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者证词
目击证人的证词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看电影和电视剧，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法庭上控辩双方相持不下，各自拥有的证据均不足以压倒对方。眼看案子就要不了了之，甚至真正的罪犯将要逃脱法律的制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此时形势顿时出现了彻底的改观，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不过，这可能是只有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事情。其实，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很早以前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对目击者证词可靠性的科学研究始于闵斯特伯格（H.Müsterberg），他曾经提到了记忆歪曲、语言准确性、易受暗示性等问题。但是，真正被公认为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改进的研究，当属20世纪70年代洛夫特斯关于目击者证词的研究。
传统的记忆观点认为，人的记忆是稳定的，人们对所经历过的事件能够准确地再现其原本面目。但是洛夫特斯认为，人的记忆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在受到各种新信息的影响之后，人的记忆是会调整和改变的，人们对经历过的事件的报告可能是记忆重构以后的结果。而且目击证人对于自己的证词的信心度经常是过高的。
洛夫特斯（Loftus，1975）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细微的影响（例如提问时措辞上的细微差异）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回忆。如果目击者所接受的询问中包含着他与他所目击事件相关的虚假前提，那么在随后的目击者的证词中，这些新的虚假信息就会出现，并且会存在很长的时间。接下来，她以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进一步论证了她的观点。
洛夫特斯的第一个实验是这样进行的：让150名被试观看相同的一段电影资料，内容为一辆车越过了停车线闯入了车流中，导致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看完以后被试还要填写一张有5个问题组成的问卷，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关键性的，而且有两种问法。一种问法是：
How fast was car A going when it ran the stop sign？
（A车超越停车标志时的速度有多快？）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问法似乎已经确认了一个预设的前提：有停车标志。而另一种问法是：
How fast was car A going when it turned right？
（A车右转弯时的速度有多快？）
150名被试被分成2组，分别接受上述两种不同的问法。
后面的3个问题无关紧要，带有凑数的性质。最后一个（第五个）问题是：
Did you see a stop sign for car A？
（你有没有看到停车标志？）
第五个问题也提到了停车标志。如前文所述，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种问法确认了“有停车标志”这样一个预设前提，第二种问法没有这个前提。这对第五个问题的回答会不会有影响呢？实验结果表明，确实是有影响的。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种问法的被试（被问到停车标志）中有40个（53%）在回答第五个问题时说自己看到了停车标志，而另一半被试（被问到右转弯）中只有26个（35%）声称看到了停车标志，两个比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见，预设前提对被试的记忆产生了显著的扭曲作用。
洛夫特斯的第二个实验是让40个学生观看一个3分钟的电影片断，内容是8个示威的学生闯进教室，打断了课堂教学的情景。看完以后，被试回答一份有20个问题的问卷。和第一个实验中采用的手法相似，其中有一个问题的问法不一样。第一种问法是：
Was the leader of the 4 demonstrators who entered the classroom a male？
（进入教室的4名示威者的头头是男性吗？）
另一种问法是：
Was the leader of the 12 demonstrators who entered the classroom a male？
（进入教室的12名示威者的头头是男性吗？）
和第一个实验一样，接受两种问法的被试各占一半。一周以后，将被试重新集中起来，再做一份有20个问题的问卷，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How many demonstrators did you see entering the classroom？
（你看到有几个示威者进入了教室？）
实验的结果是，一周前接受第一种问法（预设前提为4个示威者）的被试报告的人数6.40，而接受第二种问法（预设前提为12个示威者）的被试报告的人数平均为8.85，这个差异也是显著的。这说明被试对于数量的记忆也会受到预设前提的影响。
洛夫特斯的第三个实验的目的在于验证问题中虚假的预设假设能否导致目击者在记忆中植入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实验中还是让150个学生观看一个录像，内容也是一场与一辆白色跑车有关的车祸。看完录像后回答一份有10个问题的问卷。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又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问法。一半的学生被问道：
How fast was the white sports car going when it pass the barn while traveling along the country road？
（白色跑车在乡间公路上行驶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
另一半学生则被问道：
How fast was the white sports car going while traveling along the country road？
（白色跑车在乡间公路上行驶的速度有多快？）
一周后，被试又被要求回答10个问题，其中关键问题是：(https://www.daowen.com)
Did you see a barn？
（你有没有看到谷仓？）
实验的结果是，前一半的被试（一周前在问题中看到过“谷仓”）中有13个（17.3%）回答“看到过”，而后一半的被试（一周前没有在问题中看到过“谷仓”）中只有2个（2.7%）回答“看到过”。两个比例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其实，录像里面没有出现谷仓。这一结果再一次证明了洛夫特斯的看法。
洛夫特斯的第四个实验进一步解释了前几个实验中的记忆重构效应。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分为3组，每组50个人，他们都先观看一段3分钟的录像，内容也是车祸，然后每一组被试都回答一些有关录像的问题，三组的区别如下：
直接问题组的被试回答40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和5个关键问题。问题中直接询问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例如：
Did you see the barn in the film？
（你在片子中有没有看到谷仓？）
虚假前提组的被试也回答40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和5个关键问题，与直接问题组的区别是，问题中包含了并不存在的事物的虚假假设，例如：
Did you see a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the barn？
（你有没有看到谷仓前有一辆客货两用车？）
控制组被试只回答40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一个星期后，所有的被试被重新召集起来，回答20个新问题，其中有5个是一周前直接问题组中问到的直接问题，例如“你在片子中有没有看到谷仓？”结果发现，虚假前提组的被试中回答“是”的人数的比例显著地高于直接问题组和控制组。
洛夫特斯通过以上实验说明，一个完善的记忆理论应当包括一个记忆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信息整合进有关事件的原始记忆。而过去的记忆理论不能解释这些研究结果。洛夫特斯认为，目击者证词经常可能出现偏差，就是因为提问中虚假的预设前提在他们的记忆中植入了新信息，而且这种新信息被无意中整合进了对事件的原始记忆中，使得他们在回忆时不仅发生了错误，而且对自己的陈述深信不疑。
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Bransford＆Franks，1971）的一个实验揭示了句子的记忆中产生的建构现象，可以作为目击者证词中产生的记忆建构的佐证。在实验的学习阶段，主试向被试呈现一系列句子，这些句子都是以下简单句或者它们的组合：
The ants were in the kitchen.
（蚂蚁在厨房里。）
The jelly was on the table.
（果冻在桌子上。）
The jelly was sweet.
（果冻是甜的。）
The ants ate the jelly.
（蚂蚁吃了果冻。）
呈现给被试的句子包括上述2个简单句，由2个简单句组成的复合句，例如：
The sweet jelly was on the table.
以及由3个简单句组成的复合句，例如：
The ants ate the sweet jelly on the table.
在后来的再认测验中，再向被试呈现一些句子，要求他们判断是否见过完全相同的句子，并对自己的判断作信心度评价。结果发现，被试们再认信心度最高的句子是由上述全部4个简单句组成的复合句（即使这样的句子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例如：
The ants in the kitchen ate the sweet jelly that was on the table.
对于上述实验结果，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的解释是，被试在学习阶段储存了一些句子，然后又对这些句子进行了概括和重组，从而建构出一些新信息，这些信息也被储存了起来。于是，到了再认阶段，被试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过去呈现过的句子，哪些是自己建构出来的句子。这与洛夫特斯关于目击者证词的记忆理论不谋而合。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实验室实验揭示的目击者记忆现象与实际生活中的情况不一定相同。实验室中呈现的录像资料往往是阶段性事件，与实际的抢劫、谋杀等案件是两回事。另外，案件的受害者和其他人（包括实验中的被试）注意的方面也可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