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姆·谢尔曼（Hiram Sherman）
六十岁，久负盛名的百老汇演员。无论是“闲暇时”还是参与戏剧演出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演员权益委员会上。
我听说在二十年代只靠很少很少的东西就能活下去。田纳西·威廉姆斯[1]（Tennessee Williams）的作品告诉我们，你可以靠陌生人的善意活下去。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我正在去纽约的路上。这算不上我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我压根儿没股票，所以也没在股市损失什么钱。
纽约没有工作可干。我在夏季轮演剧场和旅游公司工作。1931年，我在罗得岛的纽波特演出了一段时间。那里就好像大萧条根本不存在似的。维京酒店和赌场剧院依旧正常运营。范德比尔特夫人（Mrs.Vanderbilt）和摩西·泰勒夫人（Mrs.Moses Taylor）坐在摆满鲜花的赌场中间，她们是坐着自己的高级轿车来的。我没看见戴着巴拿马草帽，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鞋子的男人。禁酒期间，纽波特的所有顶级酒店里都有人在偷偷地用瓷杯喝酒。你可以坐在那儿小心地摆弄一个装满违禁品——杜松子酒或威士忌的茶杯，但一切看起来都很优雅。用茶杯喝，陶瓷茶杯。
当时，纽约的生活已经糟糕到极点了。车子就扔在大街上，那里可没有停车场的标志。（笑）如果你有一辆旧车——你认识的朋友总会有辆旧车，它在那里停上几个月，也不会有人管，最后因为太老旧而散架。[2]
银行里的存款是没法指望的，你倒是可以指望一排空的牛奶瓶子。因为它们就等于现金，退回去可以换五分钱，这笔钱能让你坐上地铁。如果你对自己还有信心，就看看自己还有几个牛奶瓶，它们是靠得住的。两个瓶子：一个可以让你坐地铁去上城区，另一个让你再坐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份工作，就是在复活节那天早上站在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门口，两只手里各拿一个遥控计数器。时尚界的一位女士让我调查一下漆皮钱包和白色帽子的接受程度。每看到一顶白色帽子，就按下右手里的计数器；每看到一只漆皮钱包，就按下左手里的计数器。然后，我就回家看看计数器上的数字。结果，那个春天推出的是白色帽子，漆皮钱包被淘汰了。
我还记得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赚点儿零花钱。当时有观光巴士，去看看唐人街、包厘街还有纽约市貌。游客会在时代广场那儿排队。如果你看到一辆观光巴士，上面一定坐着几个人，而且他们会说：马上就开车，有导游，马上去唐人街和包厘街。坐在车里的人通常都是托儿。他们就负责坐在这里，表现出急切的样子，干这个可以拿到两毛五或五毛钱。我就在时代广场的观光巴士车上当托儿。（笑）游人上车后，你就下去：“等等，不好意思。”接着跑到下一辆车上。这是一个坐着就能挣钱的工作。
到了夏天，演员总是能找到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解释不清楚。不过，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谷仓被改成了夏日剧场。大萧条开始之后，就是这样了。
1936年，我加入了联邦剧场[3]，被派去参加891项目。导演和制作人是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和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我们接手的剧场是玛克辛·艾略特戏院（Maxine Elliott）。大萧条期间，很多剧场都没有演出，老板都乐意把它们租给政府。
联邦剧场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那就是不受商业标准的约束。它可以上演诗剧[4]，可以算实验剧场吧。“活报剧”推出了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节目。[5]不过，这个戏院还是有些官僚气，什么事情都要向上面汇报，无数的账单要审批。我们给全国各地带去了很多快乐，然而在外人看来，这也许纯属浪费时间。从很多方面来讲，剧场都很超前，它预见了现在的许多问题。我所在的演出小队是没有种族歧视的。我们上演了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Doctor Faustus）。恶魔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由黑人杰克·卡特（Jack Carter）扮演，奥森·威尔斯扮演浮士德。
我们排的下一出戏是《大厦将倾》（Cradle Will Rock），词曲作者是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我们一天排练八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工作，有时还会加班，因为我们爱这出戏。
