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恢复性记忆
虚假-恢复性记忆的提出
我们小时候的许多记忆也许已经淡忘，这些记忆还能恢复出来吗？巴斯和戴维斯（Bass＆Davis，1988）在《医治的勇气：童年遭受性虐待的女性之治疗指南》（The courage to heal：A guide for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一书中，鼓励那些希望知道自己童年时期是否遭受性虐待的读者在自己身上寻找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自卑、抑郁、性功能障碍、自残或有自杀的想法，这样就可以逐渐恢复童年期遭受性虐待的记忆。作者甚至宣称：“如果你记不得任何前文介绍的（受虐待的）具体事实，但是仍感受到自己曾经受到过虐待，那么你也许确实受到过虐待。”（第21页）“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过虐待，而且你的生活中也表现出这样的症状，那么你确实受到过虐待。”（第22页）该书还介绍了许多方法，帮助人们恢复受虐待的记忆。这就挑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这种恢复性的记忆有多少真实性？受虐者能否压抑受虐时的记忆，以后又在心理治疗中得到恢复？心理治疗者会不会对工作记忆中的信息产生错误的理解，无意间使来访者“回忆”出子虚乌有的事情，即产生虚假的记忆？要知道，无中生有地指责来访者的父母对孩子进行虐待，有可能破坏他人的家庭幸福。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了多起由于恢复性记忆造成的刑事诉讼案，其中最经典的案例是著名的“麦克马丁幼儿园案”（Mc Martin Preschool Case）。在这个案件中，麦克马丁幼儿园的6位教师以涉嫌对孩子进行性骚扰、体罚、拿动物做祭品以及邪教崇拜而遭到起诉。其证据居然是有所谓“记忆恢复专家”用了许多恢复记忆的方法帮助儿童“回忆”起被猥亵的经历。经过7年的法庭辩论，在付出老师职业生涯被毁、无数儿童受到情绪伤害、政府耗费1 500万美元金钱的代价以后，案子最终不了了之。其原因在于诉讼过程中，证词混乱、自相矛盾，说明那些儿童“被唤起的记忆”其实是“记忆恢复专家”鼓励出来的虚假记忆。另外，全美受虐待儿童和被遗弃儿童救护中心199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类似的诉讼案件共有12 000起，但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关于虚假-恢复性记忆的研究
心理学家用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体可能产生虚假记忆，它与错误的记忆不同。错误的记忆只是将发生过的事情记错了，而虚假记忆记得的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虚假记忆的基本实验范式——DRM（Deese-Roediger-McDermott）范式是，让参试者阅读并尝试记住一组或多组的单词。每一组单词都与一个共同的靶词（亦称“诱词”）相关联，但这个诱词始终不出现。例如：
第一组单词：床，休息，清醒，疲倦，做梦，打盹，毯子，瞌睡，熟睡，呼噜，小睡，平静，打哈欠，昏沉；与这些单词都有关联的诱词是“睡眠”。
第二组单词：门，玻璃，窗格，玻璃罩，窗台，窗沿，房子，打开，窗帘，窗框，景观，微风，百叶窗，窗扇，纱窗；与这些单词都有关联的诱词是“窗户”。
第三组单词：护士，生病，律师，医药，健康，医院，压抑，外科，病痛，病人，办公室，听诊器，手术，诊所，治愈；与这些单词都有关联的诱词是“医生”。
第四组单词：酸，糖果，糖，苦，好，味道，牙齿，美妙，蜜，苏打，巧克力，心，蛋糕，蛋挞，馅饼；与这些单词都有关联的诱词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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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试向朗读一组单词，要求参试者在听完最后一个单词后，尽快写下记得的单词，无须考虑顺序，但不得凭猜测作答。如此完成多组单词的记忆测验。
罗迪格等人（Roediger＆McDermott，1995）运用上述范式进行的实验表明，每组单词平均“诱导”参试者“回忆”出0.55个从未呈现过的诱词。可见，虚假记忆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在情节记忆或自传体记忆中，虚假记忆也是一种常见的记忆现象。而将“虚假记忆”（false memory）与“恢复性记忆”（recovered memory）并列，其实就已经体现出许多心理学家对于所谓的记忆恢复的看法。与一般的记忆扭曲不同，虚假-恢复性记忆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例如，想象和暗示等）使被试产生人生早期经历的回忆。鉴于自传体记忆的真实性本来就受到怀疑，这种从无到有的恢复性记忆就更加可疑了。
