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特勒尔（Harry Terrell）
他的祖先是贵格派[1]教徒，在十九世纪早期西迁。考彭斯战役[2]（Battle of Cowpens）之后，他家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先人被英国人绞死了，原因是他不肯背叛游击队……“他其实并没有死透，他妻子又把他救活了，他活了很大岁数，把他的故事说给后人听。”
这是一个星期六，下着雨。我们在得梅因[3]。坐在一家大型汽车连锁旅店的房间里，他回忆起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早期，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异乡人，尽管他这一辈子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现在已经七十七岁了。
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做过秘书，但他说：“我天生就是个农民，因为直到二十二岁去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农场。”
三百二十英亩的农场，都是很好的地。这片农场是我的舅舅开垦出来的，归他所有。后来因为还不起贷款被没收了。那是州里最好的农场之一。他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
农民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抵押借款。他到这里来看我，因为他知道有工作的人是能借到钱的。他想借八百五十块。我知道自己存钱的银行会把这笔钱借给我。于是，我跟他讲能弄到钱。
他说：“哈里，我想给你点儿什么，作为这笔借款的抵押。”我说我怎么都不会让自己的亲舅舅在我这里抵押东西。这是他要抵押的东西：一台约翰迪尔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十六头牛、一队骡子、棚车和农具。就为了借这八百五十块。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糟。这个人从两岁起就生活在这个州里，可他却贷不到款。
我出生的地方就在赫伯特·胡佛叔叔的农场对面。我认识胡佛一家子——总统的远亲。我们这些人替他们家卖猪——纯种的切斯特白猪，一磅两分钱。这些猪肉很受欢迎，但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跟其他人一样。当时就是这样。玉米的话，八分钱一蒲式耳。有一个县坚决要求把玉米烧了为法院供暖，因为比烧煤便宜多了。
那个时候，抵押农场比较盛行。所以，他们搞一毛钱的大甩卖。他们把农民的全部财产陈列在那里，开始甩卖，所有邻居都会过来，想着花两毛五买一匹马，一毛钱买一颗犁。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再还给他。这么做是合法的，那些恶意抬高价钱的人，就是想夺走这个人的农场。这种人会被严惩的。
这样的搞法激怒了那些想像往常那样经营农场的人，银行、农具经销商、私人贸易市场等等。贷款里他们都有份。农具经销商的处境也不好，欠债人的农场是唯一可以帮他摆脱困境的东西。他们举行了一次法院拍卖。
人们都很绝望，恨不得把法官绞死。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法官取消了抵押农场的赎回权，他们又没有办法阻止。法官把所有取消农场赎回权的情况都发布在诉讼目录表中。
这事发生在勒玛斯。他们把法官带出法庭，拉到露天集市，用一根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再把绳子的另一头扔到树枝上。他们想用过去对付马贼的方法把他吊死。不过幸好还有人比较理智，没让他们做得太过分。
他们也游行，就像我们今天的游行一样。他们来自州里各个地方。那个时候正是“农民假日”（Farm Holiday）。他们还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农民假日”运动的目的在于不让农产品进入市场，借此抬高它们的价格。这事本身挺暴力的。
他们拦下运送牛奶的棚车，把牛奶都倒了。他们不让农民把干草拉到市场上去。他们企图阻止整个农产品的流通过程。在他们看来，只要封锁了通往食品加工厂的公路和入口，别人就买不到两分钱一磅的猪肉。
他们会说：我们要在切诺基的东边聚集，就在那个岔路口。现在，他们把范围扩展到整个乡下，不让任何车辆通过。相信我，他们确实这么干了。他们随身带着一切能用上的东西。有的人甚至拿着干草叉。（笑）他们可以用干草叉把汽车轮胎堆起来设置路障。
