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L.K.史密斯（Gerald L.K.Smith）
“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神学博士……在这个星球上或者说在整个宇宙中，他是最具爆发力，最骇人听闻，嗓门最大，最疾声厉色，最具破坏性，最该受诅咒的演说家。”
——H.L.门肯，《巴尔的摩太阳报》，1936年
这是一位七十一岁的老人，虽然有些许虚弱，但身体还算硬朗。他和妻子爱尔娜（Elna）（他们的基金会正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5]……“她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是阿肯色州尤里卡斯普林斯（Eureka Springs）一个宗教团体的经理人。这里过去是著名的温泉胜地，后来一度变得鬼气森森，直到史密斯先生干劲十足地登场，这里的状况才有所改变。现在，这儿类似于一个圣地，最近一次上演《基督受难》（The Passion Play）还用上了立体声设备。［“……如果这个神圣的场面是反犹的，那么《新约》就是反犹的。”通用汽车的一位高管宣称，这场表演比奥伯阿默高（oberammergau）[6]的表演更好。］这里还有展示宗教艺术的美术馆，以及欧扎克基督像（The Christ of the Ozarks）。
欧扎克基督像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塑像，高七十英尺，位于磁力山（Magnetic Mountain）的山顶。塑像洁白得令人惊奇，“……我们订购了一种特殊的砂浆”。四个州都可以看到它：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救世主伸展着双臂，好像是带着一视同仁的“奇妙之爱”（Wondrous Love）为他们祈祷。
傍晚时分，史密斯先生站在山脚，低垂着头，牛仔帽扣在胸口，旁边停着他的林肯牌大陆型汽车。围绕基督像的环廊处悠悠传出唱诗声。凯特·史密斯（Kate Smith）和田纳西·厄尼·福特（Tennessee Ernie Ford）的声音尤其嘹亮清晰。
“谁都不要说，杰拉尔德·史密斯是借着救世主的名义大捞外快。但是，如果我还年轻，我会到离开这片土地，去外面寻求其他选择……”
史密斯夫妇（“我们结婚四十七年了，我对她的爱和她刚刚嫁给我的时候一样深。”）是一对亲切和蔼的主人，提供了一顿乡村晚餐和一番感情真挚的交流。这些年来，虽然他是罗纳德·里根的崇拜者，但仍然一直受到大众媒体的“隔离审查”，为此他感到很受伤……
在宗教事务之外，他依然对世俗事务充满热情：“我们家三个女孩儿每天都很忙，因为我为多达二百家右翼刊物口述文章。”《十字架与旗帜》（The Cross and The Flag）是他自己的杂志，创办于1942年，目前正在发展壮大。它以厉声抨击“犹太权势集团”和桀骜不驯的黑人而著称。
我们坐在一座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豪宅里。墙上镶着彩色玻璃的窗子，屋里摆放着很多宗教手工艺品、肖像画、雕塑、蒂凡尼牌的电灯、枝形吊灯、波斯地毯……“这栋房子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人工切出来的。”这栋房子最初的拥有者是一名内战时期联盟国的军官，他的祈祷室已经被改成了浴室，史密斯说：“我不认为仅仅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星期天上午十一点——上帝才会显能。”除了各种关于救世主的油画，在面对入口的地方还有一幅油画，画的是老年的亨利·福特。
被卷进大萧条的时候，我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的一座教堂里担任牧师。教堂的领导层囊括了社区里的头面人物。不久大幕就落下了。礼拜天早晨，我就站在教堂的门边与那些哭泣的男人和女人见面——他们失去了一切。
与此同时，休伊·朗掌握了权力。他把路易斯安那州称作封建领主的最后据点。奴隶制度依然在施行。当一个黑人或一个贫穷的白人被捕，他会被法官、地方检察官或治安官分配给选区议员，后者往往拥有一个种植园或锯木厂。这是惯例。
大萧条来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夜之间身无分文。这个城市里，一万五千个家庭马上就要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建筑和放贷公司决定在房主贷款公司（HOLC）[7]预先垫付借款之前取消抵押赎回权。
我无法对这些人的眼泪视而不见，对这件事我进行了强烈的抵制。我呼吁这家公司延迟取消抵押赎回权，他们说这不关我的事。你瞧，我等来的是我们教堂的领袖，他们施加压力让我辞职。他们是这家强盗公司的秘密合伙人。
