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巴克斯特（Gordon Baxter）
律师，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关于世界时事，现在八年级的学生都比我们在大学期间知道得多。当年，我就坐在那儿听廉姆·莱恩·菲尔浦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讲坦尼森（Tennyson）和勃朗宁——世界上最可怕的废话，可当时我还没有那种判断力知道这就是废话。”
“那时候，除了周遭的环境，学校几乎与世隔绝。很少有人怀疑自己挣钱的能力。成功用收入来衡量：在商业世界里迅速出人头地。如果有人想去教书，他们一个字都不会说。在别人眼里，这种人就是疯子。”
“我上法学院的最后一年，我注意到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在纽黑文市的橄榄球比赛上，我遇到了耶鲁的毕业生，他们好几年前就说在华尔街工作很容易。现在，股市崩盘，他们失业了，又回到学校。我们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在现实世界摔了个大跟头……”
1932年，他三十二岁，成了一家大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和副总裁。公司员工上万人，主要经营压铸件、电气用具和汽车配件。
当时有一股静坐罢工的浪潮。新闻和有声望的人都说发生罢工实在是太糟了，但扣押资产在道德和法律上显然都说不通。那些年，罢工常因为混进罢队伍的破坏者而失败。在工厂静坐，不让罢工破坏者进来，这是一种新手段。之前工会活动一直以失败告终，当游戏规则突然因为静坐而改变，就出现了强烈反弹。
现在，你会听到相同的言论，说的是学生示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抗议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在抗议的时候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
我们的一家工厂也发生了静坐罢工。有一个工厂经理是专门处理这种劳工问题的。就他个人而言，他是个不错的人，不过他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漫画里的工厂老板：嘴角叼着一根香烟，大方脸，大块头。他对付罢工者的方法不常见诸报端，但工厂对这样的把戏都熟知于心。
在芝加哥有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工业巡警队[16]。梅克·米尔斯警官是队里的头头。发生罢工时，米尔斯就会安排人手去逮捕组织罢工的领袖。他们将这些人暴打一顿，扔进监狱，明白告诉他们滚到城外去。米尔斯可以拿到一千块的好处费，如果事态严重，可以拿到五千。抓捕这些所谓的煽动者，让他狠狠赚了一笔。
这些人都是工会组织者，其中一些并不在工厂上班。米尔斯让他手下的便衣警察到沙龙去抓这些人。他们先喝点儿免费的饮料，然后开始一番恶斗。
穿制服的警察会冲进去，逮捕里面的工会组织者，把他打个半死，再扔进监狱。他们把很多人都赶出了城，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暴力行为。
那家工厂停工了，而我被卷了进去。工会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投诉[17]。争议在于承认工会。投诉的内容是开具黑名单。
工厂发出了公开信，言语非常花哨：我们会支付最丰厚的薪水；我们会始终同雇员讨论他们的不满，但不容外部力量介入。报纸的社论也督促工人们回去上班。每一天的罢工都会让他们损失一笔再也赚不回来的钱。
有人给了我一叠卡片带回城里给我们的律师看。我仔细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上面注明了“工会煽动者，不得再雇用”。其他的标着一些小圆点。人事经理告诉我，他们还标出了一个工会支持者。许多人已经或者即将被解雇。如果有雇主问到他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要雇他——惹事精、煽动者。”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分子”这个词用得还不算多，但“赤色分子”很常见。
我把这些卡片带给了泰门（Twynan）、希尔（Hill）和布莱尔（Blair）。布莱尔是管事的头头，西北大学毕业的，专为铁路公司打官司，做得很成功。他代理很多家大公司，也是我们董事会的一员。他这个人超级无聊，个子很小，大约五英尺四英寸高，留着小胡子。他的客户都是被人攻击的圣人。那个时候，他七十岁左右。
他一激动就会肚子痛，在自己的皮椅上弹上弹下，伸手去拿矿泉水。接着，他就跑到大厅里，大声喊他的秘书，向她口授信稿，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很喜欢用这个句子：“这说明形势非常危险。”当然，这对律师来说是很好的说辞。如果充满了危险，就需要他来救场。每年的服务费可不包括这个。他从中赚了大笔的钱。
布莱尔告诉我这些卡片没有问题。我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瓦格纳法案》。我把这一点告诉他，他说：“不可能有这样的法律。如果有，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它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契约自由。”我说：“还真有这样一部法律，它被称为《瓦格纳法案》。”他说：“我可没听说过。”我说：“是最高法院颁布的，它的效力是被认可的。”他大叫起来：“这不可能！”他转动自己的椅子，伸手去拿矿泉水。
他叫来一位同事。“这个年轻人告诉我有一部《沃特森法案》。”“是《瓦格纳法案》。”那个人点点头。“真有？这个年轻人还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它是符合宪法的。”那个人又点点头。“先生，这，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事说事实如此。“这是件好事。”听到这儿，他把那一摞卡片摔到办公桌上，“嘭”的一声响。“又一个左翼‘新政’活动。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建设着这个国家，他们可以进来作证，可是他们的证词却不被人相信。”那个人说：“就是这个样子。”布莱尔说：“我们让这家公司的总裁否认这些指控，但没人会信他的话。”我说：“布莱尔先生，人家不信他的话，原因之一是他说的是谎话。”
