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摩根（Diana Morgan）
她是北卡罗来纳州小镇上的“南方美人”。“有人说我配得上皇室王子。”（笑）她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棉花商人，还拥有一家百货商店。“在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作品《我们的小镇》（Our Town）中，你能看到我们这个小镇的影子。镇上所有的人你都认识。我们是镇上唯一拥有图书室的人家。”
她的父亲旧病复发，再加上日子愈发艰难——农民和城里人都没钱支付账单，这让她家失去了那家商店。她父亲也破产了。
我正准备去上大学的时候，银行纷纷倒闭。我们家原本想着送我去卫斯理学院、瓦萨学院或史密斯学院，但我们几乎没有钱了，最后选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学校。学费没那么贵。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回家过圣诞节……我发现家里的电话被切断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快塌陷了。想象一下，我们家没有电话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家里连厨子都没有了，清洁女工也没了。床底下都是灰，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窗帘也没以前那么干净了。家里的东西开始看上去有些破旧。
关于大萧条，我最开始的发现是爷爷家的房子没了，要卖了抵税。我们自己家的房子也卖了。大家都认为那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我们甚至还有一间音乐收藏室。房子卖了五千块，用来偿付税款，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震惊。我就是在那间房子里出生的。
上大学的头两年，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自己如此衰老。因为我没有找到新的出路，而之前的生活已经告一段落。我还记得，城外的朋友来看我时，我有多难为情，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说想喝水，而我们家里居然没有冰。（笑）我们家没冰箱，也买不起冰。有时候大家会提议跑去杂货店买带碎冰的可口可乐，我就只好难为情地拖了又拖，现在我还记得当时脸上有多烫。
一直以来，我没有过多地去想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我仍然还有社交生活。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读书，之后还会讨论书中的内容，但当时对大萧条并没有太多认知。让我们觉得遗憾的是有那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一天，爸爸的一个朋友在街上拦住了我，他说：“你想工作吗？我有一个朋友负责‘新政’的一个项目，她会跟你谈这个事的。”
天哪天哪，我太兴奋了。想到就要有一份工作，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了。我特别紧张，但又非常期待。沃德小姐来了。她看上去像是海伦·霍普金斯（Helen Hopkinson）那样的女人，一丝不苟，令人望而生畏。她一定有四十五岁了，但对我来说，她就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古人，令人不寒而栗。
她对我说：“这可不是娇小姐干的工作。”她看着我，然后说我根本不合适那份工作。我说我还年轻，认真尽责，如果有人给我交代工作，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她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
她走后，我哭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真的很受伤害。我哭了又哭，想着她有多不公平。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电报，让我去参加妇女工作负责人在罗利[3]召开的一个会议。你能想到我有多吃惊。
那里有几十个女人，来自全州各个地方，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对我来说，这地方太吵了。每一个人都转来转去，谈论的是编织项目、罐头加工、书籍装帧……每个人似乎都很有学问。我真的不知道她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也没人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忙，我猜自己应该是被录用了。
于是，我就回家了。我去了设在法院的县救济办事处。有人坐在一道长走廊的地板上，大部分都是黑人，看上去沮丧又悲伤。一些人带着孩子，有的人已经很老了。她们一排排地坐在那儿，等待着……
我的第一印象是：天哪，这些可怜的人，只能坐在这里，甚至都没有人说“我们会尽快帮助你们的”。尽管我对社会工作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但我的直觉是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有人关心他们。我谁也没问，径直走过去说道：“你们等了很久了吧？我们会尽快帮助你们的。”
