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克·奥廷格（Hank Oettinger）
他是一个整行铸排机工。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写“致编者函”上。“我喜欢对政治对手冷嘲热讽。我出没于洛普区的各间酒吧。我喜欢与人争论，穿体面的衣裳。伯奇分子[6]也盼着我去他们的地盘。如果我没露面，他们就会担心：‘你去哪儿了？’”
“我下午晚些时候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深夜。和朋友在酒馆小聚，煽风点火一番。回家睡觉。第二天，我从梦中醒来，天气不错，气候温暖，天色明亮。我走到楼下，可能在上班之前再和别人斗几句嘴。”
我来自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那里已经被伐木业的几大巨头破坏殆尽了，成了一片采伐迹地（cut-over land），你经常能听到这个词。它现在是一个以旅游为产业的小镇。冬天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于很多在大萧条期间受过苦的人来说，这是很新鲜的。不过我对这个并不陌生。我们家有十一个孩子，我是老十。我爸爸只有一条腿，曾在一家伐木场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份工作丢了之后，他干了一段时间的契据登记员。后来，这份工作也没了。在大萧条的头几年，县里92%的人都靠救济生活。
我们本来也可以领救济的，不过爸爸不干。愚蠢的自尊。他甚至都不接受医疗服务。唉，我还真是长了一口好牙。那时候，补一颗牙要两块钱。天，我的牙只好就这么没了。最后，我自己去打工挣钱，才保住了大部门牙齿。可是，他居然不接受医疗救助，真是个顽固的荷兰佬！
他非常崇拜鲍勃·拉福莱特[7]。他喜欢鲍勃在铁路公司抗争和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的观点。我有德国血统，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里的人都喜欢老鲍勃。他们饱受压迫，知道自己受到伐木公司的剥削。1924年，妈妈问爸爸：“你知道拉福莱特赢不了总统大选，为什么不把选票投给有可能赢的人呢？”爸爸回答：“我只投给我相信的人。”
我曾目睹一支饥饿游行的队伍向市政厅进发。那天非常冷，严寒刺骨。我和老板站在一起朝窗外望去。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应该把这些浑球儿锁起来。”我心里想：为什么要把他们锁起来？突然之间，印刷业就和其他行业一样难以为继了。我在1931年下岗，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然后四处奔走。我到处找工作，一直到八点半。图书馆九点开门，我在里头可能要待上五个小时。
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很美好。假如有个人是个猎手，他出去打回了几只鸭子或其他猎物，就会把朋友叫过来一起分享。
我还记得拿到土木工程署（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8]薪水支票的头一个星期。那是个星期五。当天晚上，所有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支票。许多人是在这三年里第一次领到支票。所有人都出门庆祝，就像某个欧洲古城的节日一样。禁酒令已经撤销了。你从一个酒馆走到另一个酒馆，看见人们买好几杯啤酒，招呼大家一起喝。他们都是全家出动。我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每个人都是那么开心，就像是领到了施乐公司（Xerox）的大笔分红。
我从未见过人们的态度出现这样的转变。不再闷闷不乐，满脸愁容，每个人都很高兴，就像过节一样。他们彼此敬酒。口袋里第一次有了钱。如果罗斯福第二天竞选总统，他的支持率一定是100%。
我曾被人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在美国没有阶级这种东西。直到有一天，我才清醒过来。当时，我在沃基肖[9]的一家报社工作。他们刊登了一张农妇的照片，她站在自家窗边，东西都盖着一层灰，还有一头死牛。就在同一页的下方，还有一张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0]的照片。他在股市大赚了一笔，站在某个人的游艇上。我看看上面的照片，再看看下面的。美国还真是没有阶级之分啊。
做整行铸排机工时，我一个小时赚六毛七分钱。一个星期大概是二十七块，这下我可是大人物了。我有钱啦！慢慢地，我开始参与工会运动。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初期，印刷工人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看上去可能有些不寻常，一个高级的行业工会同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11]一起去反对那些劳工贵族。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工会成员绝对都不知道我们当年的抗争。他们不想破坏安逸的现状。在组建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时候，我们曾经高唱《团结到永远》（Solidarity Forever）。共产主义分子表现得相当活跃。天，我们甚至还唱过《国际歌》。现在，你能让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人——他开着豪华别克，在郊区有栋房子——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就好像我在1965年参加民权游行，他们开始大喊“我们要自由”。我，一个周薪两百块的印刷工人，如果我也跟着喊“我现在要自由”，那听上去也太荒唐了。我知道我是在为他们争取自由，从某种角度而言，最终也是为了我的自由。可是，如果我喊出这样的话，确实听上去很荒唐。
大萧条期间，因为老鲍勃、他儿子和菲尔，拉福莱特运动声势日壮。当“新政”颁布，他们开始与罗斯福合作。这个时候，爸爸已经很老了，脾气也很坏。作为一名偏激的天主教徒，他倒向了考福林主义。
对他和他最宠爱的儿子而言，这可是件大事。他甚至要把《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卖掉。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还是得告诉他：这个家里没有《社会正义》，我就不待了。
怎么解释你的父亲从鲍勃·拉福莱特转向考福林神父呢？
即使在大萧条期间，他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美国存在不同的阶层。我小时候，他就是这样。他还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他对当前的很多做法都持反对态度，这就是他喜欢拉福莱特的原因。但美国还是那个伟大的国家，所以你得为所有的不公寻找其他理由。
一方面，他很尊重牧师。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支持罗斯福的，可他觉得这位总统现在是犹太人的傀儡。他骨子里一直是反犹主义的。
希特勒和罗斯福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上台。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在德国狠狠地收拾了那些共产主义分子。我想，爸爸转变的原因在于反共主义而不是他固守的天主教义。
当考福林神父操纵白银市场的丑闻曝光之后，爸爸又觉得这是个秘密计划。他相信考福林神父这么做是为了帮助那些任由罗斯福和犹太人摆布的穷苦大众。那时候他已经八十二岁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他一直追随考福林神父，直到生命的最后。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考福林神父在电台发表讲话时，家里必须鸦雀无声，小声耳语都不行。当你走在大街上，每个天主教家庭都在收听考福林神父的讲话。打球或是到外面骑自行车更是想都别想。
考福林神父每次提到一个有犹太血统的电影演员，都会在他艺名的后面加上他的真名，爸爸听到就会幸灾乐祸。不过，爸爸是个很好、很善良的人，跟着他的邻居一起受了很多苦。
与此同时，他对社会立法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他觉得那是让人们得到了他们不配拥有的东西。他喜欢鲍勃·拉福莱特，因为他亲眼看到鲍勃在抗争。他支持《劳工赔偿法》（Workmen's Compensation）。唉，我的爸爸还真是个矛盾综合体……
1938年，我威胁《自由人》（The Freeman）——也就是我在沃基肖工作的那家报纸——如果不把我们的时薪从九毛涨到九毛五，我就要带领工人们罢工。最后，我们的工资涨到了每小时一块。那个时候，我一个星期赚四十块。我还看《君子》（Esquire）杂志，看看我应该买什么款式的鞋子、外套和其他东西。我是个大人物了。我周六晚上会出去喝酒，有时候会花上七八块。酒馆老板都特别欢迎我。我可是个能花钱的大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