在乡下，人们都起来反抗将财产从一个人手上夺走的做法。你拿走他的马和犁，就相当于夺走了他的饭碗，让他的家人挨饿。就是这么现实。
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我见过最虔诚的人，一个天主教徒。他也卷了进去，我说的是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牧师想让他冷静下来。他说道：“我的上帝啊，神父，我们都绝望啦。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他是我见过的最守旧的人，在州议会工作。
有一次，他们准备在法庭上指控一个来自挪威的贵格会教徒，如果他认罪的话就会轻判。这个人的妻子叫道：“西蒙，你必须得进监狱。”
他们有没有说过要改变这个社会？
没有。你越是生活在底层，就越保守。土地就是他的命，任何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事情他都不会赞成。我从没见过艾奥瓦的农民表露出任何意愿，来接受自己政府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我的家人，我的祖父、曾祖父听说了我的政治信仰，他们一定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我觉得要是没有这场大萧条，我们这里的农村只会变成麦金利的共和国。
你知道吗，希特勒的人对我在艾奥瓦北部经历的一次农场罢工很感兴趣。1937年，我和妻子到德国去旅游。我为了裁军大会跑去日内瓦。我在柏林碰到了希特勒的农业专员。他们刚刚控制住自己的农民。他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处理这场暴乱的。他越听越生气。我说：“那换了你会对这些人做什么？”他说：“他们必须向政府妥协，不然我们就灭了他们。”
“新政”出台……
它的进展非常缓慢。当然，亨利·华莱士[4]（Henry Wallace）和他的常平仓拯救了农民。农民本来走投无路的。他们付钱买走玉米，储藏起来。他们出的价格要高出市场上那可怜的低价。一蒲式耳八分钱是不允许的。
农民们迫不得已，犯了法。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眼看着自己的邻居彻底破产，他们只能到城市去流浪，他们得吃饭啊。
唉，这些镇子实在太可怜了。我说的是现在。你离开公路走一小会儿，就会穿过几个小镇。沿着主街走下去，只会看到一所接一所的空房子。有电梯和加油站的鬼镇。
对于小农场主而言，现在的日子太悲惨了。我姐夫现在还有一块农场，还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开垦的。他之所以还能在这一行里干下去，是因为他把农场上长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牛饲料，再变成牛肉。牛肉的价格不错，主要是工厂里的工人在吃。可如果是在农场里种植作物，想用作物还钱，那日子可就紧巴喽。
在很多农民家庭里，没人愿意继续在农场上劳作。孩子们要进城。农场要么卖掉，要么被社区里某个大型的土地经营公司纳入囊中。个体农民已经成为过去。控股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少。即使现在一个人能经营不属于他的八百亩农场，他还是会面临这种问题。
战争经济有没有帮到农民？
并没有，没有。至少对小农场主没什么帮助。他们一直都很惨。从来都不要指望战争能帮到农民，可能暂时是有所帮助。虽然我很讨厌这么讲，但的确是“二战”终结了大萧条。我们通过杀戮自己家和别人家的孩子解决了问题。
可是，我现在觉得还会再来一次大萧条。如果现在出现这个问题，那上一次的大萧条看上去就不过是学校组织的周日野餐。现在如果发生大萧条，打击会更深、更快。现在是机器时代，它会像所有东西一样突如其来。
三十年代，我姐姐家完全自给自足。他们有菜地、有鸡蛋，养了好几群鸡。现在，鸡蛋都是大型养殖场供应的。靠机器，每天可产出几千枚。那时候，都是自家养的鸡下的蛋，吃不完。现在，牛奶就是给这里的餐厅提供原材料的同一家公司供应的。那个时候人们没钱买新衣服，买车和农机具，可是让自己吃饱活下去没问题。现在，一旦钱没了，他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现在的人学会了暴力，在没钱的时候丧失人性。人们都在朝那个方向发展。我觉得他们忍受不了我们当年受过的苦。年轻的人受不了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没这个必要。但你没法让议会里的大多数人明白你现在明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