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
她是住房援助署（Housing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的社会服务主管。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她一直是芝加哥市房屋管理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的负责人。
1933年，我刚被联合慈善会聘为社会工作者。那个时候，社会工作开始跟精神病治疗沾边。我觉得这非常讨厌。我的救济对象让我觉察到我们的一些工作方法有多愚蠢。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并不重要——我说的是精神病治疗——重要的是坐下来听救助对象讲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贫穷，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搞清这一点。
我看到一个家庭受到的影响。九个孩子和父母住在三居室里。我给他们找了一套不错的大公寓，阳光充足，卧室也够多，让大家晚上能够体面地睡觉。他们第一次有了餐桌，第一次有了足够多的椅子。我看到了这套公寓带来的魔法，这家人越过越好。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房子的重要性。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只是我的观点。
这个家里有一个酗酒的父亲，他的妻子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小个子德国女人，牙都没了。我一直记得这个。孩子们什么病都得过。那个十二岁的男孩逃学，因为他不得不穿姐姐的鞋子。不过他非常自豪，因为他是家里唯一有牙刷的人。
我也记得那个女孩，一开始我觉得她很迟钝。搬到新房子以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的妈妈向我坦白——原来她用买食物的钱带这个小姑娘去烫了个头发。她怕得要死，以为我会责怪她。可是，就是这一系列的事情让这个姑娘走出了以前不好的状态。她找到了工作。
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公寓时，每次父亲醉醺醺地回来都会打妻子。这个姑娘就在那儿，站在旁边。这显然对她有影响。到了新地方，父亲想要打老婆的时候，男孩们就把他拖到后面的卧室，把门锁起来，这个姑娘就再没见过那种残忍的画面。所有这些改变仅仅只是因为房子更宽敞了。不过，其中也有那个母亲的功劳，她简直就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社会工作者”。
她让房子充分发挥了它的魔力。当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开始约会时，她布置出一个前厅。她摆上一盆植物，还放了一张沙发。我之前一直让那个房间空着，现在她都填满了。这个妈妈还让女儿买了一个粉色的电灯泡，这样约会的时候，房间看起来会很温馨。这就是我说的社会工作。（笑）
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也让我看到“新政”的一个失误：人们需要的只是一所干净卫生的房子。之后，他们自有办法。
1937年，《美国住房法案》（United States Housing Act）通过。它的设想不错，和那些枯燥乏味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在全国各地建了好些非常漂亮的项目。联邦政府的标准很高，但谁都没想过：关于游乐场、房屋设计或管理措施，这些人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们让更多的穷人住进去，这些措施越发地制度化了。很多情况下，我们想在穷人当中挑出那些好一点儿的人家，回避那些不那么好的人家。但我们完全不了解……
当时，我们的立法还没有采用现在通行的一些理念：有些时候，这些人有很不错的主意，比我们的要好。我们才刚刚意识到居住者有权自己做决定。
四十年代早期，我们把1937年住房法案的经费花完了，那个时候就比较节俭了。新的政策似乎是：因为公共住房是给穷人住的，所以它应该看起来像穷人住的房子。如果它看起来很漂亮，就会惹人不满。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住房项目就毫无美感，建得跟兵营似的。
它带来了多重影响。单单因房子而受益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发现，对那些真正受挫的人而言，仅仅有住房是不够的。所以说，新政时代的政策放到现在还是不够好。因为我们充其量就是乐善好施的“慷慨女士”[1]（Lady Bountiful）。年轻人，这个在现在行不通了。
以前在1937年、1938年的时候，“项目人”这个词说起来是很让人自豪的，无比自豪。挑战在于，避免让居住者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而变得势利，要搞清楚一点，街对面的孩子也能过来用他们的游乐场。
我还记得有个年轻女人，她搬进了简·亚当斯项目[2]的公共住房。我们开始建那个项目的时候她刚结婚。从看见房子盖起来的那天起，她就想搬进去。她怀孕了，买了新的家具放在她当时住在的谷仓里。当她带着刚出生的宝宝和新家具搬进去的时候，她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骄傲的女人。
我也还记得帕切利夫人。她说：“我住在贫民窟的时候从不跟邻居讲话。但到了这里，我们都是被选上的。”言语中透露出一些贵族的意味，这是很可笑的。现在则完全相反了。
本地还开展了许多没有系统化、组织化的工作，但是都很不错。在两个婴儿死于百日咳之后，项目里的几个妇女自愿去做预防工作。她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让所有六岁以下的孩子都接种了百日咳疫苗。他们想出了好多有创意的做法。
这些都是她们独立完成的。我们的居民都很棒，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的独立性，以及市民发挥的作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我们就大清理，让那些高收入家庭搬出去。就亚当斯项目而言，入住家庭的平均收入是一千零二十七块。如果他们的收入超过一千二百五十块，就得离开。这确实有点儿残忍和卑鄙了。在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讲：我从项目里搬走，住进了非常差的房子。
那时候，在选址问题上还没有纷争，当时还是蜜月期。蜜月期维持了十年。我们工作上的唯一限制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不知道如何树立这样的意识——这些人可以为自己独立思考。
总的来说，住进来的都是夫妻带孩子的家庭，大部分都渴望过上中产生活，但被大萧条所累。接受公共事业振兴署援助的家庭占很大比例，这些人流动性很强。他们找到一处房子，就因为那是一处好房子。
在我们的项目里，黑人少得可怜。早期的项目都建在白人区的空地上。这是伊克斯提出的政策——不要改变一个社区的样子。种族关系顾问都是好人，我们也没有深究。
我们在一个隔离开的单元里安置了二十四个黑人。之后，白人家庭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入住的黑人倒是没有。我们很快就拆除了隔离，黑人住户的数量稳步上升。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期实施了老兵项目，我们才真正采用种族融合政策。[3]
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些最穷的人家，因为城市改造不得不搬迁，于是住了进来。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安置一户人家，就会把他们送到住房项目这儿来。所以，当时有大批吃救济以及破产的家庭住进来。“项目人”的感觉变了，这不再关乎他们的权利。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女人，她用那种厌烦的声音说：“我搞到了一个项目的名额，如果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搬进去。”在那一刻，我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家庭已经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感受了。
它不再是一个进步。在这个地方，你要接受调查。过去，你的私人习惯从来不会被审查。那些调查人员认为他们被领救济的家庭骗了，就开始数人家的牙刷，检查出生证明，并盘查他们睡觉的情况。公共住房的制度变得僵化起来。
如果你是个女人，同时又是一家之主，而孩子们没有爸爸，那么你的处境就困难了。多少人家因为“家有男人”[4]的规定而离散，这是极不人道的。我们给人造成的伤害简直难以计算。现在，我们不建设房屋，我们建设制度。
“新政”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一次大的飞跃，政府承担了提供补助住房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房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人。如果忽略了人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将造就吃救济的一代人。这是我们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