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生活中经历的事情的记忆。威廉斯等人（Williams et al.，2008）提出了自传体记忆的三个主要功能。一是指引功能——过去经验可以用来指引个体后来的行为和决策；二是社交功能——促进社交互动和群体凝聚力；三是自我功能——使个体产生认同感，促使个体理解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自传体记忆原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可能由于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它才得到学者的注意。
记忆的扭曲
个体在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会产生各种偏差和扭曲。沙克特（Schacter，2001）提出“七宗罪”，对记忆进行了“无情”的“口诛笔伐”。现将七大“罪状”历数如下，作为本节内容的引子。
“罪状”之一：保持短暂（transience）。记忆痕迹保持的时间短，未及从容玩味，很快就“灰飞烟灭”了。沙克特举例说，在美国，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橄榄球星辛普森被指控杀害妻子，后来又被宣布无罪，但是他们已经说不出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尽管他们一度能够说出来）。
“罪状”之二：心不在焉（absent-mindedness）。有些人刚做完一件事情，马上又重做一遍。原因倒不是为了改进做法，而是因为忘记刚才做了什么。所以，就会出现刷两遍牙的事情，或者冲进某个房间，却忘记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罪状”之三：阻断（blocking）。有时，我们明明觉得自己记得什么事情，就是回忆不起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舌尖现象”。
“罪状”之四：张冠李戴（misattribution）。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听到某事情或读到某文章时所在的地点。有的时候，人们还会认为自己看到或听到过某些事情，其实却是无中生有。
“罪状”之五：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人们很容易接受暗示。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说他应该见过谁，那个人就可能真的觉得自己见过谁。你问一个人有没有看过一个飞船撞击大楼的电视剧（其实没有这部电视剧），如果得到的回答是“有”，你也不必奇怪，因为有些回答者是很容易受到问题本身的影响的。
“罪状”之六：偏向（bias）。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常常产生偏向。当一个人正在遭受慢性疼痛的折磨时，他会更容易想起以前曾经经历过的疼痛；如果这时疼痛不发作，他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容易想起以前的痛楚。当你和一个熟人吵架的时候，你会更多地回忆起他对你做过的坏事，而忘记他对你的好处；只有等到你和他言归于好时，才想起他的种种好处。
“罪状”之七：固执（persistence）。人们常常固执地把那些其实不合理的事情当成是顺理成章的。例如，一个经常获得成功的人，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他以后可能总是更容易回忆起这次挫折，而不是那些成功的经历。
日常事件的记忆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很难用实验室实验加以严格的考察，而是必须在保持生活一如寻常的基础上，积极地控制各种变量，开展实验。林顿（Linton，1975，1982）就进行了这样一项艰巨的工程。她以艾宾浩斯为榜样，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自己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记忆。林顿的实验是按如下程序进行的。
（1）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在卡片上记录当天发生的一些事件，每张卡片的正面写下关于一个事件的简短描述，反面则记录该事件发生的日期，并对该事件作出一些评定（例如，将来能否清楚地回忆这一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一事件对于个人生活目标的重要性等）。如果每天记录2～3个事件，每个月就可以积累下60～90张卡片。卡片的形式见图6-8。
（2）每月都要做的事情。在每个月末，将该月积累下来所有的卡片随机地分成14堆，作为之后3年的测验材料：其中12堆卡片将在该月之后的12个月中进行测验（每月1次），另外2堆卡片则分别用于事件发生2年和3年后的测验。
（3）测验方式。第一步，在每个月的测验中，先对生活中的事件进行短时间的自由回忆，以此作为测验前的热身，然后洗乱本月待测卡片。第二步，进行正式测验。抽出2张卡片，同时按下秒表，记录卡片的编号，然后根据卡片正面记载的事件描述将这2张卡片按照发生的时间（因为写在反面，故看不见）排序，并记录排序所花的时间。接着，重新启动秒表，开始回忆左手所持卡片上的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记录反应时间。最后，再重新启动秒表，开始回忆右手所持卡片上的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也记录反应时间。
图6-8 林顿记录的卡片
在这个实验进行的前20个月当中，林顿就记录了2 003个事件，进行了3 006张卡片的测试（其中1 468张卡片重复测验）。在实验之前，她曾经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忘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但是，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可能是因为测验的时候她看到了事件的描述，也就是说，她对事件本身进行的是再认，而不是回忆，这就降低了测验的难度。不过，林顿的实验还是告诉我们，对于真实事件的记忆比过去的实验室研究所认定的要持久得多。
