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莉·杰弗里斯女士（Mrs.Willye Jeffries）
一个瘦弱的妇人：银白色的头发越发衬托出她黑色的皮肤。她坐在厨房里。便携式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连珠炮似的声音，正在播报当天的新闻。
隔壁房间里，一个小男孩正蜷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睡得正香。这是邻居家的小孩。
我们当时有了工人联盟，就在第四十五区，我在那里做过秘书和会计。我们经常上救助站，有时候一天会被逮捕两三次。
有一次，我们为一个已经去世的老妇人而抗争。救济站不肯给一百块的安葬费，他们什么都不想给你。我们找了大约五十个人，去了救济站。如果他们不给这一百块，我们就不走。我们最后拿到了这笔钱。但我们花了两三天才找到那个人，就是救济站的头头。你看，那个时候警察要逮捕我们。不过当他们知道我们这么干的原因之后，就放手不管了。
真有警察这么觉得，然后还放任你们不管？
对，他们管那个人叫“双枪彼得”。
（大吃一惊）“双枪彼得”华盛顿[1]？
没错，他就是其中之一。那天，他们开了好几辆警察巡逻车到救济站，很大的车。我们把那个东西给掀翻了。我们把它掀翻了，但没有人被抓进去。这个组织里还有许多波兰女人。她们有辣椒粉，就把这个东西撒到警察的眼睛里去，没人知道是谁干的，因为他们都看不见嘛。辣椒粉，那种红辣椒磨成的粉。很多时候，男人被警察们打倒在地，又站起来继续战斗。女人们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次，一个好好先生死了。我们到了总部那边，当时工人们都在一楼干活儿。我们当中有一个白人老妇人，有两三百磅重，我们叫她库尔茨妈妈。她帮我们望风。我们来回走着，把那个地方围了起来，因为他们不想安葬那位老人。我们把“遗体”带到那里——不是那个人，只是看起来像尸体的东西，就放在那里，工人工作的地方。他们都上楼去了。我们把他们赶了上去，然后围着这个地方巡逻。我们是不会离开的。我们还唱歌，表明我们一点儿也不慌张。到了午饭时间，这些工人凑了五块钱，送到楼下，让我们去吃点儿东西。
警察开着巡逻车来了。库尔茨妈妈早就发现他们了。她拄着拐杖，在那儿走来走去，用拐杖敲击地面告诉我们他们还有多远，明白吗？她说这样即便警察来了，我们也不会慌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只是站在门边，叉着腿站在门边，看着我们。然后就回到警车里，干他们自己的事去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那个老人安葬了。我们在一楼待了两个多星期。我们有毯子，还弄进来一架钢琴，过得很开心。我们有很多吃的，不负责巡逻的人会确保我们每天都有吃的。
老式的静坐抗议……
没错，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的抗争。我很喜欢这么干，很喜欢。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个无能为力的女人。
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女儿还不到两岁。他死的那天是9月3日，在食品加工厂上班的时候死的……女儿到11月8日才满两岁。我带着她，觉得每个人都在欺负我，因为我老公死了。我可不是好惹的，不好惹。
我搬进一栋老楼，现在已经拆了。洗澡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楼上会有水渗下来。我早就听说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我搬进来就是为了跟房东斗一斗。我打了一场漂亮仗。
我开始把楼里的住户组织起来。每次我弄出一张传单，他们就把它带到楼下，堆在房东的办公桌上。他住在比佛利山庄[2]。第二天早上他过来的时候，桌上就堆满了传单。他看着我说：“杰弗里斯女士……”他提出给我五百块，让我不要再组织楼里的住户了。我说：“你看啊，我组织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出卖我的人。你的钱是没用的。”
威尔金斯[3]（Wilkins）就花钱找了一帮警官，他们都是从四十八街[4]过来的侦探和便衣。他手里有一份楼里寡妇住户的名单，这些人都是领救济金的。他把这份名单给了警察，他们在晚上十一点半或十二点的时候就来敲门，看屋里有没有男人。看见没？只要他们看到男人，这些寡妇就不能再领救济金了。[5]
一天晚上，警察马龙敲了我家的门。我问：“谁呀？”当时我和爱德华·加里（Edward Gary）正在玩扑克牌。我们还喝了一点儿酒。桌上还有一品脱酒，但没有打开。他又敲了几下，说道：“警察，开门。”我拿起了扫把杆，说道：“进来吧，你他妈有钥匙的。”就在他踢门进来的同时，我一把把门拽开。他就栽了进来。我打了他几下。我对女儿说，她那时已经九岁了：“简，快起床，到楼下隔壁街区去。”工人联盟的主席就住在隔壁街区。她去了，找到托尼，可他没办法尽快赶来这里。