我感觉办事处的姑娘们看上去很严肃，对人的态度也像是在惩罚对方：那些女人不得不在那儿等着，在你弄清楚她们是否有资格接受救济之前，得一直在那儿等。
我对缝纫、书籍装帧、罐头加工……以及其他被批准的项目一窍不通。我从来没煮过鸡蛋，也没有缝过一个针脚。但我认识女裁缝，我小时候，她们就给我们做衣服。我去看她们，让她们帮我。我向身边所有知道该怎么干活儿的人求助。
与此同时，我在救济办事处工作，还开始面试救济对象，结果发现为了取得救济资格，她们必须穷得不能再穷。一般人都能意识到，一旦沦落到那种境地，她们每天只能领到一块钱的补助去买食物，她们要怎样才能摆脱贫穷？
卡洛琳（Caroline）在我们家当过厨子，她也来了。知道她不得不到救助机构去讨吃的，这让我很震惊。让我看到她窘迫的处境，她觉得很难为情。她是个很棒的女人，心胸宽广。现在她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她说：“天哪，上帝派你从天堂到凡间救我来啦！我的日子太苦了。你真漂亮，在我眼里，你就是天使。”她说着奉承的话，这是南方黑人为了活下去惯用的方法。她沦落至此，而我不得不眼睁睁瞧着她承受这一切，这让我很难受。（轻声哭泣，快要说不下去。）
很多年来，我从未想过为什么卡洛琳家的墙是用报纸糊的。她有一段时间帮我们家洗衣服。我去过她家几次。卡洛琳站在院子里——很硬的泥巴院子。院子里架着一口大铁锅，底下燃着火，里面煮着白色的衣服，她不停地翻搅着。
她对人总是很亲切，会请我进屋坐坐。她从来没有为家里的样子表示过歉意。那时候，我在心里想：卡洛琳用报纸糊墙，好奇怪啊。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还不会去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让自己的人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让他们不得不用星期天的报纸当墙纸。“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走进这间房子的时候我吓坏了。”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我有些吃惊，但我并不害怕。
当那些客户都走了——很有意思，你这样对待她们，但仍然叫她们客户，办事处的姑娘们对我非常友好。她们会问我想知道什么，并把文件给我看。她们的高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和救济对象打交道的时候，她们却散漫得多。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可能她们是怕城里人觉得她们对领救济的人太好了。
即便在那个时候，人们还是觉得领救济是不好的，领救济的人是不想工作。我们经常能接到电话说某某领了一袋子的救济食品，其实他有辆车，他妻子有工作等等。我在工作之余跟我那帮老朋友聊天，维护我们的项目，我说：你们不了解情况。他们说我太感情用事，看不清事实。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一句老话：如果你给他们煤，他们会把它存在浴缸里。但他们根本没有浴缸用来放煤。所以，怎么会有人知道如果他们有煤会这么干呢？
我们一直都受到威胁，因为我们的资金经常被立法机构质疑。我在那儿才干了三个月，项目被终止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想到这一点，我简直要哭出声来。我告诉沃德小姐——她这时已经成了我贴心可靠的朋友——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点儿什么去改变一些事情。
到那个时候，办公室的姑娘们——其中我最喜欢艾拉·梅（Ella Mae）——很乐于让我去面试救济对象，因为她们的工作都快忙不过来了。每个人手头大约有一百五十个案子要处理。不到两个月，我受聘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
在我的记忆里，当有人到办事处来求助，你就得填写一张表格，把那些让人难为情的问题都问个遍：家里有人工作吗？你有自己的房子吗？你有车吗？你要做的是，确认这个人真的一无所有。没东西吃，家里还有孩子。然后，你就给他们一张食品救济券。在家访确定他们真的很穷之前，你不能给他们鞋子，也不能给他们钱去买药。
当然，你得在四块钱的杂货店购物券花完之前尽快去看看这些人。要知道，在那之前几天，我曾开车出去家访。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街。之前我从来没去过乡下，当我看到乡下的情况真是大吃一惊。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县里还有一个叫林岛的地方。那里地势很低，一下雨，恨不得得坐船才能去看住在那里的伊齐基尔·琼斯（Ezekiel Jones），也许是叫什么别的名字。我记得有一次这辆租来的福特车在水里卡了壳，我折了些树枝垫进去，这才把车开出来。现在，我将这件事视为人生最棒的经历之一。如果有人跟你说：像你这样长大的人，如果发现自己在晚上七点置身野外，你的车抛锚了，水淹到了轮毂的位置，你要怎么做？你难道不担心吗？你会怎么做？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折些树枝。这可以帮我脱身。
