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特里（Peggy Terry）和她的母亲玛丽·奥斯利（Mary Owsley）
这间公寓位于芝加哥的上城区，总是挤满了人。社区里的年轻人随意地进进出出，来访者络绎不绝。偶尔，会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笨手笨脚地走进来，张大眼睛打量着，然后消失。在这里，佩吉·特里被视为南方穷苦白人的代言人……“这些穷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胆子都快吓破了。他们意识到自己肤色代表的意思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奥斯利夫人先讲了她的故事。
她出生在肯塔基州，嫁给了一个俄克拉荷马的小伙子，当时“他刚从‘一战’战场上归来。战争让他烦乱不安，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来来回回。我们不是在从肯塔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就是在从俄克拉荷马回肯塔基的路上，走了三四趟。战争造成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在哪里都不开心”。从1929到1936年，他们生活在俄克拉荷马。
在俄克拉荷马城有好几千人失业。他们跑到施汤站排起长长的队伍，那里的食物很干净，味道也不错。太多太多的人，白人、黑人都有。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区别，因为失业的白人和黑人一样多。他们年轻时攒下的家当全都没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记得好些人家坐着大篷车离开这里。我猜他们可能要去加利福尼亚。
石油繁荣出现在1929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几年过去了，他们住在小帐篷里，住在用捡到的纸箱和废旧金属搭成的棚子里。他们把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堆在一起，竖起一道墙，隔开大家的视线。
在俄克拉荷马城，我认识这么一家人——一对夫妻、七个孩子，他们住在一个洞里。那个洞相当不错，他们收拾得特别好，好得让人吃惊。洞里有椅子、桌子，还有床。这个洞完全靠土支撑，就像窑洞一样。
啊，沙尘暴，实在是太可怕了。你洗完衣服，把它们晾在绳子上。如果你碰巧出了门，没能在沙尘暴吹来之前把它们收进屋，那衣服就再也洗不干净了。沙尘中有石油，会在衣服上留下你见过的最恶心的污渍。衣服毁了，再也没法穿上身。我试着穿过，不过实在见不得人。我丈夫失业之前，我们住的地方还可以。虽然不是砖砌的房子，但也没差。沙尘暴过后，你得打扫房子，从阁楼到地面，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一层沙。红色的沙，里面都是石油。
大部分人的日子都很艰难。你看得出大家都心烦意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很多人自杀，不为别的，就因为看不到未来有好转的可能。其中一些人我都认识，有的是农民，甚至还有生意人。他们破了产，就因为这个自杀了。
很多时候，有一户人家总会有点儿东西吃。他们会分成好几份，每个人都会分享。即便是那些过得相当不错的人家，他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在吃东西，别人却在挨饿。
我丈夫心里很纠结，只不过掩饰得很好。他是个聪明人，但他不明白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活活饿死，而那么多小麦，还有其他东西却被倒进海里。说法一套一套的，而他想找到一个原因。他找到了。
我丈夫去了华盛顿，和那些去华盛顿的人一起游行——抚恤金征讨大军。
打仗的时候，他是个机枪手。他说在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冲他们扔过毒气弹。现在他回国了，自己政府的走狗却冲他们扔瓦斯弹，还用水龙带喷水驱赶他们，把他淹得半死。没错，没错，他是个惹事鬼。（笑，突然一声叹息）我想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了。
佩吉·特里的故事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种差别是傍晚放学回家后。妈妈会让我们去施汤站领吃的。她从来不让我们说粗话。如果你刚好排在队伍的前头，那么你只能领到清汤寡水。我们就让那个把汤舀进桶里的家伙——每个人都得拿自家的桶去领汤——把表面那层油腻腻、水样的东西撇掉。我们请他把勺子往下多伸点儿，好从锅底捞点儿肉渣和土豆上来。可是他不肯我们就这样学会了粗口。我们会说：“该死的，往下伸一点儿！”
接下来，我们会去街对面。那里有个地方有面包，大块大块的面包。在这条路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棚子，他们在那儿发放牛奶。妹妹和我每人拿两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家里只剩下芥末可以吃。妹妹和我在饼干上涂了太多芥末，结果吃完都生病了。直到现在，我们都闻不得芥末味。
我们周围只有一户人家有东西吃。巴尔先生在制冰厂上班。只要有吃的，巴尔太太总会分给孩子们，可还是没办法顾到所有孩子。他们家有棵很大的树，结了些果子。她会让我们去摘果子。有时候，我们会去摘水果吃，吃得都恶心了。
她的两个女儿去诺曼上大学。当她们说起大学里那些好东西，巴尔太太就会让她们压低声音，因为总有些穷孩子什么都没得吃。我还记得她因为社区里有人挨饿而难过。当时就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
当他们有吃的分给大家时，你会接到通知，然后就去了。有一天，爸爸带着妹妹和我去了他们家。他们给大家分了些土豆和别的东西。他们家一辆装着橘子的卡车停在路边。有人问橘子是给谁的，他们没有回答。于是，这些人就说：那好，我们就把这些橘子拿走。他们真这么干了。爸爸和另外几个人跳上了卡车。巴尔先生报了警，警察把我们都赶跑了。不过我们还是拿了橘子。