我正和马龙打着呢，托尼来了，说：“好，再给他几下，姐们儿。”他站起来，拿着手表，计时四十五秒钟。他说：“再给他几下，姐们儿。”我家里有一把小刀，我有时用它来切玉米，它就在桌子上。那个警察受不了我一直打他，就从扫把杆底下钻过去，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拧。我被桌子给绊倒了，小刀也给震了下来。我女儿看到了，从床上跳下来，冲过去把小刀捡了起来。就在那个时候，他用枪顶住了我女儿身子的一侧。
最后，他叫来了巡警。他说：“这里有个女人动手了，我治不了她。”我的块头很大，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瘦。巡警开着囚车就过来了，他们说：“加里，你最好离开这儿。我们不想为难你。”他对他们讲：“如果我现在撇下这个女人走了，未免也太不绅士了。她丈夫还在世的时候，我就经常来看他们。现在让我这么做，我也太不是人了吧。”他又说：“如果这个女人得了九十九分，那我肯定能拿一百啊。”好吧，我们俩都给带走了。
等着受审期间，我们鼓捣出一份传单。工人联盟里所有来自南区的人那天都出现在法庭上。他们一整天都在那里胡闹，法院很花了点儿时间才传唤我们出庭。
与此同时，马龙看到一切都对他不利，因为他私闯民宅。他没道理进我家的门。他把加里叫到大厅里。加里回来后告诉我马龙到底想怎样，他想让加里和我交一块钱的罚款，并且承认有罪。我说：“我的态度是，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个自由人，我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个自由人，我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的。”
轮到我们的案子开庭时，威尔金斯找了五十个人来跟我们作对，他们坐在法庭的后面。我们走上前去，结果法官说：“本案不予受理。”威尔金斯和他的老婆正在赶来的路上，而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往家走了。
威尔金斯说：“杰弗里斯女士，让我送你回南区吧？”我说：“不用了，谢谢。那边就有电车。我坐电车过来的，这会儿也坐它回去。”
那个时候，我帮租户处理事情。你知道的，我不介意陪他们上法院。他们还以为我是个律师。（笑）
我有个棕色的大公事包。后来我一天要去法院两三次，他们一看见我就开始大叫：“那个老娘们律师。”我找了好多报纸，把它们撕碎了塞到公事包里。（笑）它们就是我的法律书。一直有人在笑话我。“看啊，那个老娘们律师来了。”我上前，开庭……我把念珠放在桌子上，法官也放了念珠。我还有一个小袋子，上面粘了个十字架。那个法官还以为我跟他一样是个天主教徒。（笑）我一场官司都没输过。
那天，我从华盛顿回来[6]，正在下雨。我早上八点左右回到家，屋里的墙都湿了。没有水管把这些水排出去。我住的公寓有两间房。我让人去叫房东。然后，威尔金斯就来了。我说：“看到啦？你觉得我今晚能在这儿睡觉吗？赶紧把水管装上。”他说：“你过来。”他把放在院子里的水管指给我看。我说：“这些水管在院子里已经放了三个多星期了。放在那儿顶屁用？”我又说，“如果你不把水管装好，我就不交房租了。”第二天，他就把水管装好了。
我又问他要瓷漆。他答应了，派了一个侄子来给我刷。不过，他让那个小伙子刷的是冷水漆。我让他回去了，告诉他：“你不能往我的墙上刷这个东西。”最后，他终于带着真正的瓷漆来了，把我的两间房子刷得漂亮极了。
那天晚上，楼里所有的住户都想来看看我的房子，它实在太漂亮了。我说：“我要这一层楼的住户都结成统一战线。”我让二楼的所有住户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一层楼里没人付房租，因为所有人都想把房子修整得跟我的一样，但是房东不肯。那好吧，我把所有人的房租都收到我的手上。不过我不会给他。我说：“除非房东把你们的房子装修得跟我的一样，不然你们就不付房租。”他们当中的有人想要一张床，有人想要油毡，还有人想要椅子和桌子。
住在我对面的格里芬太太是第二个修房子的。我说：“你屋里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她说：“不用了。”我说：“那你下楼交房租吧。”桑德勒太太是住我隔壁的小个子女人，有好些孩子，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我说：“你想要些什么？”她说：“我想要个床垫铺在孩子们的床上，我还需要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他楼下的仓库里就有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你不拼命要，他是不会给的。我说：“下楼去要吧。你没拿到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不会把房租给你。”她下楼去了，拿到了想要的东西。梅杰[7]把这些东西扛上来。这些人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就按要求布置，之后房东才拿到房租。
