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Diane)
记者,二十七岁。
每次遇到“大萧条”这个词,它都像一道屏障或是一个不对外人开放的俱乐部。因为它,沟通无法顺畅地进行。年长的人总是说: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大萧条,所以完全理解不了。他们从来不说: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如此安逸的社会,所以不能理解你。所有沟通的尝试都无疾而终。突然之间就有了代沟。这是件可怕的事情。
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我忍饥挨饿,辛苦工作了二十年,你必须努力。这是非常严重的加尔文主义。工作、忍耐,一天被责骂二十次,才能得到一碗豆汤。
我无法理解一个什么都缺的社会。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置身在一个什么都过剩的社会:多余的东西、多余的人。
在我们长大成人的社会里,你坐进车里,有人送你去高中,你在那里不需要费什么工夫,就能拿到“优秀”的成绩。在我看来,白手套就是全部的防护,是终极铠甲。
对我而言,“大萧条”就过去的新闻纪录片,“领救济汤的队伍”这个词和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的《愤怒的葡萄》一样真实又悲观。比起大萧条,工业革命更能让我感同身受,因为人们是受到自己不能掌控的因素影响而失业的。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也许这就是我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有同情心的缘故。你应该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历过“闪耀的二十年代”,是叫这个吧?[2]那时,他们经常跳舞,在车里喝杜松子酒,为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喝彩。人们之间的联系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社交上的。
它不同于道德失范的二十年代,那时候流行超短裙、私酿的杜松子酒、蹩脚的诗歌,股市一路上涨。在我的脑子里,这一切都混在一起。在某个时候开始实施禁酒令。我不太确定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还是之后。当时还有艾尔·卡彭(Al Capone)[3],银幕上也有人穿着酷炫的宽肩套装,拿着机关枪扫射。那是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段时期。就像是在演电影,乱成一团,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