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德（Jane Yoder）
她们家在埃文斯顿[2]有一栋房子，四周长满了青草。“我们属于中产阶级，不是上层，也不是底层。”她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初级主管。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空军中尉；小儿子毕业于圣母大学，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喜欢这些树。这栋房子见证了丈夫和我的艰辛。我们买下它的时候，只付了很少一部分钱。我很怕欠债。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我害怕的，那就是富人越来越富，而我自己还在分期付款买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隐形成本——就像这房子，我们不得不通过丈夫朋友的父亲赶紧买下来。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付佣金。”
“我们一直都在支付账单。我真正担心的是拥有的东西太多，超过了我的需要。我可不想这样。对我来说，安全感不在于我拥有什么，而是没有什么也可以勉强生活下去。我不会迫不及待地想拥有某样东西。虽然我觉得在卧室里再摆上一台电视机可能也不错，但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已经有了一台。你一次能看多少台电视呢？”
“我们是1940年7月结的婚。当时，我们很早就决定要买这张鸡尾酒桌。还有那张茶几。于是，我的兄弟进来的时候就会说：‘太神奇啦。一样的东西，你们却派上了新用场。老天，你是怎么办到的？’”
她的父亲是一位铁匠，生活在伊利诺伊州中部的一个矿业小镇。她们兄弟姐妹七个。矿区在“二八或三零年”的时候就关闭了。那里的人只得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作，她父亲也是其中一个。
大萧条期间，爸爸忍受了很多精神折磨。哦，太多了。我有个姐夫是矿区的负责人……我看着这两个人……我真的觉得爸爸有着非凡的智慧。我一直认为他有潜力成为……
他有点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我觉得爸爸非常非常聪明。他学着去讲英语，学两三种语言，并因为自己不像社区里的其他人而自豪。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报纸上或小说里看来的东西，而且很动情……“打败那些不愿意思考的人。”他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但他有点儿精神分裂。他会自省，然后情绪崩溃，因为他在自己内心深处看到了痛苦。
我们挣扎着活下去，希望不要挨冻。没有毯子，没有外套。那个时候我上四年级。凯蒂[3]去了芝加哥，买了件印第安绒毯布外套。我还记得和这件印第安绒毯布外套有关的糗事。（倒抽一口气）凯蒂回家的时候带着这件衣服，在她的衣橱里挂了好一阵子。我一件外套也没有。我还记得在苏·庞德的家里穿上了那件外套。我想：这真是不错呢，老天。我把它带回了家，等到星期天的时候穿着它去了教堂。当时，每个人都在笑话我。我看上去太滑稽了。一个黑头发的孩子，胖得马上要超重。天，每当我想起这个……但我还是穿着它，管他们笑不笑。我还记得当时心里在想：见鬼去吧。我根本不在乎……这算什么呀！使劲笑吧，那是你们的问题。我自己暖和就行。
在那之前我有过一件外套，非常轻薄。我还记得总是觉得冷，不停地发抖。回家之后，什么也不干，直接上床。因为躺在床上，就可以把那件外套盖在身上，就暖和了。
我还记得那种寒冷。我一直都没有靴子，直到结婚才有了第一双靴子。下雨的时候，你为了躲雨拼命跑，在雨中奔跑。这个时候穿着靴子实在是太奢侈啦。如果下雨的话，你会穿一双旧鞋，免得把别的鞋弄脏。你经常擦鞋，在里面放上鞋楦。你并没有多余的鞋楦。鞋子穿破之后，就扔在家里。至于高跟鞋，就把鞋跟锯掉，这样穿起来更舒服。
我们对儿子们讲：你有一件黑色的毛衫，一件白色的，还有一件蓝色的。你一次穿不了十件，还是只能穿一件。这是什么东西？……在我认识的人里，有些人有三十件衬衫。天哪，我都懒得去想要把它们挂在什么地方。要这么多干吗呢？我一点儿也搞不懂。
如果我们感冒或者吐了，没人给你量体温。我们根本没有体温计。但是，如果你吐了，而且浑身发烫，妈妈会用手摸摸你的额头。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给你橘子，给你香蕉，给你一些你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你就会好起来。她经常用克罗地亚语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就把这些好东西都给你。老天，你简直天天盼着自己呕吐。我还记得自己梦到橘子、香蕉，梦到它们。
我的大弟特别聪明，他想继续上学，但是他得帮家里还杂货店的账单。但我最小的弟弟弗兰克并不知道。当我想起这两个弟弟有时会觉得心碎，他们想去弄点儿吃的，可能会到那家店。看到我们家欠下的九百块的账单，他们没法再开口。
弗兰克现在在新墨西哥，是两座矿山的负责人。我们会笑话他：“还记得吗，弗兰克？”那时候他总在问：“这个要花很多钱吗？”[4]家里每买回来一样东西，他都会问：“这个要花很多钱吗？”
要花很多钱吗？不管你带回什么：面包、鸡蛋，还是卡罗牌的玉米糖浆。啊，卡罗牌的玉米糖浆真是好东西呀。我不太记得自己跑去杂货店买吃的东西。我一定很得意，而且也觉得自己做不来。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去杂货店，因为我们能感觉到爸爸没钱。于是，我们就饿着，饿着肚子聊天。
我想起公共事业振兴署……爸爸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简直是天赐良机。这是最棒的事情了。你知道，我说的是填饱肚子。活下去，只是活下去。
我接受护士培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姑娘叫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住在对面宿舍。她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他们对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印象让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来得及说爸爸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了工作。宿舍闲谈的内容就是：这些懒汉，靠着铁锹磨洋工。我只是坐在那儿听她们讲。我看看四周，然后意识到：没错，苏珊·斯图尔特是这么看的，可她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多棒！他们的职业受人尊重。在我们家，没人有体面的工作。我想他们并不知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要怎么维护他呢？我从来都不能掌控这个。我必须得表明自己的态度，不然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失控发脾气。于是，我说：“我们没经历过，可能并不知道真相。就像我们照顾的那些病人。他们也不是自己愿意住到医院来的。”我把它们抽象地联系起来，不然我觉得自己会发火。
那之后，我回到家就会想：老天，这真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