“你说的谎话是什么意思？”
“看看这些卡片。工会的人都被标出来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有，这是不被允许的。”
“卡片上必须写这条。”
“这等于判了他们死刑。那些被解雇的人。他们的脸上都做了标记，写着：不得再次雇用。”
“但是，他们是前雇员。”
事情是这样发展的。布莱尔叫来一个领着公司薪水的侦探，对他说：“把这些卡片拿走。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我也不想知道你要怎么处置它们，我希望你对它们一无所知。”
国家劳工关系委员发现这家公司确实有过不当的劳工行为。工会得到了承认。公司掏了一大笔钱给那些被解雇的员工补发工资。当然还有一笔不小的律师费。
这件事情的后续有些古怪。那些人又回去上班了。可是怨愤的情绪一直没有消散，敌意仍然存在。每一方都恨不得对方去死。
我在这家公司待了十年。在此期间，这种情绪一直蔓延。最后，公司卖掉了压铸件厂，没法再从中赚到一分钱。这门生意很难做，但还是有公司做得很成功。我经常会想，是不是因为这种一直存在的怨愤才导致这样的后果。每次谈判都成了一场战争，以怨报怨，以暴制暴。
很多人快六十岁才当上副总裁。我是公司里少有的几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一。很多人对我不太放心：得有人盯着我。但有很多比我年长的人邀请我一起吃午餐，让我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那时候，上过耶鲁或哈佛的人都去做股票经纪了，不会涉足制造业。当时的实业家基本都是从底层做起来的。这条路可不太好走。
这和他们的个人风格还有态度有很大关系。如果有人有这种印象——一个一路艰难打拼过来的老板觉得工人过得很安逸，那他彻彻底底错了。这位老板的观点是：我通过努力出人头地了，你为什么不能？
就种族而言，现在也有这样的类比。瞧，我们一家从故国移民而来，我的爷爷背着坛坛罐罐叫卖。后来，我搬到了郊区。我的爷爷能做到，这些黑人怎么不行？
那些成功人士对煽动者非常不耐烦。煽动者都是寄生虫，想把这个国家搞垮。没有哪条法律的原则是各方都同意的。这就是一场耐力的大比拼。这就是一个丛林。
现在，人们都认为经济萧条都是人为的。在过去，经济萧条和地震、坏天气是一样的，属于不可抗力，是天灾。我并不认为三十年代会默默接受。我觉得会出现反抗。我觉得即便是在郊区，也出现了反抗。至于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想他们会强有力地坚持下去，最终会演变成暴力：如果不按我的标准，那么就会按照别人的标准。会发生些什么，而且很快。
三十年代还出现了左翼。有的被当成共产主义分子，有的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指出了当时的矛盾：人们在挨饿，却让农民把他们的猪杀掉。政府无法用生产力去满足人们的需求，大家对此感到愤怒而且沮丧。在三十年代，没什么人说这个。说的人都是疯子，是边缘势力。他们不是现在的那种边缘势力……
【注释】
[1]方解石是生产油漆所需的一种材料，类似于白铅，是从立井里（像小矿井一样）里挖出来的。矿井当然不归矿工所有。他们只是钻井，将方解石挖出来卖给大公司。
[2]托皮卡，美国堪萨斯州首府。——译者注
[3]1937年5月30日，芝加哥警察向钢铁罢工工人开枪，当场打死十人，史称“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译者注
[4]“禁止通行”是当年西班牙内战的口号，就是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意思
[5]西班牙语里“前进，人民”为“Avanca pueblo”，和前面的意大利语比较接近。——译者注。
[6]伯奇协会是1958年成立的美国极右政治组织。——译者注
[7]罗伯特·拉福莱特（1855—1925），昵称“好斗的鲍勃”，美国政治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步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众议员、威斯康星州州长、参议员。1924年曾参选美国总统。——编者注
[8]土木工程署是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前身。
[9]沃基肖，位于威斯康星州东南部。——译者注
[10]伯纳德·巴鲁克，投机大师，华尔街传奇人物。——译者注
[11]约翰·L.刘易斯（1880-1969），美国劳工领袖，1935年组织创办产业工会联合会。—译者注
[12]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BSCP），成立于1925年，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第一个由黑人领导的劳工组织。——编者注
[13]阿萨·菲利普·伦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创始人。
[14]在联邦政府的监管下，1938年举行了一次选举。“选票都是密封的，我们的兄弟会赢得了选举。有一家工厂只招收我们工会的成员。很多人不想加入工会，却想要工会为他们争取来的好处。”
[15]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是1938年—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主机构。——译者注
[16]它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红色巡警队。
[17]随着《瓦格纳法案》的通过，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成立了。以参加工会活动为由开除员工或将员工列入黑名单变成了非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