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桑坦德（Edward Santander）
他在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里当成人教育主任。“除了在学校当老师，我从没想过干别的。我一辈子都干这行。这跟大萧条有点儿关系：如果我能工作换回几分钱，让生活好一点儿……”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1931年左右。当时面临着很关键的问题：是有饭吃还是饿肚子，活下去或者活不下去。我的父亲是煤矿工人，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上干活儿。爸爸、爷爷还有叔叔都在同一个矿上工作。他的工资少了，但我们仍然过得相当不错。当我们坐在1927年产的哈德逊汽车里时，我看见一队人等在电车轨道旁边。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在那里等着领吃的。
三十年代早期，那家煤矿暂时关闭，爸爸不得不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他在州内四处奔波，给人粉刷过谷仓，什么都干过。
我去过一幢非常老旧的乡村风格的学校，外墙刷着红色条纹。一间教室里有八排座位，每个年级占一排。前七排都很安静，只有第八排在背书。那位女老师的薪水还不错，一个月三十块。她弹风琴，那种脚踏式风琴。所有年级的所有科目都是她一个人教。那是在二九、三零、三一年……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大肚子的炉子，为的是让教室里不那么冷。这个学校占地大约一英亩，操场上什么设施都没有。外面有厕所，三个蹲坑。那是冬天，你还记得“奇克”塞尔[3]吗？厕所门上面有月亮、新月和星星的图案。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乡村地区还有很多人没有户外厕所，真是让人吃惊。
公共事业振兴署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普及了户外厕所，带现代化排水系统的那种。（笑）他们在这里建了数千个厕所。你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公共工程署建了新的学校和市政厅。我还记得全国青年总署。我通过他们的项目学会了干木工活。
罗斯福是那个时代的偶像。从内战开始，这个县里一直是支持共和党的。然后民主党占了上风，一直到杜鲁门时代。大多数人都很敬畏罗斯福，不过偶尔也会碰到有些人跟你说：“他得了梅毒，病毒都跑到他脑子里去了。”这里的报纸都恨罗斯福，就是恨他。（笑）
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都很穷。我还记得那些没有袜子穿的孩子。我们都穿连体秋裤，你可以把它们染成红色，也可以把它们弄成白色。这些男孩会把连体秋裤的底部剪掉，然后塞进鞋子里面，看上去他们就真像穿了袜子一样。
当时，我们那里流行伤寒和白喉。房子外面都贴着告示。学校里有一个小姑娘得了白喉，头发都掉光了。她们家肯定没钱给她买假发。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在我认识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光着头到处跑。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可是，这对她的内心有什么影响呢？1934年到1935年，州政府开始让人们打伤寒和白喉的预防针。
他的祖父是家里的家长。那是一个大个子的男人，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他在家接受函授教育，成了矿上的起重工程师。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德布斯的坚定支持者，三度当选位于桑塔利亚（Centralia）附近的中央市的市长。“那时候，妇女们刚刚获得选举权。她们当中的很多人还很犹豫。他鼓励她们去投票，不管投给谁，只要去投票站就好。”
这个地区有很多社会主义者。现在的人不像那个时候那么喜欢想事、议论事。我还记得那些因为长期用铁锹手上长老茧的男人。他们会在一起讨论丹尼尔·迪里昂[4]（Daniel De Leon）、德布斯[5]（Debs）、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还加入了矿工运动。许多人是第一代移民，来自波兰、意大利、克罗地亚……他们慢慢改变了自己名字的写法。那些不识字的，有人读给他们听。几千家出版社在印发小册子，像是堪萨斯吉拉德那一家。[6]我的爷爷、爸爸和叔叔都是自学的。当时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事。
大萧条的时候，喝酒是问题吗？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穿过一个人口不足一千的小镇。那里有十家酒馆。但是，他们经常把酒喝光。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群酗酒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在家里酿酒。我记得有一个老人，他周一到周五都喝自己酿的酒。到了星期六，他就决定犒劳一下自己，进城去喝他们所说的工厂酿的酒。（笑）
