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R.奈曼（Max R.Naiman）
他是律师，六十五岁，不过外表看起来就像个身材矮小、四十岁左右的摔跤运动员。
“我过去是个永远静不下来的年轻人。1918年，我十四岁那年，就开始堆稻子，打谷子。我到西部各州走了三趟。我在达科他、蒙大拿这些地方的农场上收割庄稼。我还不买票偷坐火车。我在爱达荷州的货运场做过修理工[10]。我碰到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成员。我住过丛林的营地上。你能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农场工人，我是个受害者。一个农场主打了我一顿，还不给我工钱。可我能上哪儿找律师为我辩护？我1932年从法学院毕业。我们一个班有八十五个人，只有六个准备改行。邮递员继续做他的邮递员，银行职员继续做银行职员，警察继续做警察。我呢？我加入了国际劳工保护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为工人辩护。委托人教了我很多东西。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的案子被受理。法庭就是这样，让我们一直等着……”
那个时候驱逐住户的事情很多。幸运的是，失业委员会都组建起来了。他们算是一群侠盗罗宾汉吧。法警把家具搬到街上之后，他们再马上搬回去。如果门上挂了锁，他们就直接撬开，明白吗？让那些被赶出来的人再住回去，房东都要绝望了。
有时候，这些罗宾汉简单直接而又肆无忌惮，他们直接在门上贴个条：这里的家具是23区的失业委员会搬回来的。
曾经有这么一个案子，一个法警带着副手去驱逐一家黑人住户。这家人早有戒备，他们没有遵守判决搬出去，正等着法院采取行动。为首的法警一脚踹在门上，拔出手枪警告对方把门打开。一场冲突就在法警和房屋女主人之间爆发了。在对峙的过程中，门外边框的缘木板掉了。那个女人捡起木板，狠狠地砸了法警的手腕一下，让他把枪放下。这帮副手看头头被牵制住了，也就放弃了将这家人赶出去的企图。
很快就下达了逮捕这个女人和一个男性同伙的命令，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个男人是她的丈夫。他们是我的委托人。那时候，我的经验就是不要相信法官，一直要求陪审团审案。与法官审理相比，这么办的时间要长得多。法官审理的时候，你站起来说不到几句话就结束了。我的两个委托人都很沮丧。这是常识，如果伤害了公职人员，他们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事情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有人还在撒谎。后来陪审团认为控方证人的证词完全不可信，认定我的客户无罪。
我正在走廊快步走着，要赶去另外一个法庭。我的委托人挽住了我的胳膊。她想让我停一会儿。最后，她结结巴巴地说：“律师，我爱你爱得不得了。我真希望能陪你上床。”（笑）这样的案子我碰到了数百件，这是回报最丰厚的一次。（笑）
还有一种逮捕的情况是：我的委托人在救济站坐着，痛苦地等上一整天。痛苦可能是因为挂念留在家里的小婴儿，也有可能是因为烦琐的程序等得人心焦。我有个女客户，她要求给自己的孩子多点儿牛奶。她等得太久，不耐烦了，开始抗议。她想说服救济站的人，对方会很生气。她就被捕了。
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是当时新执行的管理策略。在直接起诉之前，罚你的款或是把你关起来。这是新策略：法官、两个精神病医生，没有陪审团。
救济站的负责人雷蒙德·希利亚德（Raymond Hilliard）跟我很熟。显然，他对是充满敌意的。我打去电话问那个精神病医生为什么没来，他原本是要为我的委托人做证的。我从希利亚德和一个警官的身边走过，他说了一句很羞辱人的话，挑衅的话。我没理他。
突然，我整个人被扯得转过身来。我发现自己和希利亚德正好脸对着脸。他对我说：“我给你一个承诺，看好了啊。”他冲我的脸打了一拳。我目瞪口呆，后退了几步。他往前逼近。我扔下公事包，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在他距离我近到不能再近的时候，我终于空出手来。我开始反击。我还是懂一点儿格斗的。你得打出第一拳，而且是致命的第一拳，这是我从杰克·伦敦（Jack London）那里学来的，出自他的小说《野性的呼唤》（Call of the Wild）。
所以，我拼尽全力，给了这个大块头两三拳。他膝盖一歪，倒了下去。我下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正血流如注。警察冲过来抓住我。一个坐在车里的小个子女人也冲了过来，她说：“抓住那个人。我亲眼看到那个大个子从后面袭击这个小个子。”（笑）
警察跟希利亚德说了几句话，他正在用手抹脸上的血。警察问：“你想我逮捕他吗？”希利亚德说不。接着，他又转过来朝向我，同样的话又问了一遍：“你想我逮捕他吗？”我说不。那个小个子女人坚持道：“我从密尔沃基来的，刚才发生的一切我都看见了。逮捕那个人。”她说的是希利亚德。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围观。一个男士说：“我知道希利亚德的事。他被送进医院急救了。我听说你被打得够呛。”我说：“那你可搞错了。”他说：“哇，编辑让我过来拍张照片。来，快用食指指着你的脸。”我说：“给你十分钟从这里消失。”他说：“哎，别生气。那就摆个打斗的姿势吧。”我说：“这倒可以。”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就封我是“战斗的奈曼”。（笑）
