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兰德（Sally Rand）
舞娘。
“1930年，我二十六岁。正是开始尽情享受的好年纪。我出生在美西战争和‘一战’之间，那是美国最后纵情享乐的时刻……一切都甜美、简单，如同少女的梦一般。”
她的童年在密苏里州的乡下度过，青少年时期在堪萨斯城度过。当她到了天真傻笑的年纪，她那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父亲说道：“傻笑的姑娘命不好。”所以，她受的是老派的教育：邪不胜正、诚信至上……“我被这样教育着长大，三十年代的到来，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突然之间，这些古老的行为准则就反过来了。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了三十年，怎么就丢了工作？一门生意做了一辈子，怎么就没了？我那些上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从窗户跳了出去。真的是从窗户往外跳。股市崩盘的想法令人难以置信。只有脑子里天真的一面才会让我相信原来的生活一直继续下去……”
“对没什么钱的人来说，没多大差别。我直到九岁十岁才见过钱。父亲每个月给我们，有衣服穿，有房子住，吃得还不错。除了爱，我们什么都不缺。”
在六岁那年，她看到了帕芙洛娃（Pavlova）跳舞。“我坐在那儿，忍不住哭出声来。就在那个时候，我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要去跳舞，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她跟随阿道夫·博姆（Adolph Bolm）的芭蕾舞团走遍了中西部地区，“将文化带给人民大众”。（笑）
到了好莱坞，她在马克·塞内特[2]（Mack Sennett）手下工作，和塞西尔·德米尔[3]（Cecil B.De Mille）签了约。“只要醒着，我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我跟着他参加剧本讨论会，看过每一部样片。我就像鬼影一样跟着他。他去上厕所，我就在门口守着。”她的艺名是比莉·贝特（Billie Bett）。“德米尔将兰德-麦克纳利[4]地图上的兰德去掉了。”
她和玛丽·碧克馥[5]（Mary Pickford）的关系很亲密。“后来，道格拉斯·范朋克[6]（Doug Fairbanks）与阿什莉（Ashley）结婚，玛丽开始专注于宗教冥思。她写了一本书《为什么不试试好的？》（Why Not Try Good？），后来嫁给了巴迪·罗杰斯[7]（Buddy Rogers）。”
萨利·兰德同她的剧团“萨利和她的小伙子们”跟随欧菲恩马戏团（Orpheum Circuit）巡演。大萧条导致订票取消。她那些有钱的朋友破产了。
这些价值五十万的漂亮游艇就停在这里，上面爬满了藤壶。它们的主人都从窗户跳了出去。有谁会买游艇呢？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问道：“这些游艇卖吗？”我说：“你不是开玩笑吧？全部都卖。”这家伙是贩运私酒的。于是，我把这些价值五十万的游艇卖给了私酒贩子。五千或一万块。我拿6%的佣金。真是太棒了。
他们过去都有自己的快艇，开到国境线三五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装酒。现在，联邦探员对他们的船了如指掌。于是，他们买下这些游艇，载上穿泳装的漂亮姑娘，就像是要出海一样。装上酒，再回来。
过去，这些游艇的内饰都是红木的，卫生间的把手都是镀金的，房间里挂着漂亮的油画。现在，游艇里装满了酒，里面的一切都毁掉了。
洛普区的酒店都破产了。我没钱付账。我没吃的，没有威士忌，什么都没有。我跑去跟经理讲：“我从来没有欠过酒店的账。我现在没有工作，不过我会找到的。现在，我也没法把欠你的钱给你。”他们说：“别担心。反正酒店里也没有人了。”
跟我一起演出小伙子托尼说：“别担心。我的叔叔们不是管理舞台的就是贩运私酒的。挑一家你想去演出的夜总会，我们就有工作了。”我看着这些怪人，还有那小得像邮票一样的舞台。……
到那时为止，我最性感的芭蕾舞演出就是扮演谢赫拉莎德[8]（Scheherazade）。我觉得一个姑娘不穿袜子就上舞台实在是太轻佻了。（笑）我找到了工作，一周七十五块钱。得到这份工作仅仅是因为托尼的叔叔给那家夜总会的老板弗兰克运酒。
不过，我得想想演什么。我不可能在那里跳芭蕾。于是，我去了梅比莉·希勒（Maybelle Shearer）的道具店。那里的柜台上放着很多老式的扇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希望可以表演“白色的鸟儿在夜色中飞翔”。我见过白色的苍鹭落在我祖父的农场里。我想到了帕芙洛娃和她模仿鸟儿的舞蹈作品——《天鹅》。小时候，我就曾把翅膀绑到自己肩上。我很开心，但我还是有着很好的品位，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看到了伊莎多拉·邓肯[9]（Isadora Duncan）的照片。我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舞蹈演员，可我缺乏创新。所以说，需要乃发明之母。