那之后，房东就准备赶我出去。我让他把我赶走了。我让法警进门把我赶了出去。
他们把你的家具放到人行道上了？
嗯，对。我让他们进来这么做的。不过，我们有个委员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在外面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搞得整个社区都沸沸扬扬的：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住在之前那栋楼里。每天早上要是在外面守累了，我就上去睡一觉。我的小女儿天天都在上面睡觉。最后，房东跑来找我。他说：“杰弗里斯女士，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当然没必要，可是你把我赶走了。现在我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你不能再赶我啦。这不是你的地盘，这是市政府的地盘。这个街区可不归你所有。”
下雨了，不过男人们支起了防水油布，没有东西受损。我们在那儿做饭，吃的东西比之前住在屋里时还多。
有很多人被赶了出来。房东打电话叫来法警，把他们赶出去。法警一走，我们就把他们弄回原来的地方去。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希尔顿大哥”打个电话，他现在有九十多岁了吧。看，就在这么一个地方，有一户人家被赶出来在外面待着。每一个经过这个社区的人，只要是工人联盟的成员，就有一个他可以打电话求助的人。那个人过来的时候，还会带上大约五十个人。
房东会切断煤气，再把煤气管拿走。如果没有向上接到天花板上，他们就会拿走，把电也断掉。我们组织里有人是电工。所以，我们会悄悄地在人群里转悠，一些漂亮的家具就堆在街面上。有时候还会下雪。我们找到家具的主人：“如果我们把家具放回去，你愿意待在那儿吗？”“愿意。”“那好，咱们走。”把这些东西搬上去。这些人先把灯泡接上，然后去五金店买回煤气管，把炉子接通煤气。我们把家具放回原来的地方，就像没被赶出去过一样。
她在那片地方的几栋大楼里搬进搬出，不断地惹事上身再摆平。她清楚地记得之前住过的所有地方。1936年大选期间，她是民主党选区负责人的助理。在她住的那栋楼里，她让所有人都投了罗斯福的票，而房东是共和党人。“因为我让他楼里的住户都支持民主党，所以他打算把我赶出去。我跟他讲‘你应该跟我们上同一条船’。”在罗斯福的其他几次竞选中，“罗斯福每一次当选，我都让房东的立场发生了一点儿变化”。
谁手里都没有钱。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让大家每个月交一毛钱的会费。之后，我们会举行派对筹钱，让组织得以维持下去。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多数人手里都有了一点儿钱，然后他们就不听你的了。他们不再需要你了。三十年代，日子真的很苦，谁都没工作，我们把自己有的都分给别人。因为领救济，我可以拿到一张小小的支票，支付我的房租。他们还会把多余的食物给你，还记得吗？你得到救济站去，领一点儿肉、豆子，还有面包什么的。我们的这点儿东西都跟朋友们分享。
现在，他们看你一无所有也不会管你。他们宁愿把那些东西倒进垃圾箱。他们觉得自己比你强。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说：“我死也不会给他们。”
我们曾经组织警戒线，为黑人争取在电车和高架列车上工作的权利。结果也是一样。当时的斗争很艰难，但我们最终让他们得到了工作机会。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该对待我们。你现在上车的时候，他们的态度特别糟糕。他们不晓得自己的工作是怎么来的。有时候，我忍不住说：“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怎么来的。你们现在在这儿工作，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会表示赞同，
然后说起当年的事情。我说：没错，那是一场斗争。
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大多数都不在了。我还在，我和“鼓手尤克姆”。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我只认识这么两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