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麦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
作家，《国家》（The Nation）杂志编辑。
“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我就适应了这样的日子。我父亲在科罗拉多州的西北部养牛。1919年‘一战’前夕，牲畜市场崩溃了。从1914到1918年，西部的牧场主交了好运，不断扩大规模。他们以为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全都破产了，包括我父亲在内。这给我们家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母亲带着哥哥还有我到加利福尼亚生活，我就是在这里经历了这一切……”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就是一个无知的时代。
股市崩溃之后，纽约的一些编辑建议举行听证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听证会在华盛顿举行了。回想起来，他们真是提供了最好的漫画素材。重要的实业家和银行家都出席作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哪里出了问题。现在翻看当年的纪录，你会很吃惊：他们是那么无知。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却不懂经济的运行规律。只有教授们算是合格的证人，不过，那些年他们的名声可不怎么样。事关经济，人们觉得教授只懂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当时大家沉浸在巨大的困惑中。没人料到会这样，尽管我们过去经历过多次恐慌。商业领袖的无知令人震惊。那个时候，有一些群体被描画成邪恶和极端反动的形象，像自由联盟等等。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而言，这就是一群不懂世故的人或者说滑稽演员。
你是说股市崩溃之前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征兆？
是啊。股市已经失控。股票价格和公司收益完全没有关系。欧洲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征兆。德国由于战争赔款每况愈下。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开始有动静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
你觉得大萧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吗？
我确信1929年的时候可以。如果回到1929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重新来过，采用现代化的财政管理，理解经济运行周期的话，对，是可以避免的。
有了父亲1919年在科罗拉多州的经历，还有我自己在大萧条中的经历，这个经济体的运作挫败了我的信心。我试过实行零资产，但没成功。我对股票和债券都没信心。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也没能给我信心。现在还是一样。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态度可能有些不可理喻，但是……
对于1929年10月发生的那些事，人们的反应是滞后的。我当时在洛杉矶当律师。一两年之后，我看到了它们对我客户的影响，所谓的客户也就是加利福尼亚南部为数众多的寡妇。她们把钱从中西部带出来，投进不可靠的房地产市场。她们的资产开始缩水。身边发生的一切让我目瞪口呆。当时兴起了一股抵押品没收潮。
1927年，我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并不关心政治，就是个亨利·路易斯·门肯[3]式的人物。当三十年代拉开序幕，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社会和政治。
我对罗斯福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负面的。1932年他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发表的演讲让我失望至极，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他的演讲蠢透了。他一点儿都不了解大萧条是怎么回事。他准备均衡预算，他准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都与他面临的问题无关。他，也很无知。他没有计划。他只是被迫做过些好事。
劳工运动、静坐示威是推动劳工立法的原因。农民假日运动是推动出台农业方案的原因。汤森医生（Dr.Townsend）、考福林、休伊·朗是推动社会保障的人物。罗斯福擅长做出反应，而且充满同情心。在后来几年，我就成了他的崇拜者。
除了汤森医生倡导的，加利福尼亚还有过多次退休金运动。参加早期的这些集会是很棒的体验。与此同时，你会对他们的个性有所了解。他们身上都有蛊惑人心的因子。艾伦兄弟（Allen Brothers）、“火腿与蛋”运动、乌托邦社会……
1934年是我个人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年。首先，发生了旧金山大罢工。接着，厄普顿·辛克莱竞选州长。我认识辛克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了这次竞选。这事令所有人感到惊异。他是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的，差一点就赢了。他在选举举行的前一年凭着一份小册子起家，没有其他资源。当时，他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恋爱的倡导者。电影行业很卑鄙地向从业者施加压力，威胁说如果辛克莱当选，它们就关掉电影公司。他最后赢得了八十万张选票。