现在和当时不一样了。现在，一无所有的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当时，我不知道有钱人的想法。我想富人是看不起穷人的，和现在一样。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我们的错，是国家机器出了问题。大多数人都怪胡佛，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错。我并不是说他一点儿责任没有，我觉得也不全是他一个人的错。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人管理的，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就垮掉。
回忆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羞耻感？
我觉得很有意思。去施汤站领吃的很有趣。因为我们都沿着那条马路走，一边笑，一边玩。唯一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得去弄点儿东西吃。没人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没有那样的。
现在，你会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如果你穷，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懒，你无知，不懂得自救。你会觉得如果收到一张福利机构的支票，诺克斯堡的银行[14]就会破产。
到施汤站领吃的。即便在这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然后，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我结婚了。我老公就为振兴署干活儿。这个活儿在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我们都还是孩子，他十六岁，我十五岁。我老公在那里挖沟，往里埋一条总水管。到了1937年，这个城市还有部分地区没有用上自来水。
我和老公开始周游各地，大概有三年都是这样过的。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如果你穷，又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麻烦就会找上门来。当你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就短得连麻烦都没法找上门。如果你很穷，但可以到处周游，倒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舒服。
我们开始搭顺风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怀孕了，大家对我们真的非常好。有时还会给我们吃的。我记得有一次睡在干草堆里，那家的女主人出门看到我们，就说：“你都要生娃娃了，这样可不好。你得多喝牛奶。”然后把我们带到屋子里。
她家的晾衣绳上挂着很多小地毯，她当时正在大扫除。我们就说要帮她给毯子除虫，回报她给我们东西吃的好意。她说不要，她不想我们这么做。她就是单纯要给我们东西吃。我们很坚持，如果她不让我们干，我们就不吃东西。她只好让我们给毯子除虫。她家的毯子真是太多了，不过我们还是干完了。然后，我们进了屋。她家有一张特别漂亮的桌子，摆满了各种吃的，还有牛奶。我们走的时候，她用一个一加仑的桶子装满了牛奶，我们带着上路了。
你现在不会遇到这种事了。我想：如果你现在这么做，恐怕要被逮捕。有人会报警。“二战”结束之后——好像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开始，政治宣传造成了现在的氛围——人们彼此憎恨。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又累又饿。这时，过来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是一家黑人往城里赶。因为他们不能停下来去餐馆吃饭，所以准备好了吃的东西，随身带着。马车的后面装满了干草。我们问能不能在车上睡一觉，他们答应了。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那家的主妇邀请我们一起吃点儿东西。她有一个餐盒，里头装满了鸡肉、饼干、红薯和其他东西。那顿饭吃得太舒服啦。
那时候我不喜欢黑人。事实上，我讨厌他们。如果他们全部离开这个国家，我都没有意见。
她回想起自己作为白人的优越感以及自己的发现。“如果非要说是什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确实不知道。我想了又想。你足不出户，总看不清真实的自己。只要你还认为自己高别人一等，那些地位比你低的人就会抱怨。一旦你抛弃这种想法，你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过得更好。事实上，你的处境更糟，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谎言里。真相就在那里，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棉花田里摘棉花，旁边田里是黑人在干活儿——亚拉巴马州、得克萨斯州和肯塔基州都是一样。但我从不觉得我们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别人是怎么对待穷苦白人的。那些穷苦的南方白人，他们的待遇和黑人一样糟糕。我想这说明了所有问题。”
我在墨西哥人那里也找不到认同感。老公和我是流动工人。我们去了得克萨斯州的山谷地带，那里特别漂亮。我们在里奥格兰德河谷地区（Rio Grande Valley）摘橘子、柠檬、葡萄和酸橙。
摘一蒲式耳[15]的柑橘果，可以拿到五分钱。摘葡萄的时候，你得拿个环去套果子。你手里拿个环，就像这样（她用手画了个圈圈）。它上面有个小东西，可以挂在拇指上。你爬上树后，就用那个环去套葡萄如果葡萄滑过了环，那就不能摘。你干得特别卖力，特别是如果你想赚够钱去买东西吃，你就会摘些不够大的葡萄。最后，他们会检查你筐里的葡萄，把所有能从环里穿过的果子扔出去。