我给我的朋友休伊·朗通了电话：“我们教堂的伪君子们计划盗窃五千万。”大约三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是那家建筑和放贷公司的头头。他一边哭号，一边说：“史密斯博士[8]，我该怎么办？你都不知道休伊·朗对我说了什么话。他要毁了我。他说让我听你的，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说，“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穿过马路到法院，将取消抵押赎回权的申请撤销。”他们照办了。这件事加深了我和休伊·朗的深厚情谊，也让我丢掉了国王公路基督教堂的牧师工作。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担任正式的教职，我说：‘因为我想进天堂。’我坚持让人称呼我‘史密斯先生’。我不喜欢攻击我的人这样说，‘不许还击，我是一个牧师’。正是这些传教士引发了问题，比如煽动无政府主义之类。他们跑出去告诉这些人应该做什么。何不扯掉牧师服上的白领子，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这场论战？这样，当有人还击时，他们不是在侮辱一名神父或攻击一名牧师。”
我和休伊·朗彼此敬重。当他的权力达到巅峰时，他对我说：“即便上帝来当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他也找不到足够多的实诚人来担任各个县议会的主席。如果我发生什么事，杰拉尔德，你是这帮人当中唯一不该被送进联邦监狱的。这些家伙，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光着脚丫，如今，他们连管住自己的手不染指公共资金都做不到。”
休伊·朗推出了一项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在协助他。他是本世界唯一既知道如何像政治家一样去思考，又知道如何像煽动家一样去竞选的人。虽然对于保守派而言，他的“分享财富计划”听起来像是在蛊惑人心，但是它确实是合理的。垄断巨头进入了这个国家。他们买下了所有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特许租约——所有东西，从石油到树木，从硫磺到鱼类。休伊·朗称，在我们这里，陆上地下的所有财富都必须分给人民。他说：在没有征收渐进税的情况下，允许一个人积累的财富不能超过五百万美元。想想看，我们竟然吸引了见多识广的保守派。
我的策略是将休伊·朗打造为1936年的总统候选人，就像1968年的华莱士[9]。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会分走罗斯福的选票。而对于共和党提名资格将花落谁家，我们会拥有发言权。如果休伊·朗活着，我们绝不会提名兰登。
保守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该怎么支持一名政治家。他们只知道收买参议员和众议员。当真正的危机到来，没有人挺身而出，因为一个可以被收买的人绝对没有足够的智慧进行独立思考。这种人的反应太慢。
在梅隆时代，我记得我曾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我们愿意分散罗斯福的选票，但是不能保证我们会输。休伊·朗是如此受欢迎，他蹿升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他有可能赢。吉姆·法雷（Jim Farley）[10]说，如果休伊没有被杀，他会成为美国总统。
当时佐治亚州轻视路易斯安那州，不让我们加入橄榄球联合会。休伊威胁对可口可乐额外征收一分钱的税。可口可乐的拥有者坎农家族（the Cannons）赶到佐治亚。然后路易斯安那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联合会。
所有人都来找我们。世界上最狡猾、最诡诈的共产党领袖们从莫斯科和纽约来拜访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希望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拒绝了，他们就说我们是法西斯。而当我们拒绝极端保守派的时候，他们又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就是跟这样一些人打交道——他们认为人们应该为了一美元的日薪去工作，穿着工装裤上教堂。
我们希望国会通过法律并征税。这点却被银行家做到了。我们上调了利率，从4%提高到6%，从6%提高到8%，从8%提高到10%。一家保守的保险公司会把客户劝到金融公司去，那里的利率是12%。我小时候，他们用枪把一个男人店里的当铺标志打了下来，结果老板为此进了监狱。（笑）
“当你说到银行家时，他们认为你说的是犹太人。‘反犹主义’是个不得体的说法。如果有人反对具有侵略性的犹太人，他就被扣上了这个词。我的看法是，具有侵略性的犹太人不能全心全意地代表其所属的群体。如果我攻击瑞普·布朗（Rap Brown）[11]，你会谴责我反黑人（anti-Negro）吗？[12]我不认为犹太人应该控制巴勒斯坦，就像我不认为他们应该控制纽约一样。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被驱逐出去。他们的自由不应该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他们的公民权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但是他们同样也不应该控制所有事情……”
