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莫里森（Joe Morrison）
他一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印第安纳州西南部的煤矿里度过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所能想到的最穷的地方。”他在那里出生。他另一半的工作时间在钢厂度过。他十四岁就辍学，开始工作——“在矿井里”。
“我的父亲是农民，同时还是个煤矿工人。家里有十个孩子，我是老大。他希望我能干点儿别的。每个家长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矿井爆炸而死去。就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们挖到了天然气。矿井爆炸过几次，1927年那次，死了三十七个人。”
“煤炭工业在1926年遭受重创，之后再没能完全恢复元气。煤炭业和伐木业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919年有所下降，之后恢复了一点点。但到了1926年，再受重创。这两个行业再也没有缓过来。”
“1929年，银行业和大企业一蹶不振。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过苦日子，忍饥挨饿。二十年代早期，矿井关闭，人们无以为生。孩子们在学校饿晕过去。这是早在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前的事情了。”
有一天，从底特律到印第安纳州南部的路上，我数了数有多少人搭了我的顺风车。一共十四个。有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底特律，只有一个行业。汽车业一垮，其他就都垮了。如果汽车厂有一个岗位招人，会有两百人去应聘。（笑）
在1930年、1931年，你会看到货运列车，看到几百个孩子、年轻人，很多这样的人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找工作，也在找刺激……不寻常的是女人也搭货运列车。这在之前是从未听说过，也没有想过的。不过，这是在大萧条期间。女人搭车去各个地方。她们穿着宽松的裤子，或是穿得跟男人一样，你几乎认不出她们是女人。有时候，有的男人会带着自己的老婆上车，他们没钱买票。
你会听到人们在火车车厢里谈论政治。货车走了一百英里左右，大家都还是陌生人，只有两三个人彼此认识，但可能会有二十人加入到讨论中来。他们会谈论政治、当时的形势。针对这个、那个应该做什么，等等。
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噢，他们做好准备迎接革命了。很多生意人都盼着革命。联邦政府派出了很多监督员，将他们安插在“胡佛村”、城外、铁路和公路沿线。通过监视这些地方，他们得到了很多信息。信息就是：革命。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革命。你遇到一些搭货车的人，聊的话题是如果手里有一挺机关枪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怎样搞死有钱人……
再没有人比工人更喜欢谈论政治了。你现在去一家酒馆，大家谈的都是球赛或者类似的东西，很少有人说起政治或是战争。我们之前在家闲时就会聊聊时事，而且总是热火朝天。
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你总能遇到一些年轻的工人，他们朝气蓬勃，读过很多书。他们读过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版物。当然，共产主义分子是后来才出现的。我还记得我十七岁在密苏里的一家铅矿干活儿的时候，他们会引用社会主义文献上面的内容，他们让议员的日子更难过了。即便是在这些小镇上，他们也会传递报纸和杂志。他们会让每个人把他们订的报纸留起来，传给那些没法订报的人。跟现在相比，人们读得更多，谈得也更多。
现在，人们可能也会思考，但他们不说出来，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他们忙着赚钱来支付账单，不再对自己面对的问题感兴趣。人们遗忘了很多。年轻的一代几乎已经忘了这段历史。历史正在被掩盖。
在麦卡锡主义时期，人人自危。人们开始闭口不言。五十年代，我曾被传唤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15]。我回到钢厂，只有几个人表现得很害怕，在头一天怕跟我讲话。第二天就好了，他们就跟过去一样了。他们尽力对我表现得友好，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但没人想谈这事。有些事情不想面对，但做与它相关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害怕被打上标记，被人叫作“赤色分子”什么的。
1934年，我们和矿务公司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也因此被解雇。我在工会的劳资协调委员会任职。他们将我列入了矿区的黑名单。直到三六年去钢厂之前，我都没有工作。我到处溜达，做一些零工，只要人家要我，我就去干。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七个孩子都还小，所以得极力争取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
我去了一家汽车车间工作。当时美国产业联合会正在钢铁行业组织工会。我们那里的工会组织者有一半来自煤炭行业。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不错的工会组织者，不过也有一些一点儿都不上心。他们啥也不干，但很会哗众取宠。现在也有这样的人。
当时的情况相当困难。你会得到一点儿救济。一些商品有剩余的，像是面粉等等。有时在农场上能找到一天的活儿，也可能找到一星期的工作，比如修路或类似的工作。人们就是这样过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