至此，已决裂不可收拾矣。
除留心记载时事外，对于事变之由，费德保同样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此次之乱实非朝廷本意”，而主因在于“端邸不甚熟悉夷情，又惑于拳民之足恃，以为人心之固，不难灭此朝食，故摇动天听，决计开战”。实际上，这是对从“己亥建储”至“庚子拳变”整条线索的检讨，其中端郡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之间意见冲突，尤其受到他的重视：
端郡王（载漪）系惇亲王之子，宣宗之孙也。去冬所立大阿哥，端王之子，于今上为从侄。自简立后，去冬上海电局绅经君(27)，邀集千余人，电奏请归政，亦有外洋流寓绅商。此事深触慈宫之怒，而端郡王更不悦焉。外间颇有废立之谣，又恐各国借端问罪。此次开战，故端王立［力］主其议，如熟悉洋务之庆亲王、荣仲华相国，均不以为然，召对时与端邸相互抵牾，几至廷争。而端邸又以为拳匪可恃，故坚持定见，谓侥幸一胜，从此外夷可不干预中国政事。孰知强弱利钝，已成积习难追之势，以朝廷为孤注，是谁之咎欤？
近有学者撰文对奕劻与义和团关系提出新解，质疑学界关于奕劻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既有认知为“误读”“无稽之谈”，并认为“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而慈禧太后在用人态度上亲奕劻而疏荣禄。(28)作为事变亲历者，费德保以奕劻、荣禄均为“熟悉洋务”之人，而政治见解与端郡王“相互抵牾，几至廷争”，类似记述为我们重审端、庆、荣三者之间关系，及慈禧太后最后倒向主战的决策背后那一层“归政”潜因，提供了极佳的第一手素材。
综上所述，《庚子北京避难记》所载时事多具本原，描摹世态亦入情理。当然，文中所记亦偶有非作者亲历而属道听途说者，有不尽确处。如记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之死：
乱之初起，各使馆尚持两端，朝廷亦有意和局，曾遣译署堂官委曲调停。五月十九日，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坐轿赴总署议事，不料行至东四牌楼大街，忽值董军及武卫军队。该使臣轿前有洋兵十余人，手持火枪护卫，而该使臣手执小枪，乱军忽谓其开枪，遂一哄而进，不分皂白，洋兵皆四散，该使臣遂死于乱军中矣。公法凡害及使臣者，决计开战，于是不可收拾矣。有云是董军门之意，然当时人心不靖，军无纪律，以致酿成不解之祸。虽曰天意，岂非人事不善欤？
所记于细节处稍有误，杀克林德者，非董福祥甘军，而为京师神机营营官恩海；然而描述宣战之际中外交涉情形仍大致属实，对于今人复原克林德被杀时刻的背景氛围，不失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