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A.海勒法官（Judge Samuel A.Heller）
他已经退休了。
我在道德法庭（Morals Court）干了一年左右。有一天，法庭上有二十三个被告，都是妓女。旁听席上有五六个人，明显就是来找乐子的我对他们说：“很幸运，在我们这里，没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很高兴，来这里的都是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就像你们一样。”（笑）
这些姑娘穷到了极点，身无分文。我觉得旁听者可能会被触动。结果，一个旁听的人——她是前市长的女儿——说：“我想捐二十五块钱去买手绢，给这些姑娘擦眼泪。”手绢！
三十年代，我在很多治安法庭做过法官。周一通常是人最多的一天，因为大多数醉汉都是周六晚上被抓起来，星期天就关在监狱里了。警察拿着警棍走来走去，不时用警棍去打他们的大腿，嘴里吼道：“站直，这是在法庭上。”我说：“你先出去，扔了棍子再进来。”他说：“他们得尊重法庭。”我说：“那你呢？你怎么可以带着警棍进法庭？”
其中有一个人还在流血，他说是警察打的。还是那个警察说道：“他说政府的坏话。”我说：“他又不是政府的敌人。你才是。他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四十个人怕极了，站成了一排。我说：“你们怕我吗？如果你们在大街上看见我还会害怕吗？放松一点儿。”我看到已经当庭释放的一些人在那儿擦地板。还有一个在洗车，他说是警长让他干的。我让那个警长给了他五毛钱。谁允许他使唤免费劳力的？
已经被释放的一些人在后面靠墙站成一排。我发现有个铁路公司的代理人在跟他们讲：如果你们不去达科他为我们工作，法官会把你们送回监狱。我说：“抓住这个家伙。”他跑了出去。
我给铁路公司的办公室打电话。“有个人把我的法庭搞成了你们的招聘机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要签发逮捕令抓他。”他们说不知道。于是，我威胁要签发一张不具名的逮捕令，把办公室的负责人抓起来，管他是谁。就算是公司总裁，也会被捕。
第二天，这个人就出现了。他说警察和其他法官一直都允许他这么干。他的短工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把这些人带到西部，干上六到八周，再让他们一路流浪回来。
那个时候，有个法官喜欢拿醉汉取乐。他会说：“举起你们的手来。啊，你们在弹钢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抽搐。我对他说：“我的天，你这是在干什么？这些人都要吓死了。”
还是这些法官，他们喜欢拿不幸的人取乐。唉，这些人在民事法庭上总是表现得低声下气。他们看一看诉讼案情摘要上的名字，如果是家大的律师事务所，我的天，他们就卑躬屈膝。那里很多选票都来自律师协会。这些法官对穷人口出恶语，遇上这些有权势的人就胆战心惊。典型的看人下菜碟，就看来的人是比你弱，还是比你强。人是有权利的。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还不值三分钱。
在业主与租户法庭任职期间，我平均每天处理四百个案子。日程挤得满满当当的。有人晕倒，有人哭叫：“我能去哪里？”我不能骗他们，告诉他们可以提出申请，有工作等着他们。有人告诉我，我的前任会记下他们的名字和特长，承诺给他们提供帮助。我上班的第一天，就看到文件柜里有几千张卡片。我跟书记员讲，我要看看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找到工作了。我大意了。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些文件全都不见了。
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一个还抱在手上，一路走到城里。没有车费，没人给她辩护。他们都很绝望，也很害怕。我进来的时候，他们都站了起来。我跟他们讲：你们可以坐下来吗？这样我才能坐下来。
这些被告都有五天的宽限期：如果五天之内交不出房租，就会被赶出去。他们是没有法律保护的。失业意味着一无所有，生病意味着一无所有。我不能把这些人赶出去。所以，我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法律：五天是最短期限，最长期限是不确定的。我给了他们十天。当然，我这么做会惹恼地产经纪人。家里每多一个孩子，就再宽限一天，这就让他们更生气了。最后，我给了他们三十天。
就在那时候，地产界的一些人请我共进午餐。听他们的介绍：这个有五千个租户，那个有八千。就这么几个人就代表了大约六万家租户，如果可以说代表的话。饭后，一开始很诚恳邀请我的那个人突然就变了脸。其他人笑嘻嘻的，好像他们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如果说法官偏向租户，是因为租户代表的选票要比业主代表的选票多吗？”所有人都在笑。
我站起来说：“你这话说得可还没打开天窗呢。如果你够直接，应该说：‘你是在法庭上玩弄政治手段吗？’现在，让我来打开天窗回答你。如果我是在耍政治手腕，那也是跟你们玩。”我故意讲得很粗俗，“因为你们钱多记性好，会支持那些站在你们这边的人。到我法庭来的这些租户是什么人？他们穷困潦倒，没有工作。选举的日子到来时，有人出去找工作，有人把自己的选票卖了五毛钱，好给自己的孩子买牛奶。大多数人都会忘了这事。帮助穷人得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回报。你们怎么会觉得审判业主与租户案件的法官会站在租户这一边？”
“总有一天，你们会唬住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的法官。他每天都有机会把四百户人家赶到大街上。一个人挨着饿，还失了业，如果别人不知道，他还能控制住自己。可是，当他那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被扔到街上，邻居们都知道了，他就没啥好怕的了。聪明人会过来说：‘笨蛋，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呢？别交房租了。什么时候给你五天宽限期，你就去要求陪审团审理。’”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惊恐地问我：“他们可以要求陪审团审理？”于是，我告诉这个光鲜体面的人：“是什么让你觉得只有收租的人才有要求陪审团审理的权利？”
“如果是陪审团审理，每天只能处理一个，最多两个案子。按照现在一个星期两千个案子的节奏，四个月里就会有三万两千人要求陪审团审理。如果他们关闭了州内的所有法庭，你都没有足够的法官来审你的案子。到时候，你就希望有一个像我海勒这样的人了，起码他有胆子告诉你：你为什么不管好自己的事，让别人去操心他自己的事。”
他们当中又有一个人说：“我欣赏你的坦率，不过你这么做对自己没好处。”他说对了。等到我竞选公职的时候，地产组织发出了几千封信，说我不尊重私人财产。他们赢了。穷人们都忙着让自己一天天挨下去，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管这个。
我的竞选对手之前就说过，他主张不给宽限期，直接把人扫地出门，只要不出乱子就行。我们说好了要进行公开辩论。他没有露面。选举的时候，在有许多租户居住的那个社区，他得到了几千张选票，而我只得到了几百张。
我从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得到一个教训。穷人遭受的大部分苦难源于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与世隔绝，被洗脑了。
我本来可以在法官席上一直干下去，直到我死的那一天。如果我同流合污的话……就这样吧。我做不到。但我还是做了二十一年法官，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