《大厦将倾》那时候算是一出革命剧目。它攻击的对象是大企业及其牵涉的腐败问题。从这出戏里，能看到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recht）的影子。我们精心地排练。
首演那天晚上，观众聚集在街道上。我们发现玛克辛·艾略特戏院大门紧闭。他们不肯放观众进去，因为华盛顿传来命令说这是一出革命剧目。有人传下话来，我们不能演出。
如果你的剧团处于这种状态，所有成员都情绪高涨，而且还有个精通宣传的大师奥森·威尔斯，这就成了他大做文章的材料。（笑）
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五月底还是四月来着。一个温柔而迷人的夜晚。观众进不去戏院，又不肯离开，因为891项目的导演奥森·威尔斯和约翰·豪斯曼在大街上向这些人高谈阔论：“不要走！”他们希望那个命令能够撤销。有人让我们先不要上妆，也不要回家。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华盛顿方面没有撤销命令。于是，奥森·威尔斯和约翰·豪斯曼打电话给他们的朋友：我们可以在哪家戏院演这出戏？有人提议乔森戏院。于是，他们连麦克风都没用，向所有观众大声宣告：如果你们去乔森戏院的话，就能看到这出戏。我们也同时出发，被观众围绕着，走到百老汇大街，穿过第七大道，来到五十九大街。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多。
就走在马路中间？
是的，而且没有警察的许可。（笑）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乔森戏院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安排演出了，剧场里落满了灰，但它确实一直在营业。
演员权益委员会传话来，说演出合同没有安排好，演员不得出现在台上。因为现在不是在联邦剧场，而是在一个不清不楚的私营演出场所。
这吓不倒我们。我们马上开会讨论了一下，决定如果不能上台，就把钢琴推出来，马克·布利茨坦就像他在很多次实演时做过的那样，让我们就坐在观众当中，把场景之类的描述出来。演员权益委员会没说我们不能坐在观众中间。轮到我们讲台词时，我们就站起来，把台词说完。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戏院里坐满了人。我不知道没有首演戏票的人是怎么进来的，我一直没搞明白。售票处是开着的吗？或者说他们就光说：进去寻乐子吧？反正，剧场里坐满了人。[6]舞台上是空的，幕布拉起来了，只是一个演员都看不到。我们坐在观众席里。
最后，戏院的灯光调暗了一些。马克·布利茨坦出场，描述场景，弹了几个小节的音乐，然后说道：“妓女出场。”我不知道扮演妓女的演员奥利芙·斯坦顿（Olive Stanton）在哪儿。突然之间，你听到奥利芙清脆的女高音从左边传过来。一束聚光灯突然照到她身上，她站了起来，她在左手边底层的包厢里。一个接一个，我们都出场了。如果我们的位置在前面，就转过身去，面对观众。演员都站在不同的位置。那真是个刺激的晚上，反响非常热烈。
我记不清了，是1938年还是1939年的夏天，马克·布利茨坦把剧团的大多数人召集起来，问我们愿不愿意放弃周日的休息时间，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演出《大厦将倾》。我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把《大厦将倾》演给工人看，这出戏本来就是为他们写的。我们坐上一辆巴士，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出发了。我以为工厂很快就会关门，钢铁工人们会拥进游乐场。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能听到这个传奇故事。结果没人出现。
零星几个人晃进来，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却是他们大多听不懂，也不会讲英语。而这出戏是用美国人常说的话写的。我们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出戏，结果无产阶级既不想看，也看不懂。这事让我们很震惊，但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当时在一个酷热的露天剧场里。威尔·吉尔[7]（Will Geer）一点儿都不泄气，四处去找观众。他看到教堂的几位女士在附近的山上野餐，正在摆放野餐篮。他问道：“你们想看戏吗？”她们表示愿意，于是又把方格桌布折起来，三明治收起来，来到了这个小小的游乐场。她们坐了下来。
马克·布利茨坦走出来，报出这出戏的名字——《大厦将倾》，背景是美国的钢铁城，故事发生在夜晚的街角，妓女出场。当他说完这些话，我们的观众就站起来，装好野餐篮，走了。我们就没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演成《大厦将倾》。