我买了一对歌剧中的女主角唱高音时挥舞的羽毛扇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位女性手里拿上一把扇子，她就变成了别人眼中的荡妇，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我曾在欧扎克浸信会的布道大会上见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女人戴着阔边帽，穿着印花棉布的衣服。她手里拿着一把棕榈状的扇子，瞬间就成了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我拿起扇子，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我试着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扇子就是我想要的。
我从纽约订购了一对漂亮的扇子，是货到付款。我却因为没钱付账拿不到货。我认识一个经营流动赌场的姑娘，她说：“别担心。彼得就要带着钱从加拿大回来了。他会带着钱回来的。”彼得回来的时候，他别克车的车尾跟筛子一样。原来他被人打劫了。我还是没钱去提货。他当了自己的戒指，把我的扇子钱付了。
我到那家夜总会去准备首场表演，可是弗兰克却不记得我了：“你到底是谁？”于是，我给托尼打了电话：“他不让我开场表演。”托尼、彼得和另外一个家伙都到弗兰克的店里来了：“这种地方闹起事来可就不好了。”弗拉克怕了：“什、什、什么？”于是，我让那个在妓院弹钢琴的家伙排练了一遍。托尼跑到Chez Paree[10]夜总会偷了他们最好的两支蓝色聚光灯。我站在那儿……我本来打算将一件雪纺绸睡衣按照伊莎多拉·邓肯的服装样式改成一件希腊式的束腰外衣。我留着那件睡衣，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不过那个时机还没到来。我没机会回到酒店了……已经在叫我的名字了。
我穿着拖鞋，拿着一对扇子，站在那儿做决定。要么上去表演，要么弗兰克会随便找个借口开除我。我冷静思考了一下，说道：“好吧，谁知道这对扇子的后面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那天晚上证明了兰德的动作比观众的眼快。
没人感兴趣。他们在等桌边歌手出场。这些人推着钢琴到处走，在客人们借酒浇愁的时候唱一些悲伤的歌。几个星期之后，才有人发现我什么都没穿。这在经济上是很合算的，因为我没钱去买东西。
1933年春天，我遇见了查理·韦伯（Charlie Webber）。他已经当了四十年县长。他在巴黎街[11]上设立了啤酒特许店。
与此同时，他还在议会广场酒店举办化装舞会。当时还有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有人在挨饿。可是，芝加哥的女人们品位实在糟糕，穿着她们即将在化装舞会上穿的衣服拍照片。一件可能要上千美元。她们跑到巴黎去买几千块一件的衣服，戴着珠宝。另一方面，有人在街头挨饿，有人在华盛顿游行，还挨了子弹。她们的品位真的很差。
一个朋友帮我做宣传。我们都具有推广意识。她说：“你为什么不穿着你要穿去化装舞会的衣服拍张照片呢？”我没有戏装。她说：“戈黛娃夫人[12]怎么样？”她给所有的报纸都发送了这么一条消息。
我们得租一匹马。这样，我才能装扮成戈黛娃夫人的样子拍照。这就像是在说：还有人在挨饿，你怎么好意思穿上千块一件的衣服？主办这场舞会的姑娘有点儿沮丧，因为我的照片抢了风头。于是，我去了议会广场酒店，他们不让马进，因为马掌没有橡胶套。最后他们将我和马抬上桌子，把我们一起抬了进去：戈黛娃夫人在白色桌子上骑着马进了舞会大厅。赫斯特报系第二天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太棒了。
一直缠着查理·韦伯，求他让我在世博会上表演，他还没同意。因为巴黎街是由镇上那些权贵赞助的，全是法国风格的娱乐设施。韦伯先生还没有大牌到可以为我争取到表演机会的程度。他建议我在世博会开幕的前夜先闯进预展。到时候，赫斯特夫人会举行她有名的牛奶基金晚宴。“这样，你的一只脚就迈进去了……”
我又去把那匹马租了回来，但世博会的门都关上了。在罗斯福夫人第二天来剪彩之前，车辆都不得进入。我把马从卡车里牵出来：“好啦！没有车了，它只是一匹马。”可是动物也不让进。好吧，我们又回到拖车里，到了瑞格利码头。巴黎街的一艘游艇停在那里。这客人也太奢侈了吧。
于是，我付了八块钱买票上船。他说：“谁跟你一起？”我说：“就一个朋友。”我把马带上了船，那人不同意。我说：“你管他是人是马呢？”在停游艇的地方，有一个不会讲英文的小个子法国人。他觉得一个带着马的妖艳女人应该出现在那里。所以，他打开了门。仪式的司仪心里一定在想：天哪，来了个女人，还带着匹马，没人跟我讲啊。可怜的家伙。