洛夫特斯和皮克雷尔（Loftus＆Pickrell，1995）做的一个研究表明，子虚乌有的事件完全可能通过暗示技术“植入”人们的自传体记忆中。他们找来24名被试进行这一“植入”记忆的实验。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主试拜访了这些被试的亲戚（他们比较熟悉被试童年早期的情况），为每一个被试记录下他们在4～6岁之间真实发生过的3则事件，以及其他一些生活上的情况。
接着，主试为每一个被试编了一个虚假的故事：他们在5岁的时候，跟着一位家人去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结果在那里走失了。由于事先访问过被试的亲戚，因此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当时离被试家最近的购物中心的名称，同去的家人的名字等细节都言之凿凿，由不得人不信。
最终进行实验的时候，被蒙在鼓里的被试拿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包括实验的指导语和三真一假四个故事。每个故事旁边还留有空白，被试可以在此描述他自己对这个事件的回忆。过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主试对这些被试又进行了第一次个别访谈，要求他们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这四个事件。第二次访谈则在第一次访谈之后两个星期进行。
实验的结果是：被试对于真实事件的回忆率为68%。但是，24名被试中有7位（占29%）“想起”了那个在购物中心走失的事件。这7位被试中有1人在其后的第一次访谈中纠正了自己的虚假回忆，但是其余6人（占25%）始终没有排除这一事件。
还有一些研究者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例如海曼等人（Hyman，Husband＆Billings，1995）报告说，他们以本科生作为被试，使其中25%的人“想起”了各种其实并不存在的童年往事，例如因为耳部感染而住院，5岁生日聚会上有比萨饼和小丑表演，等等。凑巧的是，洛夫特斯实验和海曼实验中产生虚假记忆的人数都占25%，这也许意味着有些人特别容易接受暗示而产生虚假记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完全赞同洛夫特斯等人的看法。例如，佩兹德克（Pezdek，1994）指出，利用某种方法可能产生虚假记忆并不意味着虚假记忆（尤其是儿童受虐之类的记忆）就是这样形成的。另外，记忆恢复疗法（memory recovery therapy）使用得并不像有人说的那么泛滥，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治疗者在来访者记忆中植入什么经历。
佩兹德克等人（Pezdek，Finger＆Hodge，1997）还对植入记忆的条件进行了研究。她们认为，能否产生虚假记忆取决于是否存在有关事件的脚本相关知识（script-relevant knowledge）。佩兹德克在一个研究中招募了一些分别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中学生被试。天主教被试有29名，他们不了解犹太教仪式的“脚本”；犹太教被试有32名，他们也不熟悉天主教仪式的“脚本”。不难预料，信奉天主教的被试应该比较容易植入天主教仪式的记忆，不容易植入犹太教仪式的记忆。对于信奉犹太教的被试来说，情况应该正好相反。与洛夫特斯的实验相似，事先让这些学生的母亲描述自己的孩子8岁时发生过的3个真实故事，然后主试再加入2个虚假故事。这2个虚假故事中分别描述被试8岁时参加一个天主教的仪式和犹太教仪式时的活动表现。5个故事的最后都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你母亲对这件事情的回忆，现在看看你能回忆起什么？”
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29名天主教被试中，有7人认为天主教仪式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只有1人认为犹太教仪式事件是真实存在的。而在32名犹太教被试中，认为2个虚假事件真实存在的人数分别是0（天主教仪式事件）和3（犹太教仪式事件）。这就验证了脚本知识在虚假记忆形成中的作用。被试从小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宗教仪式的脚本，在阅读虚假事件的描述时会起到“验证”的作用。只要主试撰写的描述贴近被试的脚本，被试就很容易觉得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