我们要向联邦剧场和891项目汇报。那时候，我们没有演出安排，但作为戏院的固定剧团，我们所有人都得在玛克辛·艾略特戏院一天待够八小时。我们不能带吃的进戏院，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们可以读书，但不能写东西。我们不能在任何东西上乱涂乱画。我们不能排练。只能坐着，被迫坐着，没什么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是我这一辈子受过的最残忍的酷刑。我从来没坐过牢，但犯人还有人付钱让他们工作呢。
我不知道我是偏向受压迫的一方，还是我自己就是受压迫的一方。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人无关，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的，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指责。我在工会里很活跃，我参加义演——援助西班牙，西班牙内战，你知道的。我的生活很充实，睡得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让我兴奋。他们拆了第六大道上的高架铁轨，把废铁卖给了日本。我要去抗议……（笑）每一秒钟我都有大事要干。
一天早上，我发现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众议员在《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中说演员权益协会的理事会里有七个共产主义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可把我吓傻了。我觉得这事很蹊跷，就给这位议员发了一封电报，我说：我看了新闻报道，如果你还在议会以外的地方重复这些指控，我就告你害我丢了工作。之后，我再没听到他这么说过。
演员权益理事会也是一片哗然，有人让我辞职。我说我才不会因为有人这么说就辞职，而且他也没有回复我的电报。“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下次选举的时候就不要把我选入理事会，但我是不会辞职的。”有几个委员跳出来抗议我不辞职。我在政治上很幼稚，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加入共产党。我连怎么入党都不知道。（笑）
有一段时间，你都不能认真思考“左”和“右”的问题。跟你关系最好的朋友会走到你身边说：“听着，说实话，你真的是？”我说：“是什么？”他们说（小声地）：“你是共产党？”如果你说不是，他们立马就觉得你在撒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一旦你说不是，他们就那样看着你——我的天。如果你说是，你也是在撒谎，因为共产党在被盘问时是不会说出自己身份的。我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窘境，在每个街角都被人质问。
我当时真的快要爆发了。有一次，我在演员权益理事会开会，休息时间，一个老成员问我：“嗨，我是真的很想知道。”这一次我完全不在乎了。他说：“我想跟你聊聊。”我说：“真的？”他说：“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我想：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我讲得很快，我说：“我们不能讲。”他的表情凝滞了，就好像我已经自绝生路似的。很滑稽。那番话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好多年。（笑）
我还记得去一家剧场找工作，我走上前去问：“今天是谁选演员？”栏杆上挂着一块牌子：共产主义分子免开尊口。它就挂在那儿。我生气地扯下那块牌子，走到前台的姑娘那儿：“为什么不干脆就写所有演员都别来找工作？你们这么做什么意义都没有。”那牌子可能又挂回去了。
接下来战争爆发，如我们所知，大萧条也就结束了……
对我来说并没有。
我加入了海军——直接入伍，我的年龄有点儿大了。在演员权益协会的议事大厅受辱之后，他们跟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理事会的位置会永远为我留着。五年之后，我脱下军装又回到那里。我问：“我的位置在哪儿？”他们说：“你得像其他人一样竞选。”
战争之前我欠了一些债，战争结束之后它们还等着我去还。理事会的位置没了，债还在。
很长时间以来，普通演员什么工作都干，只要能挣钱。我现在到了这样的年纪，再也做不到那样了。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我们现在不就在酒店的房间里，桌上堆满了还没回复的信。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不在乎。我有一套衣服穿，这就够了。我希望在死之前能回完这些信。（笑）我也不晓得能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