他非常热切地相信自己可以结束加州的贫穷。我记得1934年，竞选过去了六年还是八年之后，在加州北部的蛮荒深处，还能看到用粉笔写在石头或桥头上的这句口号：“结束加州贫穷”。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教育运动。我想如果辛克莱真的当选了，那将是一场灾难。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真的认为贫穷是人为造成的，需要摆脱。
那些年里，如果你在加州各处奔走，就会发现这个州就是富足的代名词。它非常富裕，农业特别发达。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各种作物被毁。在加州南部，有专门的填埋场供果农倾倒橘子，再洒上焦油和化学原料。而那个时候，还有许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就这样，随着三十年代序幕拉开，我骨子里的门肯主义开始消退。
你很容易为三十年代赋予一种浪漫的色彩。那个时候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可不算太好。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些问题，人们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分出了穷人的类别——包括前医生、失去律师资格的人、生意人等等，人们没感觉到存在全国性的种族问题。
1938年，我被州长卡尔波特·奥尔森（Culbert Olson）任命为加州移民与住房处处长。这份工作让我与州内所有的少数族群有了接触：西班牙裔美国人、日本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印度人、菲律宾人。那个时候加州的黑人不像现在这么有地位。
在三十年代的后五年，大约有三十五万人为了躲避沙尘暴涌入加州。这些人很快被打上标签，就像少数族裔一样。他们被称为“奥客”和“亚客（Arkies）”：都是些得过且过的懒人，没有责任心，生了一大群孩子。如果我们改善了劳工营的条件，比如说添了一张桌子，他们会把它剁掉，用来烧柴火。有一次，我走进贝克尔斯菲市一家三流影院的前厅，看到一张告示：黑人和奥客请上楼。
1939年左右，加州开始出现战争带来的繁荣，这些奥客和亚客成了加州的拯救者。他们投身造船厂和国防工厂，不到两年，他们身上的标签就开始褪去。现在，这些人认为自己是老加州人，理所当然地看不起那些最近从南方迁移过来的人。这种贴标签的行为是不会变的。
这些人刚来的时候，本地人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倾向。他们的脑子被自己的贫穷占满了。这些人迁来的时候，有许多墨西哥人在领取非常微薄的政府救济，完全不够用。奥客来的时候，当局认为应该把墨西哥人赶走。我就亲眼看到许多辆遣返列车从南太平洋站出发，把数千名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行李卷送返墨西哥。当然，他们又掉头回来了。这个过程就这么循环往复。
我调查过劳工营，那里的条件差得难以置信。当时也没有对这些人施以援手的项目。营地很脏。在八九月的收获季，我们的一个劳工营收容了十七万五千人。春天，他们会强行断掉救济，逼这些人去工作，一小时挣两毛钱。我说服奥尔森州长让我举行几次听证会。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在他们的时薪达到两毛七分五之前，继续提供救济。当局的反应简直比得知我们轰炸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的反应还要激烈太不像话了，他们应该每小时支付两毛七分五的。
在他的请求下，拉福莱特委员会于1939年来到加州，调查农业工人基本自由被剥夺的问题，并查明农民联合会（Associated Farmers）所扮演的角色。加州检察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拒绝合作，并为“州里各县”的治安官辩护。日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撤离也被提及。沃伦对此抱支持态度。他再一次站在了沃伦的对立面：“……他是一个公民自由论者，而且无疑是在加州受这种教育长大的。看到‘弹劾厄尔·沃伦’的标语，我笑了。”
到了1938年，新政带来的助力就停止了。最具创造性的一段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那会儿有很多好时光，因为钱不是那么重要。我和一个朋友曾经资助过一个年轻作者。我们给他在洛杉矶租了一间房，在他写书期间，我们每人每个星期给他五块钱维持生活。他每个星期就努力靠十块钱过下去。你看，那么一点点钱就让我们变成了慈善家。（笑）
如果这样的时代再来一遍，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如今我们的不满都是含糊不清的，而此同时，我们的那一套警察控制机构有可能发展成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欧洲的不一样。
在我看来，“新政”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它是一座桥，但没能真正把问题解决。
【注释】
[1]上校的表兄约瑟夫·帕特森，《纽约每日新闻》的出版人。
[2]麦卡琴的漫画作品通常和政治无关。多年来，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印第安人的夏天》（Injun Summer），每一季都要重印。
[3]亨利·路易斯·门肯（1880—1956），美国记者、讽刺作家、文化评论家。他犀利地抨击那些他认为愚蠢、伪善的现象以及美国社会生活中文化的匮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