国际劳工保护组织会为所有抗争的人提供辩护。就我所知，它并不在意你个人的政治立场。警方通常说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我从不过问这个。
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残酷的现实并不是刚刚出现的。它是过去长年积累的结果，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有人在皮奥里亚[11]的公园举行集会。警察过来驱散了人群，把发表演说的人从台子上拖下来，全部扔进监狱，还抓了一个抗议的牧师。
受害者们被带到一间大房子里，十二英尺宽，十五英尺长吧。警察将这些人挨个抽了一遍。他们连跟别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扔进了监狱。五个人在地方治安官面前被判了刑，送进了伊利诺伊州万达利亚的监狱。国际劳工保护组织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搞个明白。
那时候，不光律师的客户穷，有些律师也穷。我曾经是一个救济组织的头头，成员是三百个律师。我们代表团一行六人去了华盛顿。最后，他们真的为律师出台了救济计划。你还以为只有工人才会受到大萧条的冲击吧？（笑）我没什么钱，做这些事是没有钱拿的。在我执业生涯的前三四年里，我不得不靠借钱活下去。我们偶尔也会接到一些小官司，挣个几块钱。
尽管这样，我这一次还是搞到了人身保护令——这可是崇高神圣的令状，把这五个人从监狱弄了出来。那是7月的一天，非常热。我们站在法庭外面，看看我们几个一共有多少家底。我的口袋里有一块五毛七。其他五个人当然一分钱都没有，而且离家还很远。这一块五毛七能干啥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了一番。
如果把这一块五毛七给了一个人，其他人就一分钱都没有。我们打算把这点儿钱分了，吃个饱，钱花没了就饿着吧。我们买了些面包和牛奶，能填饱肚子就行。（笑）我们在公园吃了晚饭，然后躺下过夜。我们围着一棵大树绕成一圈，每个人的头枕着另一个人的屁股。（笑）缀满星星的天空就是我们的毯子，美丽的月亮就是我们的守卫。（笑）
警察把这些劳工领袖都逮捕了。芝加哥南部发生了小小的骚乱。三四个人挨了打，被送到了布里奇韦尔医院[12]。警督抽出一张传单，内容是关于警戒线和抗议的。他非常夸张地抬起眼睛，举起胳膊，手掌都快碰到天花板了。他说：“天，我们要有麻烦了！”我没有追问他是什么意思。第二天就发生了“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那年是1937年。
我在三十年代还处理了其他一些事务。一些年轻人想去西班牙，站在共和政府这一边作战。他们加入了“林肯旅”（Lincoln Brigade）。很多人拥入我的办公室，查看他们的保单和遗嘱。我一直忘不了这些人的品格。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律师，他是法律书籍出版社的编辑，还为国际劳工保护组织写陈辩书。1936年夏天，我收到一张明信片，邮戳上的地址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他正穿过法国进入西班牙。我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腰上别着手榴弹去干掉法西斯的一个机枪掩体，结果被狙击手打死了。
威尔登是伊利诺伊州南部的一个小镇。我在一个矿工家里。因为煤矿关闭，他没钱交房租，就被赶到了大街上。五个被告的家具……
他们当地有个失业者委员会。这些家伙把家具搬到广场中间，靠着纪念碑堆在一起，有床垫、椅子，还有炉子。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关注法院、地产商，还有典型的小城居民是如何对待矿工家庭的。他们的举动让那些所谓的社会栋梁十分恼火，控告他们非法集会。
几英里范围内的地方，一辆辆由福特T型车改装的破旧房车堵在法庭门口，有的车轮胎都瘪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支持被捕的矿工。附近的邻居会过来看望他们，给他们吃的东西，把自己的小破车借给他们用。这么说吧，虽然大家的处境都不好，但这种温暖依然存在。
现在的人只顾着自己的车子、电视什么的，人道主义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我现在很期待自己可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早年间，人们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时，社会福利计划一直都出现在当时的传单上。人们的口号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现在，当数千人走到邮箱去拿社保支票的时候，应该感激当时的这些先驱。他们那时所背负的骂名是你没法想象的……
附记：在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关于三十年代的小说《本地人》（Native Son）中，马克斯律师的原型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