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萨顿（Tom Sutton）
他是律师，办公室位于芝加哥西部的一处郊区。他的妻子是位医生，办公室也在这边。
他是“新月行动组织”的领导。这是一个白人业主的组织。
“有钱人都有地方可住。我们的人却身处夹缝之中。他们是中下阶层，被遗忘的那些人。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以前都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最棒的主意都来自这些熟练工人。他们了解大众的想法，他们觉得被自己的牧师和学校抛弃了。他们不断地受伤，受伤，受伤……除了自己，他们没有人可以倾诉。他们不恨黑人。他们可能更喜欢白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恨黑人。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恨黑人……”
一个人工作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工作。我们工作的唯一原因是如果不工作就没饭吃。想想社会上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说：我不想。好吧，如果你愿意挨饿，就挨饿吧。他会工作的，相信我，他会去工作。
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对他们的财产会感到更加自豪，财产的数目会让他们更加自豪。他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如果在大萧条的时候像他现在这么多钱，那可是太走运了。现在，他们更加看重金钱。
钱对人来说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在大萧条期间长大的孩子。你可以看到他们走进这里的办公室，他们想弄清楚：我是个有钱的律师还是穷律师？如果我穷，他们就没什么信心。如果能跟富人握上手，他们会特别开心。
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有多少钱。如果我破产了，我永远都不会让别人知道。如果我是个百万富翁，我也不会承认。大萧条让我们变得藏而不露。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大萧条期间，没人愿意承认自己破产了。和我一起经历过大萧条的朋友，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因为他们不会谈起这个。不管他们是有钱还是破了产。
大萧条的时候，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了麻烦，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苦。这是我自己的事。如果我没有钱，那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问题。如果我有钱，也跟你无关。我不知道我们家算不算特别隐秘……
上次的大萧条源于缺乏监管，即将到来的大萧条则源于监管过度。如果我们想要摆脱大萧条，就必须回归到之前自由市场的体系。不过能不能管用，我就不知道了。
人们把大萧条的错怪到胡佛头上。他无力控制。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大萧条，他们又会怪罪政府。你怪罪政府的时候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经济失调会导致混乱，混乱就需要一个强势的人来整治，而强势的人大多会采取镇压措施。大萧条越严重，混乱就越厉害。
我不觉得我们在本质上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中产阶级往往是冷漠的，冷漠的中产阶级会赋予一个体制稳定性。他们从不会反应激烈。也许会发生暴乱，也许会出现枪杀。我们也可能揭竿而起，就像艾奥瓦农民那样。但我们不会革命。
我还记得站在父亲位于瑞普尔大厦[5]的办公室里，看着示威的人群走向市政厅。当时我七八岁。我还记得父亲对红旗和革命的评论。他说：“这些穷鬼只是想找碗饭吃。”他们不会伤害任何人，他们游行的理由就是为了吃的。我想：他们为什么要找吃的？这里有那么多商店。
家里总能听到有关金融危机的对话。我还记得考福林神父在广播里讲议会里的金融家。我住在一个新教徒社区。比起天主教徒，似乎收听考福林神父讲话的新教徒更多。我父亲也听，他和其他人一样：只要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就会紧抓不放。
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民主党人，同时也是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总统竞选期间，我最爱的消遣之一就是坐在客厅对面，看他在罗斯福讲话的时候一句句跟着重复。你知道的，数落对方的过错。因为他的大多数姻亲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尤其喜欢这么干。
我和他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要写学期报告，题目是《论计划经济的必要性》。我现在偶尔还拿出来读一读，就为了看看人年轻的时候有多蠢。怎么可能会有人拿它当真呢？
所得税制度改变了我。我是赚了一些钱。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收入情况在政府登记备案，我就怒火中烧。实际情况是我得坐下来向某个人汇报自己赚了多少钱，我得记账。我很烦记账。
我是那种乐天的爱尔兰人。只要有足够的钱交下个月的房租，我就很开心。我不喜欢坐下来想：我是赚了很多钱还是亏了一大笔？我给秘书付了多少工资？我坐出租车花了多少钱？我和国税局有冲突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我们都得记账：一毛钱当小费给了出租车司机，两毛五吃了一顿饭，诸如此类。我们都变成了簿记员。这一切和“新政”以及当时的所有机构都脱不了干系。
大萧条当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共产主义分子开始处于自由主义运动的阵地前沿。他们通过罢工、静坐罢工和当时的许多问题来利用劳工。自由经济本来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回想过去，很多人受到了伤害，但当时的那些计划使得现在有更多的人受伤。为了缓解一个暂时性的问题，他们制造出一个庞然怪物。
我在法学院认识的许多人都是大萧条期间长大的孩子，他们经常说起自己不得不退学去帮家里的忙。有一个人的爸爸以前是医生，却不得不干起看门人的活儿。他们什么活儿都愿意干，就是不想拿国家的钱。就是那么一种想法——你不能拿别人的钱。这是自尊的问题。我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
附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算是有些势利。尽管钱只是一个象征，但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进入这个社会的上流阶层，不必是最上层。他们要知道工作勤奋一点儿，再努力一点儿，就会走得更远一点儿。我们为孩子做了很多。世界上还有一些干苦力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这种事情想想就好，那是别人家的儿女要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