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艾萨克斯（Ben Isaacs）
这是一栋有花园和露台的房子，位于芝加哥郊外的中产阶级住宅区。
我自己做生意，挨家挨户地赊销衣服。按周收款。大萧条之前，人们舍得花钱买东西，还款也及时。但是，他们开始投机，我能感觉得到。我的生意从1928年初开始下滑。我的客户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是太有钱，但也不是太穷。
突然之间，1929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做我的生意，听到报童在喊，他们满大街地跑，把新闻嚷嚷出来：股市崩盘啦，股市崩盘啦。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路上，准备去见我的客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我没有在股市投机。当然，我投资了地产和金券，当时叫金券。因为我对金券比对股市更有信心，我知道股市上上下下。银行告诉我金券跟黄金一样，永远不会贬值。后来，我们伤心地发现这不是真的。
它们变得一文不值。这些银行，它们把大家存进去的钱拿出去搞地产抵押贷款。比如说，地产价值十万块，它们就以那处房产为抵押贷出二十万金券。这些银行啊！
我怀疑银行家是知情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私利。如果不是华尔街股灾，这种骗局还会继续上演。很多这样的银行一夜之间就倒闭了。
我们变得一无所有。之前，我一个星期可以收到四五千块。在那之后，每周就只能收到十到十五块。我到处跑，寻摸养家糊口的钱。找不到钱。很少有人拿得出钱来。如果他们同情你，可能还会给你一块钱。
我们一天天挣扎着活下去。接着，我就交不出房租了。我有一辆小车，但买不起执照。我把它开到法院，卖了五块钱，好给家里人买点儿吃的。我有三个孩子，都还小。那个时候，我连买包烟的钱都没有，而我是个老烟枪。我口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
最后，大家开始说服我去领救济。他们都开设了露天的施粥处。艾尔·卡彭就在市区设了一个施粥处，人们在那儿排长队。你得走过两个街区，站在那儿，就在街拐角，就为了领一碗汤。
很多人自杀，跳楼什么的，因为他们受不了这份屈辱。最后，我也受不了了。
我是那么消沉，什么都不去想。我能去哪里，要面对什么？我当时的那个年纪，也不可能找到工作。除了卖东西，我没有谋生的手段，就是这样。我到处求职，想找一份做销售的工作。因为年纪的缘故，他们都不愿意要我。我简直走投无路。每一扇门都关上了，每条路都没有出口。即便我有金子，它们也会变成土。霉运似乎牢牢缠住了我。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甚至我的钱也没了。
我口袋里还有两百块钱。我打算去买辆出租车。那个时候，你得有自己的车才能开出租。那个人说：你得从我们这里买出租车。柴克出租车公司。于是，我拿了两百块去办公室，打算付钱买车。我拿出了两百块，结果那个人说他们没有那种车，下个星期可能会有。我就离开了办公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两百块钱不见了。我打电话回去：你们看到桌上有钱吗？他说没有，没有钱。
我就是这么倒霉，我没办法心平气和。一般来说，我是不会丢钱的。不过在那个时候，我担心家里人，担心这个那个。我走在大街上，看起来就像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不想领救济。啊，我跟你说，当我被迫去那个领救济的办事处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我没法忍受自己什么都不干就从别人那里拿钱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跟你讲实话吧，我不只一次想到自杀。我死都不愿意领救济，但孩子总得有人管啊……
我去了领救济的地方，经过一番烦琐的程序和盘问之后，他们决定一个月给我四十五块。这四十五块，我们得交房租，得给孩子们买吃的和衣服。这四十五块能坚持多久呢？我要交三十块的房租。我找了另外一处便宜的地方，烧炉子取暖，一个月十五块。我跟你说，现在就是一条狗都不会住在那种地方，一个又脏又臭又黑的地方。
我一个星期可能只能买一次肉，一两磅的肉，留在周六吃。其他日子里，我们只能靠半磅红肠过日子。我花两毛五买上半磅红肠，但对孩子们来说太凉了，也太不健康。我找到一套有六间房的公寓，一个月二十五块。它本该有暖气，还有热水。我们搬进去之后就没了热水。洗澡太冷了，我们不得不用炉子烧热水。也许是房东跟锅炉工闹了矛盾，但看上去又不像。那个房东不要这栋楼了。两个月之后，突然没水了。因为不交水费，市政不再供水。
我妻子只能从隔壁楼的邻居那里提两桶水上来，给孩子们洗澡，冲厕所，我们自己洗手洗脸，冲茶什么的，全靠那两桶水。我们过了两个月没水的生活。
不管我去哪儿找工作，都不会被录用。我四处转悠，卖剃须刀和鞋带。有一天，我每条街都跑遍了，只做成了一笔买卖，口袋里装着五毛钱回家。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1939年，战争爆发，情况稍有起色。我的妻子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一个星期挣二十块。我马上给救济办事处的人写了封信：我觉得我们不再需要帮助了。救济让我不舒服，觉得惭愧。我没法再忍下去。
隔壁邻居帮我在他工作的工厂里找工作。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五十岁了。工厂的人说：“我们不能录用你。”他们不雇用超过四十五岁的人。两星期之后，还是这个人对我说：“去跟比尔（工头）说是我让你来的。他会雇你的。”他们雇了我，一个小时给我六毛钱。他们缺人，所以才会雇我。
我看报纸上说有个地方的薪水不错，一个小时给一块。我就坐上电车去找那个工作。我还在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像灵机一动。我说：我要干回老本行。人们现在都过得不错，大家都在军工厂里上班。于是，我下了电车，走进我之前打过交道的那家商店。
我告诉他们我要干回老本行。他们嘲笑我：你要卖什么？你找不到东西卖。我说：你们卖什么东西，我一样卖。我工作的这段时间，我们节衣缩食，再加上我妻子也在上班，我们存下了四百块。于是，我把那四百块全投了进去，开始干回老本行。
老天保佑，世道总算是变了。我又干起了老本行，我又回来了。那是在1944年底。如果我还留在工厂干活儿，恐怕现在还要吃救济。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不要这么做，甚至我的妻子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就存了这么几百块钱，他们说我这是要拿它们去打水漂。我说我不会再回工厂干活了。
对你来说，苦日子是——？
从1928年到1944年。我意识到很多人的处境也是一样的。这给了我一点点鼓励。我看着这些人，排着队等着领救济。我对自己说：我的老天啊，还有人跟我一样。他们过去都是有钱人……现在破产了。但我的心还是会刺痛，因为我一直在心里祈祷以后永远不要靠别人过活。当这种时候到来，我很受伤。我没办法忍受。
羞愧？你说呢？我会站到领救济的队伍里，左看看右看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认识我。我会低着头，这样别人就不会认出我。它在我身上留下的唯一伤疤就是我的自尊，我的自尊。
你的朋友和邻居呢？
他们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都过得不错，比我更有钱。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靠救济生活，他们也在各处卖剃须刀和鞋带。
我们会串门，这是我们消解愁闷的唯一方法。我们都住在同一个街区。我们会到对方家做客，坐下来聊聊天，开开玩笑，让自己快活一点点。
现在，我们跟朋友离得很远。大萧条的时候，我们都很穷。情况好转之后，大家都更有钱了，在不同的社区有了自己的房子，彼此也就隔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