“如今我们有了这些自由政体，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已知的最大的暴政。食人族吞噬食人族，恐龙吞噬恐龙。那些大型企业集团，在哈里曼、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罗斯福家族[13]之类饱受贫穷之苦（笑）的政治家领导下，而今我们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多的超级利益垄断集团……”
休伊·朗死在我的怀里。我们一同穿过大厅，那个男人向休伊开了枪。在杀手向其他人开枪之前，人们杀死了他。他把我漏过了。
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公葬仪式。单单摆放花束就占了三英亩地。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还有一支长达八英里的队伍挤在密西西比河的另一边，他们没办法过河。
我坐在灵床边写下了悼词。葬礼过后，我把它印了下来。
它的内容是：“他无限的天赋总是引来一些人的妒忌，这些人不如他，却假装可以和他相媲美。不止一次，是的，很多次，他都是绿色女神（the Green Goddess）伤害的对象；形象点说，他就是史特拉第瓦里提琴，与含妒的大鼓和眼热的手鼓的竞争，奏响音符。他的演奏是未完成的交响乐。”[14]
据他回忆，休伊死后，他形单影只地与休伊留下来的政治班底——“一群槽里好斗的猪”——展开斗争。最让他愤怒的是，他们与新政拥护者达成了协议。休伊在世的时候就有几百万拨款被截留，新政支持者许诺把钱交给他们。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在1936年的全国党代会上支持罗斯福……“在这个九人班底中，我是唯一表示拒绝的人。会上我站起来发言……”
他们手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而其他人，他们没有申报收入税，盗用资金，于是受到国家税收部门的胁迫，不得不结成一伙。我杜撰了一个词，叫“对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二次购买”。
我向民众求助。那是路易斯安那州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夜晚。我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一点儿钱，向州里所有的广播电台购买时段。我宣布自己将在广场发表演讲，结果七十万人来到现场。我一直讲到午夜过后。我讲述了休伊·朗的鲜血如何在拍卖台上被出卖。因为那个晚上人民从我这儿听到的内容，那些无赖几个月之后才敢离开家或者开车穿越这个国家。
许多人认为，休伊·朗在《社会保障法案》得以通过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的政治家喜欢把事情浪漫化。社会保障取代的是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比如说，亨利·福特从不相信慈善。他认为，一份工作比抚恤金更加可靠。
但是，为什么你会喜欢像亨利·福特这样的人？
亨利·福特不是在圈占财富。他把一个螺母拧到一个螺栓上，把一个螺栓装进挡泥板，把一个挡泥板装进一辆汽车，把一辆汽车融入一个天才的方程式赛事（福特方程式，Ford Formula）。这是美国的财富。联合收割机被设计出来，毁了所有人的就业机会，但福特不是这台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不是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
我去了底特律，着手创建基督教民族主义十字军（Christian Nationalist Crusade）。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15]当时正平步青云。当产业工会联合会毁掉福特先生的工厂时，他竟然装傻充愣。
你来到底特律的时候，正好是产业工会联合会开始组建的时候？
噢，我支持组织劳工。我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名誉会员很多年了。但是，我认为劳工和资本都流向了同一个方向——都朝着垄断巨头流去了。
福特先生规定，向福特汽车公司销售货物的人必须给基督教民族主义十字军捐款。这时候，我对福特先生彻底地心悦诚服了。我们竭尽所能去唤醒所有的教师、牧师和公职人员。
后来，有一天，我和福特先生的私人秘书会面，他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说，他之前见了一名白宫的私人代表。对方告诉他，除非福特先生不再支持我，否则他们会以战时紧急情况的名义夺走工厂……
1942年，他在密歇根州竞选参议员。赢得共和党的提名至少需要两万张选票，他的得票数不够。“两党联合起来反对我”，只有亨利·福特除外。
1936年，这一年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形成了一个民众的大联盟。当时有三个比较大的群众团体，分别是休伊·朗的追随者、汤森医生的追随者和考福林神父的追随者。在这个联盟形成的过程中，我发挥了作用。