我的祖母是个非常节俭的女人。我们家都是女人管钱。我们在1936年才真正受到大萧条的波及，当时煤矿彻底关闭了，家里没了收入。我们试着开了个汽车加油站，结果因此破了产。挖煤是这些男人唯一的生计。你能去哪儿呢？到肯塔基州的哈伦县？那里也没有工作。伊利诺伊州的西法兰克福？卡特维尔？这些地方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当时用的是天然气，各个城市明令禁止使用高灰煤。这家煤矿几乎没有盈利。煤矿主那一家都是非常不错的人，决定把矿卖了。矿工们——这些人不管怎样还是认得墙上写的字，鲁莽地决定要把矿买下来。那是在1936年、1937年。他们卖掉股票，凑了三万三千块。矿主的遗孀接受了这笔钱，拒绝了圣路易斯一位金属废料经销商三万八的报价。这位经销商是打算将煤矿关闭的。
整整十八个月，这些人分文不取，只为了让煤矿恢复原样，开始挣钱。刚开始的时候有四百人。这个矿一直运转到五十年代。到那个时候，还剩十八个人……
有人开始进行露天开采。十五或二十个人聚在一起，从某人手里买来开采权。然后，他们把梯子和竖井放进去，开始采矿。这个州现在几乎没有露天矿留下来。
这个地方还没准备好向其他类型的工作转型。有钱人都是非自主经营的老板。很多东西出去，没什么东西进来。当发现这些煤矿根本赚不到钱，就关闭了。这个地方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了。
三十年代，矿工联合会开始活动。工会是这些人唯一的保护伞。它有时候会变得暴力，非常暴力。如果矿上有工贼，距某些人被搞死也不远了。
你还记得发生过的矿难吗？
我可以带你去一块墓地，那里只有一个陵墓。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埋在地底下。这座陵墓的主人是一个矿工，他在强克逊城的一次事故中丧生。他生前经常说自己太多时间都在地下待着，希望余生能在地上度过。他们时时都在担心：事故。
他回忆起1947年发生在桑塔利亚的矿难。“五号矿井爆炸时”，死了一百一十一个人。他记得1951年西法兰克福的矿难，死了一百一十九个人。“伊利诺伊州的煤矿安全规则一向宽松。即使是那种用鸟检查矿井内空气是否安全的古老方法，也很少人用。”
他的叔叔死于桑塔利亚的矿难。他回忆道：“所有煤矿都有冲洗间。一个矿工冲洗干净之后，就回到家里，坐在镀锌的盆里，泡在里面。因为煤灰都跑到指甲盖里去了，甚至渗到皮肤里了。早上，他们把穿着来上班的衣服挂在冲洗间的钩子上，然后拉上拉链，将衣服升到接近天花板的地方，免得蹭到煤灰……”
“1947年发生矿难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坐在冲洗间里。那里又湿又冷。有人松开拉链，将衣服放下来。房间里一片死寂。没人哭出声来。你肯定看过这种照片，裹着头巾的女人耐心地等着，满怀希望。1947年的这次矿难，所有人都死了。有一组人被救援队找到时，他们的身体还是暖和的。”
“在桑塔利亚，所有地方都变成了停尸间。在停放我叔叔遗体的殡仪馆，我的表兄说：‘我得看他一眼。’他揭开床单，看到的几乎不成人形。‘这是你爸爸吗？’有人问。‘不是。’他揭开另一块床单，表兄对我说：‘我受不了……’我的父亲过去了，凭着手上的婚戒认出了叔叔。整个地方只有一口棺材是敞开的：我们这里的邮递员，正常死亡。”
三十年代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点儿不同。当村里不得不杀猪时，农民把猪杀死，但会告诉别人猪埋在什么地方。人们就会去把猪挖出来带回家。这些农民无论如何是不会卖猪的，所以他们不用付钱。
家里没什么东西的人不会去分享，这话不对。当所有人的处境都一样，他们也就不会把东西藏着不让别人知道。他们会分享。但是，当手里有钱之后，你会听到：看看那个狗娘养的。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还算个好人。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大萧条对有些人的冲击如此之大，在“二战”结束的时候，你会听到部队里有人在讲：“等我回去，我要找份好工作，买房子买车，银行里存点儿钱，这样我就再也不用犯愁了。”他们将这些东西都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在很多情况下，年轻人都很抵触这个。
我从来没听人说过美国政府完蛋了。事实刚好相反。大家都希望这个国家能够重整旗鼓，重现往日的富足。这在大家心里是最重要的。即便那些说着要取缔公司制度的社会主义分子，也只是说说而已。就是这样。
我基本上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是如果现在再出现一次严重的萧条，我觉得这个国家可能挺不过去。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就像是二十年代的德国。你会看到公然的独裁统治。你将看到自己的阵营……
附记：“我们经常说要保持自己的偿还能力以及不要欠债。欠债之前我都快三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