有一个小男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是长得很漂亮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坐在树下吃午饭。那里有野生辣椒。他坐在那里，每过一会儿就摘一颗辣椒扔到嘴里嚼啊嚼。我看那些辣椒长得不错，也跑过去摘了一颗尝了尝。天，嘴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笑得在草地上直打滚。他觉得这太有趣了——白人不能像他们那样吃辣椒。他剥了葡萄皮让我吸里头的汁，因为我的嘴巴火辣辣的。他后来会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有时，他会帮我摘葡萄，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我，害我被辣椒辣到了。（笑）
不过那是个小男孩。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但那些男人女人，他们不过是讲西班牙语的外地人，应该被遣送回墨西哥。
在我们住的小镇上，“外国佬”[16]很少，这让我很生气。几乎没人说英语。当你试图跟这些墨西哥人说话时，发现他们压根儿不懂英语。我们从来没想过应该去学点儿西班牙语。那样一个时期真的很难讲，我就像变了个人。每当我回想起这些日子，都感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是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让我开始思考，那就是罗斯福总统的袖扣。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我看到报纸上讲他有多少对袖扣，还说其中一些是红宝石和其他什么宝石做的——这就是他的袖扣。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我坐在前院里的一个旧轮胎上，又穷又饿。我在大太阳底下坐着，那里一棵树都没有。我在想为什么有人有那么多袖扣，而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当时我都靠肉汤和饼干度日。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心里问为什么。
爸爸终于拿到了他的补偿金，他用那笔钱买了辆二手车，好载着我们回肯塔基州。爸爸对我们说：“你们都上车。我想带你们去看点儿东西。”他一路上都在讲我们的日子有多艰难，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我想让你们看看那些真正不容易的人。”那是在俄克拉荷马城，他带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胡佛村”。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
好多人都住在老旧生锈的车子里。我是说，那就是他们的家。有人住在用装橘子的板条箱搭成的窝棚里。还有一家子，有好些个孩子，他们居然住在一个钢琴箱子里。这不是一块小地方，可能足足有十英里宽，十英里长。人们把找得到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就这样住在里面。
当我读《愤怒的葡萄》这本小说时——她给我买的（指了指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个年轻姑娘）——感觉那里头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住在政府流民营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在得克萨斯州摘水果的时候，就住在一个类似的地方，也是政府提供的。他们有时候会派人过来，帮那里的女人们做床垫。瞧，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却来告诉我们怎么缝衣服。每个周六的晚上还会有一场舞会。我看《愤怒的葡萄》时，觉得那就是我曾经过的日子。我之前从来没有为穷人感到如此自豪，直到读了这本书。
在我看来，我们的政府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让人们失去自尊。这让人没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想的是为什么是哈莱姆区[17]，为什么是底特律。他们关心的是军队、法律和秩序。在一个国家里，只有大家成为体面的人，才谈得上法律和秩序。每次听到又有一栋大楼着火，我就想：天啊，再烧一栋吧。（笑）
我不觉得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这就是胡说八道。人是地球上进化最高级的物种，我们生来是为了快乐地生活，享受世上的一切。那些让生活变得快乐而不是痛苦的东西掌控在少数人手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你早上醒来，不晓得今天等待你的将是什么，饥饿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这种想法就像一只大手抓住了你的心脏，拼命揉挤。
附记：（我要走的时候，佩吉·特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1935年的圣诞节，就在爸爸领到补偿金之前。圣诞节里，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真的一样东西都没有，一个橘子、一个苹果都没有。我觉得好难过。我去了教堂，那里有为孩子搞的活动，我偷了个圣诞节礼包。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蝴蝶结。我把它从钢琴上偷走了，带回了家。我告诉妈是主日学校的老师给的圣诞礼物。我打开盒子，是一条天鹅绒做的琴盖布，很漂亮。妈妈知道主日学校的老师不会给我这个。因为我们住在一起——一个被他们称为‘呆鹅公寓’的小窝棚里。（笑）一个小孩子，大人告诉你圣诞老人什么的，然后你不得不跑到教堂去偷一份礼物……结果还是一份古怪的礼物——钢琴的盖布。小孩子不应该跑去偷东西。他们任何时候想要任何东西，都应该得到满足。我觉得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