汤森是一个真诚、善良、无私的人。他们狠整汤森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真是一群恶狼。他们召集一帮有神经病的女人来指证他。他们雇人做伪证，控诉汤森涉嫌非法敛财。折磨这个老人，真是让他们得到了不少乐子。
我说：“医生，他们是想毁了您。您对他们太客气了。您应该对他们蔑视他们。”他有两三个门客，他们一下子脸色苍白。他们都是看管经费的人。（笑）我接着说：“如果是我，我会站出来，亮出我对他们的蔑视态度，然后走人；要是有人来带走我，我会奋起反抗。”他说：“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我就会这么做。”我说：“这个年轻人就在您身边。”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没有对那些人透露半个字，这会吓着他们的。
这位老人站出来了。对于国会的调查委员会，他做出了评判，并宣布自己将无视它。他违抗了法律。我拉着他的胳膊，我们一走了之。与此同时，我联系了亨利·门肯。我跟他说，我要拐走这位老人，我会把他带到巴尔的摩，“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
门肯非常高兴。我们不顾调查委员会的意志，把他藏了三天。对这位老人的同情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如果哪个国会议员提出要因为他的藐视行为而传唤他，那么这个议员无异于“政治自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正是这一点让步，使汤森运动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汤森在克利夫兰有一场会议，他让我在会上发言。你都想不到现场来了多少人。[16]它是一场平民运动。
这个项目的组织者说会议必须不偏不倚。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和党人、一个新政拥护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我被安排在十点半发言。罗斯福的朋友被安排在十一点半，共和党人被安排在十二点半。我一讲就讲了三个小时。（笑）每次大会主席催促我，群众都恨不得绞死他。
据门肯回忆：“第二次到克利夫兰（这是另外一次，在考福林召集的大会上），我在记者席上目睹了教士先生鱼雷般的爆炸威力。除了贪婪和圆滑，记者席上的老油条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表露过任何情感了。但是他只用了十分钟，就让他们全都号叫起来……”
我讲完的时候，所有人都饿了。其他人还没有发表演讲，会议就结束了。当然，那时候汤森医生喜欢我，尊重我。后来，我们产生了一些分歧。我觉得，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丧失了生气，他被人利用了。但是直到他去世，我都尊敬他。
与此同时，考福林神父发展了大量的追随者。他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集会规模和汤森那次一样大，地点在克利夫兰的棒球场
有一天，我去了罗亚尔奥克[17]。我和考福林正讨论一场巡回访问。突然之间，也没人敲门，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上司加拉格尔主教（Bishop Gallagher）。他的身边站着那位人尽皆知的主教——他身材高大，带着黑宽边帽，表情严肃，神色黯淡，面色苍白，好像正准备宣布州长已经丧失了仁慈之心。
加拉格尔拍拍考福林的肩膀说，“跟我来，查理”。他们出去了大概二十分钟。考福林回来的时候脸色像我的衬衫一样白。他说：“吉姆·法雷的手可真长。唉，这下我完了。我们教会一直想派一名大使，但是新教美国不会允许我们向去教皇派去大使的。梵蒂冈只好同意我们派驻一名友好代表。罗斯福先生已经正式通知了，除非我闭嘴，否则一切免谈。”他从此再没有公开讲话。
想想看，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每个礼拜天向两千万民众发表演讲，后来不得不一直保持沉默。多么让人无奈啊！
于是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休伊·朗死了。汤森医生死了。考福林被封了口。伍德将军[18]迷失在他的生意经里。林德伯格对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9]这样的人斗争……”但是这些无法阻止我。我可不是那种娘娘腔的男人。我被人围攻过，被扔过臭鸡蛋。有一次在下路易斯安那（lower Louisiana），我揪住一个捣蛋分子的领子，把他拉上讲台，整场演讲的过程中都把他拎在那儿。每一次我要阐述一个观点，我就摇晃他。（笑）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在佐治亚州的那次？那是一个保留了私刑传统的州。我正准备在附近的一个城镇演讲。我们在法院门前摆好音响设备。然后，暴徒来了，所有的小农场主都来了，那些富有的小农场主。这些人可是美国的脊梁啊。