林顿还记录了她在回忆事件发生日期时的出声思维的内容。她发现，自己常常采用问题解决的各种策略来帮助回忆日期，这种策略甚至可以用于那些已经不能外显地回忆出来的事件。
林顿还分析了那些自己不能回忆的项目，发现它们至少可以分成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的项目已经完全不能回忆，这时，原来记录下来的事件描述起不到一点作用。第二种类型的项目则不是简单的遗忘，而是不能与其他熟悉的项目区别开来。对于后一种类型的遗忘，鲁宾逊和斯旺森（Robinson＆Swanson，1990）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熟悉的事件是由于重复发生造成的。在重复的过程中，事件中那些相似的方面可以形成一种事件图式（event schema）。例如，一个人多次经历“复印资料”这一事件，他每一次复印的经历都大同小异，结果这些经历混在一起就变得难以区分；就像写文章，几易其稿之后，就不知哪一部分是第一次修改的，哪一部分是第二次修改的。
巴萨卢（Barsalou，1988）也进行了一个关于日常生活事件的记忆研究，不过这个研究的时间跨度和精细程度远远比不上林顿的实验。他和他的同事在大学校园里拦下一些行人，对他们进行“采访”，要求他们回忆并描述自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季中经历过的具体事情。尽管对这些被访者提出的要求是回忆和描述具体事件，但是在搜集到的回忆中，只有21%的回忆是具体的，其他回忆往往是一些概括性事件（summarized events），例如“有一周我每天都去海滩”等，这些回忆占了所有搜集到的回忆的几乎三分之一。还有一些回忆被巴萨卢称作是“延伸性事件”（extended event）。这些事件的时间跨度超过一天，例如“我在某夏令营做事”等。被试倾向于报告概括性事件和延伸性事件，其实也说明了这种回忆的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不过，林顿的研究方法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布鲁尔（Brewer，1988）认为，在林顿的实验中，林顿本人既是主试又是被试，这在方法学上不如将主试与被试分离的标准实验。更重要的是，林顿每天记录下的事件可能是当天发生的事件中印象最深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林顿认为生活中的事件不容易遗忘。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布鲁尔招募了8名非常具有合作精神的本科生，进行了一项持续几个星期且要求很高的实验。实验分成两个阶段：数据搜集阶段和记忆测验阶段。
在数据搜集阶段，每一位被试进行正常的活动，但是每人都配备了一个类似于BP机的电子提醒器，它可以随机地发出提示音（大约每2个小时发出1次）。每次听到提示音后，被试都要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下提醒器响起时经历的事件。具体来说，要记录时间、地点、行为、思想，并完成一些评价量表（评价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愉快感受以及重要性等）。当然，如果涉及隐私，或者任何不便报告的理由（例如与女友约会等），被试也可以不做详细报告。最后，被试每天晚上要将当天印象最深的事件记录下来。
在记忆测验阶段，布鲁尔要求被试回忆他们记录在卡片上的那些事件。每位被试都经过三次测验：数据搜集阶段结束时一次，大约两个半月以后一次，大约四个半月以后一次。测试的项目都是从卡片上随机抽取（而不是特意选择）的。测验的结果如图6-9所示。
实验的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以前实验室实验中发现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一些新现象。从图6-9可以看出，被试对于日常生活中事件的记忆还是相当不错的，超过60%的项目得到了正确的再认。对行为的记忆要好于对思想的记忆；对于每天总结出来的（记住的）项目的记忆好于随机抽取的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试对于自己比较少去的场所中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好于常去的地方经历的事件；很少采取的行为也比经常性的行为更容易回忆。在这一点上，布鲁尔和林顿的看法倒是相同的。另外，布鲁尔实验的几个星期中正好赶上感恩节，被试对这个假期中的事件记得特别好，原因可能也在于假期提供了比较独特的背景线索。
图6-9 布鲁尔的实验结果
（来源：Brewer，1988）
汤普森等人（Thompson，Skowronski，Larsen＆Betz，1996）进行了一组时间跨度更大（15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林顿利用卡片日记相似，也得出了许多与林顿研究和布鲁尔研究相似的结果。但是研究结果也显示，被试回忆中出现了更多的错误。他们还提出，对于事件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富于建构性，而对于事件（包括相对来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的判断则更富于建构性。