之后我看到两间房子——用木头搭的，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一个看上去全身瘫痪的母亲——好像根本不能动。父亲的胡子没刮，醉醺醺的。房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几个，没有东西吃。你会觉得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留下一张救济食品券……
“之后不久，公共事业振兴署就出现了。罗斯福意识到人们不能光靠救济过下去。这不仅让他们觉得丢脸，而且让他们丢掉了男子气概。如果他现在看到那些在芝加哥吃救济的人，每顿饭才拿到二毛七分钱，一定很震惊。这差不多是1930年的水平。这点儿钱在那个时候就不够用……”
至于这家人……后来就开始实施“农村复兴项目”。我很高兴给救济名单上的一些家庭发放证明，让他们可以搬到政府买下的那些地方去。有了更好的房子，房子里也有了家具。这家人就搬去了。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几乎不省人事的母亲——的脸上又有了生气，孩子们都很干净，家里也擦洗一新，摆脱了之前的绝望。那个男人过去是个佃农，看得出是把干活儿的好手。之前，他手里头什么都没有，直到……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多……
这个项目里有我经手的十二个家庭，艾拉·梅也有十二个。那里是一个很漂亮的农场，可能有两三百英亩。农场里有房子，而且不是那种两间房的窝棚。分配给艾拉·梅和我的工作是挑选可以搬到那里的家庭，这可真令人兴奋。艾拉·梅说：“我觉得杰西·克拉克（Jess Clark）不错。”还有戴维斯，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会说：“那个又老又懒的家伙？他什么都不会干。你就是太天真。”所以，我们得亲眼看着这些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个项目每个月都会出现资金告急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国会会不会终止它。很多人觉得钱这么花掉真是太愚蠢了。
这个项目每个月都面临着被终止的风险，因此州里的负责人建议她换份工作。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她到纽约社会工作学院（New York School of Social Work）就读。后来她结婚了，有六个月不在县里。
我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车冲到法院，看看那些人干得怎么样，她们有没有坚持下来。
上面我提到了一家子白人。这里还有一个黑人家庭，九个人挤在一间房里。一家之主已经不年轻了，六十多岁，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强壮，如果给他机会，他一定能干成点儿什么事。我们审核通过的人都干得不错，已经开始偿还贷款。他们当中没人偷懒，没人把事情搞砸。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是正确的选择——是证明他们是对的，而不是我们。
1934年，她和丈夫搬去华盛顿，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在乔治·梅森酒店（George Mason Hotel）举办的‘弗吉尼亚州名望之家舞会’。我一个星期之前曾在那家酒店前抗议过，因为他们给员工的工资低得离谱，好像时薪只有七毛五。在回复邀请信时，我不只是说某某女士很遗憾不能受邀出席……我写了一封信，说我不会去工资如此不合理的酒店。我的丈夫非常吃惊。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这种立场。’我倒是从没想过我不是这种立场。”
我有时会想即便我们没有失去自己家的房子，即使我没有在土木工程署工作过，我还是会在某一天醒悟过来。但我也可能只是在社区福利基金（Community Chest）或圣卢克时装秀（St.Luke's Fashion Show）工作。我也说不清楚。如果我没有经历那一切，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
可能你就是得亲身经历一些事情……住在森林湖、格罗斯波因特或斯卡斯代尔的人必须要看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或被炸才能明白这个社会的状况吗？如果它发生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在城里，而你住在郊区，你可以从报纸上读到相关报道……
附记：“我曾去一所很棒的大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女性工作会议。在去的路上，我在驶出高速公路时弄错了出口，不得不穿过一片区域。你从生活在那里的人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希望，这让我极为震惊。”
“出席那次会议的都是些生活优渥、精明聪慧的女性，有白人也有黑人。这些人来自中上阶层，非富即贵，属于最上层的那1%。我想在她们整修一位雕刻家的工作室——之前在这儿，现在没了——时，可能会开始思考三个街区之外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对其中一位女士说：‘你最近有开车经过这片社区吗？’她说：‘戴安娜，亲爱的，这里有了新的安居工程还有其他一些项目，比过去好太、太多了。’我马上意识到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她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