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森·阿克曼医生（Dr.Nathan Ackerman）
精神科医生，家庭治疗研究所主任，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临床教授，爱因斯坦和伦诺克斯医院的客座讲师及顾问。
“1937年，精神分析开始流行。起初，我的诊疗费是一小时两块五。一个小时赚十块也是很大一笔钱。非常有钱的人一小时付二十五块，有人觉得这简直疯了。在那之前，精神病治疗主要跟精神病院联系在一起。你努力往上爬，可以拿到相当不错的薪水。”
那时候，精神病学还不属于社会问题，简直就像一座象牙塔。有一点，真正的穷人是不会去看精神科医生的。它无论如何也和贫穷还有改革扯不上关系。社会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国家为穷人提供了社会服务，但没有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只有很少的好诊所提供这种服务。
前来寻求治疗的人内心充满了痛苦。他们意识不到外在的生活状况是病因。这种问题都有特定的解决办法。对于穷人和失业的人，那就是提供救济。焦虑是内在的，医生要处理的是病人内在的痛苦，而不是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情感上的痛苦不是什么好事。没人会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个。在年轻人中间，他们还有未来生活会更好的梦想，并为此而激动。社会理想。
病人各有特点，但他们的症状都很相似。年轻人开车到医院或是经过墓地，心里会非常恐慌。一种恐惧症，强迫症。
有没有哪些症状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比如说丢了工作或丢了面子？
没有，这是内心的痛苦。要知道看病的都是中产阶级。
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中间做了一点儿实地调查。只是观察而已。失业两、三、四、五年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有什么影响。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街角闲荡。他们彼此安慰。他们不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会被指责，好像失业是他们的过错一样。失业的男人就是一个懒惰的废物。女人们就不带培根回家，不跟他们做爱，以此来惩罚这些男人。男人在家里被看不起，受到各种羞辱，这有损于他们作为家长的权威，家里的长子开始承担起他们的角色，成为家里主事的男人。这些男人变得沮丧，感觉被人看不起，觉得丢人。他们变得畏畏缩缩，只能互相安慰。不想回家。
现在的很多病都和社会行为这一层面相关。我们经常把内心的情绪表现出来。病人不会压抑自己的神经症，不愿意咽下内心的痛苦。他们在冲突中释放自己的情绪。与他人相处变得困难起来。他们制造紧张，发泄自己的情绪：饮酒、嗑药、偷窃、乱交……他们不再抱怨，而是情绪突然爆发。他们把内心的冲动发泄出来。他们不再把焦虑藏在内心。
三四十年前，人们因为太讲究道德良知而背上沉重的负担。过分的自责。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自责。那个时候，尽管贫穷，人也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三十五年前我根本没法想象抢劫。尽管物质稀缺，权威模式依旧占了上风。现在，那些标准都被推翻了。在很多群体当中，抢劫和暴乱都得到了认可。
社会没有问题，矿工应该内疚？
没错。这种生活方式是既定不变的。它不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扰乱。尽管贫穷，但生活还是可预测的。你可以制定长期计划。如果你愿意勤奋工作，那么十年之后可能就会有回报。即便在大萧条期间，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具有连续性的。现在就没有这种信念。人们都没法预测五年后的生活。
大萧条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尽管贫穷，组织化的程度却更高了。暴力被压制。现在则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那时候，病人的情况更为具体。穷人想要食物、衣服和生活必需品。现在则是要求人人平等的地位。
大萧条期间，我曾给一个十七岁的黑人小伙子看过病。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个小伙子曾是哈莱姆区一伙非常暴力的孩子的头头。后来，他转换了角色，从帮派头目变成了社区领袖，让黑人帮派同附近的白人帮派能够和平相处。他遭遇了情绪上的危机。我想给他看病，但他跑了。原因应该是要接受一个白人医生的治疗所引发的焦虑，这个医生的办公室还在麦迪逊大道。周围的环境都太舒服了。办公室很舒适，沙发也太舒服了。结果他逃之夭夭。这是一种沉默的肤色障碍。现在，它不再沉默了。它是公开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来自医生或老师的意见不再被视为特权，而仅仅是一项权利。
三十年前，病人的情况对医生来说都比较熟悉。现在，病情普遍变得含糊不清：他们不开心，因为孤独而感到痛苦。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在哪里……在那个时候，感觉孤独、不被赏识和被疏远可不是看精神科医生的理由。
钱是病因吗？
不是。他们的问题在于迷失感。他们害怕亲密的关系。他们对自己的妻子不满意。他们完全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孩子。他们感到困惑，迷失。
就像三十年代失业的矿工？
对。没有归属感。那些矿工也是这样，但原因完全不同。他们觉得自己被社会排除在外。这有点儿像现在中产阶级的迷失感。但这跟钱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跟社会群体有关。
在我看来，现在来一场大萧条的话，会产生十分矛盾的效果，至少短期内是这样。一方面是政治动荡，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团结，更加关心彼此。就像伦敦暴风雪的时候民众互相关照。一个人受苦，所有人关心。他们团结在一起，彼此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