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的验证

前面提到的都是演绎推理。在当代心理学界，归纳推理的研究也受到十分广泛的重视。其中对卡片选择问题的研究成了人们了解归纳推理过程和特点的一个重要窗口。

卡片选择问题

卡片选择问题（card selection task）是沃森（Wason，1966，1968）设计出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下面4张卡片都是一面是数字，另一面是字母。例如：

现在要验证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一面是元音字母，另一面就是偶数。”要求翻卡片进行验证，翻的卡片还要尽可能少。

从逻辑上讲，要证明“如果P，那么Q”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只有从P／Q，P／－Q，－P／Q，－P／－Q这四种情况找证据。其中只有P／－Q这种情况与原命题相冲突，－P／Q和－P／－Q与原命题无关。所以，上述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翻“E”（P）和“7”（－Q）这两张卡片，但是大多数被试却翻了“E”（P）和“4”（Q）这两张卡片。对于这个结果，有一种解释认为，被试有意去证实而不是推翻原命题，所以总是去翻可以支持假设的卡片（P和Q），而忽视了可能推翻原假设的卡片。如果拿比较具体的、贴近生活的假设，或者用违反常识的假设（例如“学哲学的人一定在牛津大学”）给被试验证，被试的成绩就会好一些，因为这时被试会想到应该推翻这个假设。(https://www.daowen.com)

也有人认为，被试翻错卡片可能是因为理解上有问题。因此，布雷斯韦尔（Bracewell，1974）将问题阐述得更加清楚：“如果卡片的一面是J，那么另一面就是2；但这并不是说，2只可能与J写在一张卡片上。现在请你指出，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应该翻哪几张卡片？”这样一来，被试的成绩就好多了，因为后面一句补充的话实际上就是告诉被试“2”的反面不一定是“J”。

埃文斯（Evans，1984）则提出：被试翻错卡片是因为他们仅仅去翻那些命题中提到的数字和字母的卡片，而没有进一步加工信息。因此，如果命题是“一面是B，另一面就不是3”，翻对卡片（应该翻“B”和“3”）的被试就多了。他们认为，被试未必认识到自己翻卡片时的理由。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叫“I型思维”，另一种叫“II型思维”。I型思维是非语词的、不能内省的思维，而II型思维则是语词性的、“合理”的思维。为了证明被试在完成卡片选择问题时的思维模型是I型，埃文斯在被试解决问题以后，把几个“标准答案”告诉被试，并请他们证明这些“标准答案”（其实有的是错误的）是正确的。结果，被试对所有“标准答案”都很有把握地说出了理由，证明其“正确”。这就说明，被试在解答问题时可能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翻哪几张卡片的理由，但如果事后问及，他们会临时建构出理由来。

埃文斯还进一步提出推理中的两种过程：启发过程和分析过程。启发过程只是注意到问题的表面特征，而分析过程则可以进行一些推论。对卡片选择问题的研究说明，解决这个问题时被试用的多数是启发过程，即只是注意到问题中提到的表面信息。

2-4-6问题

心理学家还发现，在其他某些类型的任务中，被试有时也会表现出上述现象。例如沃森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即2-4-6问题。这个问题是告诉被试三个数字，即2、4、6，要求他们发现这些数字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实验的时候，要求被试按照自己设想的规律说出后面应该是什么数字，每次连说三个，主试则对被试进行反馈。被试一旦十分确信自己的假设成立，就说出自己的假设。

这个实验揭示出被试当中一种压倒性的倾向：他们说出的数字序列总是和自己提出的假设相一致，直到有信心声明自己的假设正确为止；很少有人提出与自己的假设相违背的数字序列来检验假设或改变假设。结果，只有20%的被试发现了真正的规律——“后面的数大于前面的数”，而许多被试只是找到一个比较狭义的规律——“一个等差数列”。后续的实验也证明，如果不明确地告诉被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策略，他们就会一直沿用原来的方法。比如说，在指导语中仅仅提醒他们找出所有可能正确的规则，但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