他们抢走了我们广播车的电缆线，把它抛到一棵树的枝丫上。他们尖叫着：“绞死那个混蛋！”我跑进一家商场躲了起来。负责音响的人要么跑掉了，要么就藏起来了。暴徒们松开刹车，广播车最后翻倒在一条沟里。他们开始叫嚷：“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我跳上一块大水泥台，用最大的声音喊道：“我在这儿。谁动了我，谁就动了一位圣徒。谁敢上来试试？”（他的声音哽咽了，他很努力地压抑着啜泣。房间另一边，他的妻子在轻声地哭泣。谈话中断很长时间。）后来他们离开了。
几天后，大概凌晨三点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带着那帮暴徒闹事的头子。我是州立法机构的。史密斯先生，我现在确信你是个好人。如果我不能得到你的宽恕，我会睡不着觉的。”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后记：从位于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的机场到阿肯色州尤里卡斯普林斯大约有五十英里的距离。除了插播几条广告，汽车上的广播一直在播放赞美诗——歌手都是白人。一路所经之处，见不到一张黑人面孔。除了跟着父母一起来朝圣的小孩，这里的年轻人也异乎寻常的少。
【注释】
[1]1935年，休伊·朗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议会大楼被卡尔·奥斯汀·韦斯（Carl Austin Weiss）刺杀。
[2]亚瑟·J.奥特梅耶（Arthur J.Altmeyer）博士，多年来担任社会保障署主任。
[3]维斯布鲁克·培格勒（Westbrook Pegler，1894—1969），美国记者、作家。——译者注
[4]公共事业振兴署之前叫土木工程署（CWA，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
[5]他们的基金会叫爱尔娜·M.史密斯基金会（Elna M.Smith Foundation）
[6]奥伯阿默高是德国慕尼黑西南的村镇，以每十年举行一次上演耶稣受难剧著称。
[7]房主贷款公司全称为Home Owners'Loan Corporation，成立于1933年。大萧条期间，大量房主因无法支付分期付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为缓解危机，国会通过法案成立房主贷款公司，为受到取消住房抵押权威胁的房主提供债务融资。——译者注
[8]在美国南北分界线——梅森—狄克森线（the Mason-Dixon Line）以南地区，无论是否上过学，所有牧师都被称作博士。
[9]“1968年的华莱士”指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68年，他作为两党以外的第三方候选人参选总统。——译者注
[10]吉姆·法雷（1888—1976），美国政治家。
[11]瑞普·布朗，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译者注
[12]“‘nigger’在南方不是当脏话用。如今我们甚至不能说‘chiggers’，我们得说‘chigg-roes’。”（笑）“现在我们必须说‘black’，不是吗？”
[13]“他们让足球场满座的唯一办法是让休伊出席比赛。有一次，有一家报纸央求他出席比赛，他答应了，但条件是这家报纸必须取消维斯布鲁克·培格勒的专栏。培格勒最初对杰拉尔德·史密斯和休伊·朗持反对立场。后来，他将矛头转向了罗斯福。若干年前在图森（Tucson），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十五年前没有加入史密斯的队伍。”“我过去与埃莉诺度过了很多欢乐的时光。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宽厚的女人。她把她的牙齿留在了麋鹿小屋（the Elks'Lodge）。我过去常常聊起小孩。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相信，如果你和表亲结婚，生出的小孩会是傻子。关于这点，没有比罗斯福家族更生动形象的例证了。当埃莉诺从南太平洋回来，讲述医院里的小伙子们看起来是多么伤心，我说：‘如果我抬头看到这样一个甜妞，我也要旧病复发了。”（笑）
[14]拉塞尔·朗参议员说：“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政治演说。他将自己抬高到休伊·朗继任者的位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5]弗兰克·墨菲（1890—1949），美国政治家、法学家，1930年—1933年任底特律市长，后任司法部长和最高法院大法官。
[16]“那时候，我在玫瑰碗球场向十一万人发表了演说。想想看，那是什么劲头啊。”
[17]罗亚尔奥克，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译者注
[18]罗伯特·E.伍德（Robert Elkington Wood，1879—1969），美国实业家。
[19]沃尔特·温切尔（1897—1972），美国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以八卦评论著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