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纳迈·加兰（Dynamite Garland）
在这家曾经十分典雅的老酒店，她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上了年纪的寡妇和领退休金的老男人经常到她这里寻求建议和慰藉。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平装书、艺术品，有她自己的，也有别人的，都是些古怪的东西，无不暗示着她多变的兴趣爱好……
她四十五岁，在芝加哥洛普区[10]的一间意大利美食餐厅做女招待。在这个年纪，她算得上漂亮迷人。
她来自克利夫兰的一个“工薪家庭”。大萧条之前，她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他现在七十八岁了，是国内的轮滑专家。他和妈妈参加过舞蹈马拉松[11]。”
我还记得突然之间我们就不得不搬家，爸爸丢了工作，我们搬进了一间双层车库。业主七年没收过我们一分钱房租。我们有一个烧煤的炉子，我们三个孩子只能轮流着去把腿烤暖和。车库门打开的时候真是冻死人。我们睡觉时把小地毯和毯子都盖在身上，衣服则垫在床单下面。
早上，我们到外面取点儿雪，在炉子上烤化后用来洗脸，从来不洗脖子或其他地方。我们将两双袜子套在手上，再穿两双到脚上，穿上长秋裤，将裤腿扎进从好意商店[12]买的鞋子里。然后，我们走上三四英里去学校。
爸爸曾有过三四间房子，那是他的爸爸留给他的。后来，一间一间都保不住了。曾经有一家人付不出房租。他们开了一家蛋糕店，每次交房租只给一半现金，另一半用饼干来抵。我们就靠碎成渣的饼干和小面包过活。从这可以看出，爸爸是个很精明的人。
他总有办法给我们这些个孩子弄到吃的。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靠糖果包填饱肚子，那是用巧克力做成的小方块。我们把它化在牛奶里。他还在一间中餐馆打过工。那段时间，我们就每天吃炒面。我现在看到炒面就犯恶心。粟米片球和卜卜米也曾是我们的主食，我感觉它们都要从我的耳朵里钻出来了。现在我一点儿都吃不下，犯恶心。那时候妈妈做面包，在毯子下面发面团。噢，那面包好吃极了。我之后再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面包。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去找房子，那已经成了大萧条期间的一项娱乐活动。你和家人一起到各处的房子去看看。它们不是出售就是出租。你到处瞧，看看这东西要放哪儿，那东西要放哪儿，这间房就是我的了。我知道我的马要养在牲口棚的什么地方。妈妈会下到地下室，说：“这里建得真好。我的土豆箱要放在这儿，洋葱放在那儿。”我们都想好了每样东西要放哪儿。（笑）
妈妈长在一个专门做花边窗帘生意的爱尔兰家庭，上过家政学院。即便是在大萧条期间，我们都还有餐巾环。她把一切都归置得井井有条。我曾到一个闺密家里去吃饭，她们家的餐桌上摆满了意大利美食。她很愿意到我们家来吃饭，因为她喜欢我们家的布置。
在我们的天主教学校，有些孩子的家庭环境似乎要好那么一点点。我经常把头埋在桌子底下，偷看修女的黑色平底鞋。似乎我一直在做要受惩罚的事情。有一次我差点儿咬到她的膝盖。（笑）我想做一个修女。我对这些可亲的女士充满了敬畏之情。结果，我成了脱衣舞娘。（笑）
她们让你把名字写在募捐信封上。妈妈只能拿出两三分钱。墙上的金星是给那些成绩好的孩子的。我非常清楚我比其中几个优秀。她们拿到了一颗星，而我从来没得过。
在妈妈给我们挑的那些学校，其他孩子的家境要比我们家好得多。她在一家洗衣店工作，给我们赚学费和书本费。我们本来可以上免费的公立学校。
这说明了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她什么事情都要掺一脚，爸爸管她叫“女王”。她总是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主意。
爸爸总是尽他最大的努力。他往人家的邮箱里塞一些小传单——“粉单市场肥了白人的腰包”。我想他这活儿是为某个左翼组织干的，爸爸并不同意上面的任何主张。干这个每星期能赚三块钱。
爸爸在阿克伦市找了份工作——送外卖，我们就搬过去了。那个地方脏兮兮的，到处是灰尘，烟雾弥漫，妈妈总是在擦啊，洗的。我们就住在铁路边上。车上的人会扔西瓜还有别的东西给我们。火车减速后，爸爸就跳上车，让我们这些孩子去捡煤。
我十四岁左右加入了全国青年总署。每两个星期能拿到十二块五，工作是做军用床脚柜。收入的一半给了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可以给自己买衣服。买了几件漂亮衣服之后，我就不再想当修女了。（笑）
我闺密的父亲参加了一个新运动——“技术统治运动（Technocracy）”[13]。我曾跟她一起戴徽章，因为她是我好朋友嘛。我还记得那徽章上有个圆圆的东西。
我在一家蛋糕店做过兼职。工作是在那些美味的巧克力泡芙下面垫上塑料纸，这些塑料纸经常掉在地板上，次数多到你都要吃惊。那个地方到处都是蟑螂。（笑）但是没人生病。你只要把它们赶跑就行了。那些蟑螂的个头可真是够大的。
高中毕业后，我就订婚了。我以为如果结了婚，就可以整晚吃汉堡和热狗，尽情狂欢，弹吉他唱歌。我当时在一个乡巴佬乐队唱歌，和吉他手结了婚。没什么比回家躺在地板上睡觉更难受的了。
酒店外面就是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可以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我很怀念低沉的火车汽笛声。我想像祖父那样启程上路。他是个流浪汉，可不是乞丐。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可能去过中国。他不仅带回礼物，还给我们讲精彩的故事。我们家里没地方给他住，他就睡到浴缸里去。他在浴缸里放了一个漂亮的枕头，就当是床了。他嗜酒如命。我们只好把家里的银器都藏起来，因为他会拿出去当了换酒喝……”
十一个月之后，孩子出生了。“二战”爆发的时候，我又怀孕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老公每周挣十四块。每周花一半为婚礼置办衣服。后来，我们在国防工厂工作，收入从一周十四块一下子飙升到六十五块。当时简直有点儿乐昏了头。哇，天哪，我们真有钱啊！我先给自己买了一件红色的毛皮大衣。有了这些钱，我一定要给自己买件毛皮大衣。噢，你不知道，那些衣服好看极了。再配上我的红头发，看上去就像个猩猩。之后，我还得再给自己买上几双有交叉饰带和缀着小球的鞋子，还有带花边的衬衣。真是俗气！
人们说穷人家长大的孩子知道该怎么花钱。我们家穷得要命。可是，我们手里有了点儿钱，还是大手大脚。我觉得这是个性问题。我并不后悔，但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