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
在这个小阳春，他坐在办公桌前。他是罗斯福智囊团最初的成员之一。“从他竞选州长开始，我就通过各种方式为他效力。1928年，我第一次为他写了演讲稿。”
“我的意愿——同时也是他的意愿，就是恢复对美国人民的信心：对银行的信心，对工业体系的信心，还有对政府的信心。信心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可以使繁荣重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
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公众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理解为何如此仓促地通过这些法案。他们知道有事发生，而且是对他们有利的好事。他们又开始投资，工作，怀抱希望。
人们没有意识到罗斯福挑了一个保守的银行家担任财政部长[3]，还挑了一个保守派担任国务卿［04］。其实获得通过的大多数改革方案可能也对胡佛的胃口，前提是他得有让它们被接受的政治权力。它们都潜藏在胡佛的脑子里，尤其是银行援助计划。援助实际上不是罗斯福完成的，他只是签署文件而已，真正的功臣是胡佛留在这届政府里的人，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1933年的银行救助可能是大萧条的转折点。人们从银行全都倒闭的打击中走出来，然后看到它们重新开张，他们的存款得到了保护，于是又开始有了信心。好日子正在到来。后来的大多数立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帮到公众。是公众在重拾信心之后，帮了自己。
它标志着希望的复苏。人们也害怕了一小段时间，一周吧。接着，议会通过法案，银行又开张了。在银行关闭潮的那一周之后，罗斯福在周日晚上向民众发出呼吁。这是他的第一次炉边谈话。人们又把钱存回银行，他们放心了。
大萧条就像是对银行的一次挤兑。它是信心的危机。人们恐慌了，要把钱都取出来。我很喜欢跟人讲这个故事：那是在我的家乡。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一个爱尔兰人从他工作的采石场来到银行，他说：“如果我的钱在这儿，我就不需要这笔钱。如果它不在这儿，我就要取出来。”
保障银行存款的法案是由副总统加纳、杰西·琼斯（Jesse Jones，得克萨斯州的一位银行家）和参议员范登堡（Vandenburg）通过的。这三个都是保守派。他们把这项法案硬塞给罗斯福，结果就让罗斯福抢了功劳。如果你能让小喽啰不惹事，大佬们是会照顾好自己的。如果你能把个人存款的保险金额提高到一万，小喽啰们就安心了。那么就万事大［04］ 保守派指的是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吉。在那之后，银行再没出过问题。
自由派是不会赞同这种做法的。但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我是一个守旧的民主党人。我对我们的工业体系有信心，它不需要彻底的改造。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让它重新运转起来，恢复常态，就不会有问题。事实确实如此。
塔格威尔认为我们应该在改造经济方面做得更多，但我不这么想。我们确实让它达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不知道如果当时还做了其他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第一次“新政”是对美国生活的严重偏离，它让中央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在那个时候，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如果完全交给农民，农场经营将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此外，工业也没必要重组。我们要做的仅仅是让农场重新兴旺起来，为城里的工业产品打造一个市场。
第二次“新政”就完全不同了。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抱幻想了。罗斯福在1936年之后就不再遵循任何政策。我们的经济开始下滑，失业率也开始升高，一直持续到1940年。“二战”拯救了我们的经济，也拯救了罗斯福。这是自由派很不愿意承认的。
1937年，我们的经济小幅回落，具体的原因是他打击铜价，一般的原因则是他打击我们的商业。当然，他的“最高法院填塞计划”[4]也确实让人震惊。人们对此很不满。这是罗斯福的第一次大挫败。1938年，他企图清洗议会。结果，除了纽约州的一个议员，他想清洗掉的每个人都重新当选。
在我看来，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罗斯福可能在1940年就败下阵来。你可能就会看到更加重视商业的一届政府：不再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权力上。这样的话，状况会正常许多。
在“百日新政”期间，难道就没有那么一丝丝担心我们的社会？
我一直坚信我们的社会会挺过难关，就像之前一样。正如德克森（Dirksen）最近所说：我们的社会没有问题，只是管理不善。