对于老年人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发现，老人（70岁左右）其实并不能回忆起多少童年往事，他们能够回忆的主要还是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发生的事情。鲁宾等人（Rubin et al.，1986）发现，老人往往会大量地回忆起他们成年早期（尤其是10～30岁之间）经历的事件。这一现象被称为旧事隆起（reminiscence bump）。鲁宾等人（Rubin et al.，1998）还发现，人们对于新闻、书籍和学术奖获得者等公共事件的记忆，也存在旧事隆起现象。对此，有人认为是这段时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人的记忆力在这段时期是最强的。自传体记忆还体现出人际相似性，而且多是积极回忆居多。鲁宾等人（Rubin，Berntsen＆Hutson，2009）认为，这说明每个人的生活脚本（life script）与社会的期待总是大致相同的。
闪光灯记忆
如果问你：你最近一次是在哪里看到某某同学（同事）？当时你在做什么？有谁和你在一起？你会觉得难以回答。但是很多人可以回忆起他们听说“9·11”事件的时候，人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以及在做什么。我就还记得：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上午，在办公室，一个研究生告诉我的。可见，我们不仅可以记住重大事件本身，还能记住我们得知该事件时自己的其他经历。这就是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它是由布朗和库利克（Brown＆Kulik，1977）提出的一个术语。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闪光灯记忆呢？布朗和库利克认为，在听说重大事件的时候，个体会产生比较强烈的情绪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激活了大脑与情绪有关的部位，其结果就是记住了大量与该事件无直接关联的事情。后来，奈瑟（Neisser，1982）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人们总是在寻找自己与历史的联系，重大事件产生的强烈情绪促使人们不断重复自己在听说该事件时的经历。这样，闪光灯记忆就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闪光灯记忆也会逐渐发生扭曲或重构。
关于闪光灯记忆，韦弗（Weaver，1993）进行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实验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时机——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1月，韦弗向一些学生布置了一项任务：在他们下一次与室友或朋友见面时，尽可能详细地记住当时经历的一切事情。韦弗的意图在于，这种普普通通的见面会不会也产生类似于闪光灯记忆的效果。为此，他还编制了一份问卷，让学生在见面过程结束后，尽可能早地启封、填写。
就在那天晚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了。虽然这场战争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是毕竟是一个重大事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有亲友或朋友参战的人来说。韦弗立即行动起来，迅速编写了第二份问卷，要求被试描述他们听到布什宣告的时候的记忆。学生们在2天后交回了问卷。
在战争爆发3个月后（1991年4月）和1年后（1992年1月），韦弗又发出了相似的问卷，询问关于那场战争和与室友（朋友）见面的记忆情况。
结果表明，学生们对于战争的记忆与见面的记忆在精确性上没有多大的差异。而且其遗忘的特征也一如艾宾浩斯制定的遗忘曲线：先快后慢。不同的倒是学生们对自己的记忆的信心度。学生们对于自己关于战争的回忆很有信心，而对于自己与室友或朋友见面的回忆却信心不足。而且，信心度与正确率其实并不呈正相关。韦弗得出结论说，闪光灯记忆不一定真的需要“闪光灯”，只要有一定的识记意图就可以。而“闪光灯”的作用仅限于影响人们对于自己的记忆的信心程度。
自传体记忆系统
关于自传体记忆心理成分，有一个自传体记忆系统理论，该理论由康韦等人（Conway＆Pleydell-Pearce，2000）提出，之后他（Conway，2005）又对此加以发展。他们认为，自传体记忆具有自传知识库和工作自我两个成分。
自传知识库（autobiographical knowledge base），指的是个人信息的储存库。库中的信息根据其具体性可以分为三个水平：（1）生活片断知识（lifetime period knowledge），指的是关于生活中的重要阶段的知识，例如关于自己大学时代的记忆。（2）一般事件知识（general events knowledge），指的是从多个事件中抽象出来的事件。例如，你在大学求学时经常上图书馆，多次上图书馆的事件就被抽象为一般化的“上图书馆”；也可以是几个不同的具体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例如布置晚会就是一个组合事件，其中要完成排演节目、置办服装、采购物品、租用场地等多个不同的事项。（3）具体事件知识（event-specific knowledge），指的是单个具体事件，有具体的细节，往往伴随着生动的表象。皮利默（Pillemer，2001）认为，开创性事件（开始为达到某个长期目标而行动）、转折性事件（改变既定计划）、锚定性事件（肯定个体信念和目标）和类比性事件（能够指导个体当前行为的过去经历）都是重要的具体事件。
工作自我（working self），指的是个体当前的目标系统和与之相连的自我表象。这个目标系统影响着自传体记忆的储存和提取。在自传体记忆的提取过程中，可能包括精细化线索——访问某一生活片断——访问对于该生活片断的普通知识——访问某一一般事件——访问感知觉细节及其他具体事件知识等周而复始的环节，这种需要努力才能完成的提取被称为生成提取（generative retrieval）。当然，如果线索足够特异化，可以避开上述复杂的环节，从而得到迅捷的直接提取（direct retrieval）。
康韦（Conway，2005）还认为，对于自传体记忆，始终存在着融贯性（记忆应与当前的目标和信念相统一）和符合性（即记忆的精确性）之争，而且常常是融贯性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