到这个时候，游艇上的晚会一直都很无聊。他们请了两个乐队。一百美元一顿的饭菜把这些人的口味都搞坏了。喇叭响了，司仪宣布：现在，戈黛娃夫人将开始她著名的骑行。音乐响起。媒体的摄影师，尤其是赫斯特报系的都在那儿。闪光灯闪个不停，音乐响起。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说：再来一次。于是，我又表演了一次。我又回到那家夜总会[13]表演了一次。
第二天，我去巴黎街缠着一个人，让他给我工作机会。我根本进不去。那里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都在等着有人告诉他们萨利·兰德什么时候现身。你知道，世博会已经开幕了。让剪彩去见鬼吧。那天早上，美国的每一家报纸都在报道戈黛娃夫人拉开了世博会的序幕。那地方挤得水泄不通。她什么时候表演？没人知道。（笑）
一个可怜的家伙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说：“萨利·兰德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进来。”我说：“我就是萨利·兰德”。“什么？！”他们雇了我，一个星期九十块钱。我得立刻回去拿扇子。他们没有钢琴，只有一架木琴。我们就这样开始表演了。
他们原本打算利用这次世博会为芝加哥、特别是为洛普区招徕生意。如果你找来大炮对着州街开火，一个人都打不到，因为所有人睡在世博会会场外，自己的福特车里。洛普区没什么生意。他们觉得最好在这里弄点儿世博会上吸引人眼球的东西。要把彩旗街或科学馆搬到这里可没那么容易。我是最方便移动的。所以，他们雇我在芝加哥剧院演出。
这时候市政厅曝出了一件大丑闻。一个记者发现凯利市长偷税款。拿走人家的房子抵税，却连纳税通知都没发出去。报纸的头版都在说这个。市政厅不得不想办法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他们的丑闻上移开。他们想出了一个老得掉牙但非常不错的标语：清理洛普，喜迎世博。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抓到了一个小妓女，她行贿没找对人。还有一个家伙在小巷里卖避孕用具。其他人都没事。他们交了钱。可是，这样也没法上头条。你得爆出个大新闻才行。
所以，在我首场演出的那天晚上，来了个大块头的女警，简直是个女巨人。她穿过薄纱幕布闯了进来。我还以为她是个色情狂。她进来的时候尖叫着……我被锁在化妆间里，还有个小个子的记者跟我在一起，他想从我这里挖新闻。警笛在响，整个侦查队都在外面。这是切片面包问世以来最大的新闻了。最后，约翰·巴拉班[14]（John Balaban）不得不让他的律师事务所把我从化妆间里弄出来。为什么？我被捕啦！
当时，广播全程报道了这件事。有人开始邀请我去演出。我去了警察局，在一些文件签了字，然后回来继续表演。我又被捕了。那天被捕了四次。最后，一个小个子的女警察对我说：“亲爱的，别担心。就算你裹得严严实实还是一样，他们照样逮捕你。”我尽力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可没人替我说话。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必须制造头条新闻，让人们不再关注市长偷税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盘算。请我演出的邀约排满了十一个星期。我在芝加哥剧院一天演七场，在巴黎街一天演七场。那周我第一次拿到了一千块的周薪，我拿到钱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我的继父买了辆拖拉机。
在1933年6月，一周赚一千块，那算得上巨款了。1934年，我再次在世博会上演出。1934年11月11日，人们开始失控了，彻底毁了“一个世纪的进步”。他们扯下旗子，打碎街灯，把墙推倒。一开始是为了搜集纪念品，但后来变成了大规模的破坏。每个目睹过这些场景的人都有这种可怕的感觉……
当我们说“我们的社会”时，总带着点儿洋洋自得。我们看上去就像走不出童年的孩子。我们不相信我们看到的，不相信我们听到的……
富人们依然吃着豪华大餐，穿着貂皮大衣，而在芝加哥却有人冻死在街头。[15]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看到街上的死人，我吃不下东西。想想我们扔进垃圾桶的垃圾，而这里还有人在街头挨饿。在我们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就穿着貂皮大衣。没错。
我真的觉得还会再来一次大萧条。我想大家会走出家门，拿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不会有人乖乖地排队等着领救济食品。见鬼。我不会纵容这种事情，可我们已经让它发生了。拿电视机。现在，他们想要的不是吃的，而是另外一种食物。不光黑人，所有穷人都是一样。
中产阶级用自命不凡的目光打量着穷人：我们身边永远都会有穷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