记住一点，罗斯福起初是一位非常保守的总统。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最初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就非常审慎。他平衡了预算。他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我们抵制拉福莱特和塔格威尔那样的激进派，他们想为公共事业花更多的钱。罗斯福说：值得一做的公共事业不能超过十亿美元。他们想要五十亿。最后，他妥协给了三十亿。他想的和他们要的有分歧。
是什么导致罗斯福从审慎转向了？
我想他是厌倦了改革。他开始起用一些激进派，这些人那时候都还不是他的支持者。在他早期改革的时候，商界是和他站在一边的，但在1937年之后，总统先生到底要往哪儿走开始让他们感到紧张。他总是朝令夕改，漫无目标。
失业保险和它的资金筹措方式一样不可靠。1934年，我最早的建议是将税收投入市政和国家债券，以及优质的工业股票。议会创建了一个弄虚作假的信托基金，由联邦政府的债款组构成。这是不可靠的。你把通过收税得来的钱花掉了，然后把债款投入这个信托基金。如果你在私人企业里这么干，是要被扔进监狱里的。
失业保险是一项福利措施。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它都算不上保险。越来越多的人靠越来越少的人生活。开始实践这种不可靠的做法时，情况就变成这样。到现在，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繁荣时期也是如此。
1935年，我的立场很坚定。我说福利就是麻醉剂，因为它没有个头我们停止提供福利，让人们都去工作。让人们去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励工业科技的发展。联邦政府没办法让人们去工作。
我在1935年开始有了疑虑，和罗斯福发生了很多争执。当时有很多激进派，我的团队里也有，像是塔格威尔。在他看来，罗斯福在1932年没有变得更激进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事实上，他很不确定是否还会投票给罗斯福。
华盛顿开始充斥着这些年轻的激进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坚持留了下来，和法兰克福特一起。他们散布在华盛顿各处。不过，在1935年之前，这里仍是保守派的天下。
最后，我还是在1936年年中选择了退出。在那之后，我再没为他工作过。
他有没有试图说服你留下来？
有。他是个很骄傲的人，他难得求人，但我还是不能答应。我不能认同他当时前行的方向。他正在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比休伊·朗[5]（Huey Long）还要休伊·朗。他有些怕休伊·朗。
休伊是我的好朋友。他威胁说要在1936年竞选总统。民意调查显示休伊有望得到10%的选票，法利（Farley）能证实这一点。他会减少民主党在全国各地的选票。罗斯福为了消除这种影响，选择向朗的计划靠拢。他1936年的税收计划完全是朗的风格：对富人课以重税。罗斯福也采用了同样的煽动策略。如果休伊·朗没有被暗杀，那时候他仍然有可能把民主党搞得四分五裂。就像乔治·华莱士现在干的那样。
当然，休伊的脑子比华莱士好使多了。只不过他滥用了自己的权力。他为人傲慢，还酗酒。如果你在下午三点之后去看休伊，会发现这个人完全不讲道理。他只在早上言之有理。他有些瞧不起罗斯福，觉得他不够聪明。
我们去他在五月花饭店的公寓看他。我说：“休伊，你能力很强。当心你身边的那些人。”他说：“我没有钱。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过得很简单。”我相信他没有中饱私囊，不过他身边确实有不少小偷。
他在自我放纵。如果是莎士比亚，他会说这个人的激情已经支离破碎。他不必那么做。他太有头脑了，不会让自己变得暴力。但那就是他和南方人打交道的方式。他毁掉了一些东西，他自己就是其中一样。他没必要到处耀武扬威，这不是他这种层次的人该做的事情。这是一出惨痛的悲剧。
在我看来，罗斯福是他那个时代、他所处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产物，他尽享天时地利人和，休伊就没有。休伊出身贫苦，谋求权力并最终得到权力。罗斯福恨他，因为他是如此与众不同。这是贵族对农村小子的猜疑。
附记：“1933年8月，休伊·朗在一个大热天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想请你帮我的法学院找个院长。’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际公法。他说：‘薪水随你开。我的医学院相当不错，不过我还想要一个出色的法学院。’我说：‘哈佛法学院院长的薪水可能是一万五。’‘没问题，这不成问题。’我想了一会儿说道：‘两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学生，叫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他是俄勒冈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休伊说：‘给他打电话。’休伊跟他聊了聊，对他说：‘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我给你两倍。’”
“韦恩给我发了封电报：‘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参议员可以指派法学院院长吗？’我给他回了封电报：‘如果他给你提供了这份工作，你就能得到这份工作。’于是，韦恩去找了俄勒冈大学的校长，结果这位校长给他涨了一倍工资。如果他去了路易斯安那，现在又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