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萨·查韦斯（Cesar Chavez）
和许多从小就干活儿——尤其是在野外干活儿——的人一样，他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四十一岁）显老。他态度谦逊，声音柔和。
他是美国农业工业联合会（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UFWA）的主席。这个组织与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不同，它是一种新式的劳工联盟。与其他工会相比，农业工人——也就是那些“侍弄庄稼的人”——一直得不到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种种福利。
噢，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家人被赶走。爸爸带了几匹马和一辆篷车。我们一直住在那个房子里，搞不懂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条件更差，很寒酸的房子。那应该是1934年前后的事情。我六岁左右。
那里是北吉拉谷，在尤马以北五十英里的地方。爸爸被人从他那一小块土地上赶走了。他从他的爸爸那里继承了这块地，我的祖父当时就在这里安了家。我的两三个叔叔也搬走了，为了同样的原因——银行没收贷款抵押。
如果本地的银行同意，政府会向我父亲这样的小农场主提供贷款担保，好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但是，本地银行的行长恰好最想要我们家的那块地。我们都被他的势力包围了：我们家周围的地全是他的。他当然不会同意贷款。
一天早上，开来了一辆巨型拖拉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爸爸之前都是用马干活儿。大拖拉机推倒了我们家小小的马圈。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周之后，这块地改头换面，还挖了沟，跟以前大不一样。我不喜欢它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们全家爬进一辆旧雪佛兰车里，那是我爸爸的车。然后，我们就到了加利福尼亚，成了外来工。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按当时的标准还只能算个小家庭。那是在1936年前后，我八岁左右。我们的生活很奇怪。之前我们很穷，但我们知道晚上会有一张床，我们有屋子住，还有一间厨房。生活看上去很安定，我们有鸡肉、火腿、鸡蛋和其他很多东西。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在你还小的时候，你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只知道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不喜欢，但不会问为什么，你不想让自己消沉。你只能继续往前走。
但这件事对爸爸的打击很大。他曾经有块地，结果突然没了。我常听到他和妈妈讲这些话：我们再干一季，就能存够钱去亚利桑那州买块地。类似这样的话。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他从来就没放下这个念头——有朝一日再回去，有块自己的地，哪怕小小的。
我非常非常理解这种感情。这些对话听起来有点儿让人难受。我想我的兄弟姐妹也能看见爸爸脸上那悲伤的表情。
……他想要的那块地？
再也没能买块地，再也没有。几年之前，他就不再讲这种话了。对土地的渴望，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
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我们放学后会去做工，也有时候不去。“侍弄庄稼”，我们非常想念书。为了存够钱过冬，我们全家人去摘杏子、核桃和梅子。我们是新手，从来没干过流动工人。包工头会狠狠占我们的便宜，用一些很蠢的方法。（笑）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忍不住要笑。我们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所有家当装在车里，在加利福尼亚到处跑，这个样子很显眼。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拖车。这就是吸引包工头的诱饵。无论我们车停在哪里，总会有个包工头过来提供各种工作，薪水也不错。我们总是上他们的当，跟着他们去，相信他们。
我们到了圣何塞，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有人骗我们说这里在招工。我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在市郊的一座桥下住下来，那里是干枯的河床。这还可以忍受。没法忍的是在四百米长的地方住了那么多家人。你也知道孩子是啥样的。他们带来的一些东西把我们伤得不轻。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来自中产家庭。
有一次，我们上了个大当。我们在去德拉诺的路上经过弗雷斯诺。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加油站，被一个包工头看到了。他说有大钱可以赚，我们就跟他走了。我们干了一个星期：那里的葡萄长得不好，没能赚多少钱。为了挣钱，我们都没上学。星期六是发工钱的日子，但我们没拿到钱。包工头来说酿酒厂没给他付钱，下个星期就能拿到钱。他给了我们十块钱。爸爸拿着这点钱去杂货店买了十块钱的东西。我们又干了一个星期，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爸爸去问他要上周的工钱，他把那个借口又说了一遍。就这样，我们干了四个星期，拿到了要么五块、十块，要么七块，这就是全家人全部的工钱。
一天早上，爸爸决定不再干活儿了。如果他不付钱，我们就不干活儿。我们坐上车去找这个人。房子是空的，他已经跑了。酿酒厂说他们已经给那个人付了钱，而且给我们看了付款凭证。那个人果然已经拿过钱了。
到处都有人在罢工。我想我们家可能是最爱罢工的家庭之一。爸爸不喜欢那里的环境，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有些人家会跟着我们。我们动身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回去。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只得又回去，再求着人家雇我们干活儿。雇主知道我们的情况，会拼命羞辱我们一番……
这些罢工都以胜利告终吗？
从没胜利过。
我们和有些人家一样，不会无视他人的不满。有人可能和雇主有私人恩怨，他说我不再给这个人做工了。即便我们正在那里工作，也会尊重他的决定。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做。我们也会跟着走。因为我们看重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会惹出这些事情来。比方说我们是按件算工钱，又知道这些人在过秤的时候搞鬼，那我们决不会就这么算了。我们会丢了工作，去别的地方。有些人家也是这样。
有时候你们不得不再回来，那包工头知道了这个情况……
他们会知道，并且利用这个大做文章。因此再回去是有些丢脸的。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再干上几天，攒够加油的钱。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开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奥。沿着高速公路有些小饭馆，大多挂了“仅限白人”的牌子。爸爸懂英语，但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拎着个壶，走进一家店去买点儿咖啡给妈妈喝。他让我们别进去，但我们还是跟进去了。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们这里不招待墨西哥人。出去！”我就在那里，看到了，也听到了。她没再搭理我们，我相信她以后也绝不会再想起这件事，但我们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受伤。于是，我们回到了车上。买咖啡太难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买到。这都不重要，但这件事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在布劳利的时候，铁路对过有家小餐厅。我们放学后就去那边擦鞋子挣钱。周六是个好日子。擦一双鞋可以挣两三分钱。我记得当时汉堡卖七分钱一个。要去那家小店，得穿过整个镇子。我们正要跨过铁路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如果我们背着擦鞋箱，他们一般会允许我们去“美国城”或是“英美城”。于是，我们到了这家小店，走了进去。
我们又遇上一个那样的女服务员。当时她正在和男朋友还是什么人讲话。店里挂着一块类似的招牌，但我们没管它。她抬起头扫了我们一眼，虽然什么都没说，但那个架势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把脸转过去，不再看我们，说道：“要什么？”我们说想买两个汉堡。她好像是笑了，冷笑的那种。她说：“哦，可我们不卖给墨西哥人。你们怎么不到墨西哥城去买？”她整个身子都转过去，继续聊她的天。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可我们怎么也不会忘记。
有时候，我们会上两天学。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最多三个星期。我们到处流浪的时候就是这样。冬天，我们会回到大本营。如果运气够好，我们在一个地方可以从1月待到5月。我们开始数一共上过多少所学校，三十七个。这还只是小学，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三十七个学校。我们从来不转学。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不会跟老师讲，也不会办什么手续，跟往常一样回家。对于这样的情况，学校也没有办法。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我很奇怪她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你就会起疑心，对方要不是警察就是社会工作者。）她很年轻，只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成绩落后。有一天，她开车来到我们的流民营。这可是件大事情，之前从来没有老师来家访，一次也没有。因此，这一天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你懂我的。
我记得这些。有的人会把这段记忆从他们的脑子里清除，彻底忘掉。我不会这么干。我不想忘记。我不想总陷在里面，但它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想记住这段经历。这就是事实。你晓得，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