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莎·庞塞尔（Elsa Ponselle）
她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该校是芝加哥规模最大的小学之一。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上了大学。哥哥姐姐们都希望我去，他们当年都没有机会。对我们家来说，有一个女儿去上大学就是一个进步。
我从1930年12月开始教书，工资只发到1931年6月。我们回来之后，这座城市已经破产了。我们当然还是继续教书。我没有挨饿，也还有地方住。我的父亲给了我足够的钱，让我可以生存下去。但对于那些已经成家有孩子要养的男人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开始用欠条来发工资，利息是6%。听着是不错的投资嘛，但对于把它们当工资领的教师来说可不是这样。他们不得不拿着这些欠条去换所有换得到的东西。市政府承诺有了钱就会给我们钱。我们觉得这笔钱永远都拿不到了，商人们肯定更清楚。
每当我想起市区里的一些商店，就心怀感激。他们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欠条。还记得中心商店和利顿小店吗？店主都是很好的人。我们这些怀旧的人现在还会去光顾。也有一些商店，你想起来的时候真是高兴不起来。他们也收欠条，但要打折，只能兑现60%到75%，很多老师的欠条居然只能打对折。时间一天天过去，它们把兑现比例提高到90%。我有朋友买了一架三角钢琴，因为店家居然不折扣她的欠条。（笑）我要说——请原谅我的措辞——欠条真是见鬼的东西。
后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入主白宫。有人去了趟华盛顿，拿到一笔联邦贷款。如果没有压力，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教育董事会的主席说，不管我们拿到什么都应该高兴。我们问他，光凭我们赚的那些钱他的妻子能否过下去。一批人聚集在一起，又把我们组织起来。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工会服务。有人说：“为什么不成立一个教师工会？”是啊，为什么不呢？
当然会有反对意见：我们不是生意人，也不是劳工阶层，我们是专业人士。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就算饿死也要平静而优雅。我们对优雅和专业可没什么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改善我们的处境。
我们当然没有静坐示威，这么做会影响孩子。我们决定了一件事情：我们不会让孩子们受到影响。不管能不能拿到工资，我们都继续教书。不能让孩子受影响。
我们在拉塞尔街上游行。我们在迪邦街上游行。我们在密歇根大道上游行。我们到处游行。人们都惊呆了：教师应该是温顺而文雅的，我们理应维护现状，结果却加入了革命。（笑）我们站在下层民众这一边。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很惊讶，因为有那么多老师参加了运动，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他们游行示威。这让当局吃了一惊。他们派人去了华盛顿，为我们拿到了一笔钱。
大萧条也影响了家里人。我的哥哥跟父亲一样，是个裁缝，每三个月才能接到一天的活。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要养。我们可以向他伸出援手。一天，嫂子来看我，她说：“你想不想听好笑的事情？约翰尼回家说，他要带些罐头到学校去送给穷学生。天，他还能上哪儿找到比我们家更穷的孩子？”我们不让孩子们感觉到自己很穷。
现在的孩子拿到五十块，就开心地去把钱花了。当然，他们这么做没什么不对。一次，有人跟我讲：“这些孩子需要的是经历一次大萧条。”我们两个人回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都冲他大叫：“永远不要！过一千年也不要！”我不在乎他们花钱的时候有多开心。没人应该经历大萧条。年轻人不应该。
你注意到在我这一代人里有多少人没结婚吗？对现在的年轻老师来说，结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们身边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年轻的时候，身边也有年轻的小伙子，但他们要赡养自己的母亲。
我们也有过机会。大萧条的时候，我正和一个人交往。我们本来有可能结婚的。他是个商业艺术家，事业发展得不错。我记得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们刚裁了不少人。”他从没想过下一个可能就是他。他比其他同事年纪大，特别自信。他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突然就被解雇了，这对他来说就是晴天霹雳。之后他就消失了。
在我们学校有很多墨西哥孩子。在我强烈反对那些大企业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可怜的小孩子。这些墨西哥人被弄到这里，在铁路上干活儿。工作没了，那就只好：“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6]他们就那样没了工作。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运。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一段时间，下雨或下雪的时候，中产家庭的孩子穿得特别暖和，或者干脆就留在家里。我们的孩子不管有没有衣服穿，每天都到学校。因为这里暖和，教室里暖和。
墨西哥人和黑人的孩子更习惯于贫穷和饥饿。意大利裔和希腊裔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措手不及。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只要你想工作，就能找到工作。就在前不久，我侄子在提到黑人的时候对我说：“啊，如果他们想工作，就能找到工作。”我说：“如果你再这么说，我可不管你都快四十岁了，我还是要给你一耳光。你父亲在大萧条的时候找不到工作，他可是想工作的。”当然，他已经忘了这事。可是，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愤怒又回来了。
我现在这些学生的父母都在工作，可其中一些非常非常穷。大萧条期间，如果你穷，你四处瞧瞧，不会看见……现在这个社会则是，除了我，其他人都不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的父母又有什么错？我也会得到一些东西。我不怪他们。别人在看电视，其他人什么都有。为什么我没有呢？
大萧条的时候，问题不仅仅是“我没有”，也有“你没有”。当时，富人们有自保的本能。你还记得吧，他们不会炫耀自己的富有。他们不会为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举办盛大的派对，因为这不是当时该做的事情。他们怕得要死，怕会有革命。他们真的害怕，对不对？哦哦哦，他们怕成那个样子！还有比一百万美元更让人恐慌的吗？
对我来说，大萧条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我想以后还会一直这样。人们永远活在恐惧当中，害怕丢了工作。你知道的，恐惧。不过，我们也算有过好时光。那时我们还年轻。
记得吗？废除禁酒令就是一件好事。我们之前喝的酒实在太难喝啦。谁会觉得喝酒是享受呢？我说的是私酒。我现在还是不喝杜松子酒，因为每次举起一杯必富达[7]（Beefeater）马提尼，我只会想起在禁酒令期间喝过的那种白白的东西。
说起大萧条，怎么能不提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我还记得他来到芝加哥体育馆，我们都从学校跑到那儿去。他的儿子把他抱进去的。直到我们看见他的那些支架，我们才意识到他是真的残废了。他站起来，那个地方简直沸腾了。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的幽默感，我们都崇拜得不行。他就好像没把自己当回事的样子。
还有埃莉诺。埃莉诺，我想她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星。我想起了人们是如何谈论她、她的容貌、她的声音。我有一段时间是她狂热的“粉丝”。我怎么没得高血压呢？我也不知道。
不久前，一个学生家长对我说：“你知道吗，你说话的时候有几分像埃莉诺·罗斯福。”我说：“你是说我们的声音像？”她说：“不，不。你的声音和她一点儿都不像。”我说：“那你的意思是？”她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是说起话来像埃莉诺·罗斯福。”很了不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