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勒斯·凯顿（Horace Cayton）
社会学家，与圣·克莱尔·德雷克（St.Clair Drake）合著了《黑色都市》（Black Metropolis）。
他是从西雅图来到芝加哥的。他的父亲是西雅图一家黑人报纸的编辑，他自己做过副治安官。他的祖父海勒姆·雷夫尔斯（Hiram Revels）在南方各州重建之后，成为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第一位黑人参议员。
我告诉你我有多天真。那是在1930年、1931年，我第一次去芝加哥的时候。到了联合车站，我钻进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带我去最好的黑人酒店。”他转过头，就像看着一个傻瓜那样看着我。他带我去了他唯一知道的一间酒店。那就是个仓库。我这一辈子从没这么难受过。我不知道自己预想中的酒店是什么样的，也许很豪华，就像丽兹酒店一样。那可不是丽兹酒店。
我对黑人聚集区、卡巴莱歌舞表演和爵士都怀着浪漫的想法。我们离开密歇根大道，走到公园南路，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我白天黑夜都在街上逛，就像我在巴黎的时候那样。这是个奇妙的世界。我遇见那些有钱的黑人，但我对普通黑人的生活一无所知。
我在南区吃午饭，看到一队黑人从旁边经过，两个两个地走过，很安静，不吵也不闹。这些人有目标，也有意愿。这些人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要到某个地方去。你能感受到那种压力。
我的甜点没吃完，但我很好奇。我走到了队伍的后面，跟着一起走。我穿得比他们好，但他们并没有对我表露出敌意。我对旁边的家伙说：“我们上哪儿去？”他说：“我们要把一些人弄回那栋楼里去。他们被赶出来了。”
那是一栋很破的大楼。简直就是窝棚。一群黑人聚集在那里，说……罗伯特·以斯拉·帕克（Robert E.Park）[6]在召集“抗议大会”。他们在南区搞过抗议大会，黑人们借此来发泄怒气。因为那些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没办法控制自己。他们锁上门，开抗议大会，咒骂白人。这就是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一些破烂不堪的床单、就快散架的床架和一个小衣柜从教堂搬到那间房里去。然后，他们举行了圣歌会。当时的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我们站在那儿，听到警笛的声音。是警车。每个人都紧张起来。一个虚弱的老妇人挥舞着手说：“站稳了，不要动。”他们开始唱：“……就像一棵树，屹立在水中，我们不会被撼动……”接着，他们又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给我那古老的信仰》（Give Me That Old-Time Religion）。（他唱了一段，结尾是：“……这对我来说足够好了。”）他们还加上了一段共产主义分子的说辞：“这对斯大林兄弟来说足够好了，这对我来说足够好了。”还有其他版本的，像是：“这对列宁神父来说足够好了，这对我来说足够好了。”
他们唱歌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警笛声响得就像是希腊戏剧里的歌唱团在唱歌，从各个方向传来。有人说：“是警厅情报处。”那个老妇人说：“站稳了，别动摇。”但他们气势汹汹地过来，手里挥舞着警棍。警察把那个老妇人拉开了，但在一片混乱之中，她消失在人群当中。
我没跑，是因为对这种戏剧性的场面非常感兴趣。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大萧条对人的影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挨打。我在外围，而且穿得比较体面。[7]
事实上，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分子同黑人没什么关系。共产主义分子有很多目标，但黑人并不把它们当真。举个例子，共产党在公园南街的芽福神游行（Bud Billiken）[8]中有一辆花车。但他们真的没有渗透进去。他们提出一些黑人感兴趣的问题，黑人们也从共产主义分子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们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为什么呢？不接受那才是傻呢。
共产主义分子没能成功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跟黑人教堂打交道。教堂是黑人最重要的制度，在稳定性上甚至超过了家庭。奴隶制还没废除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家庭纽带，教堂是黑人的第一个组织。共产主义分子贸然地向他们推销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我很幸运，没有加入共产党。现在我说这个，是因为在我这个年纪，我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加入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死吧，那帮人。
大萧条期间，教堂在黑人社区发挥了一定作用？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的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他的父亲领导着这个教堂，并从中获得了不小的力量。“神圣神父”（Father Divine）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是那个时期的关键所在。“神圣神父”是就是穷苦人的上帝。
有一次我在纽约，那里有一家卖鱼和蛤蜊汁的小餐馆。一个很漂亮的白人小姑娘在那里上班。她说：“我就出生在‘神圣神父’的天国。”她直到十岁还是十二岁才知道“神圣神父”不是上帝，她像雪一般纯洁。她来自神父的社区，他所有的教堂都被称为“天国”。他还会买酒店，酒店也叫“天国”。大萧条期间，他喂饱的人比任何人都多。
芝加哥的抗议大会真是吓坏我了。问题是那么严重：饥饿，没有地方睡觉，寒冷，有人真的冻死了[9]。
我还记得一开始的躺倒示威。黑人不断得到承诺，之后还是失业。一天，一帮失业的黑人躺在电车轨道前面。车上的售票员和司机都是白人。车子过不去，凯利市长试图和他们做笔交易。他们躺在那儿不让车经过，他们要垒起一道人墙，一道黑色的墙。他们想要工作。他们没有真正指望在交通系统得到工作机会，最后也确实没得到。但那个时候有人在为公共事业挖沟，就是普通的劳工，就连这些工作，也没有黑人被录用。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让你们的车走不了。车走不了，我们在挨饿，那些干着最琐碎工作的工人都是白人，而且就在黑人社区。”[10]
你记得黑人社区当时的态度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尽管面临大萧条，大家还是心存希望。即使人们在受苦，还是怀抱很大的希望。在今天的美国，没钱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中产阶级认为靠福利生活的黑人道德败坏，因为他们不工作。可是在大萧条的时候，很多人靠救济过活。所以黑人看不到很大的差别。哦，还是有差别：黑人劳工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中熟练工种岗位之间的比例失调。可是，如果说黑人在领救济，白人也在领，但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希望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日子是特别艰难，除了仇恨就是幻灭。
黑人怎么看罗斯福？
对，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打破了传统。我的父亲告诉我：“共和党人就是那艘船。所有其他的都是海。”这话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讲的。1932年，他们不怎么支持罗斯福。不过，随着公共事业振兴署的组建，罗斯福就成了神。这真棒。你工作，拿到薪水支票，就有了尊严。即使一个人的工作是耙树叶，他也能得到报酬，也有了尊严。他们有很多歌都是关于公共事业振兴署的：
我去排队投票。
我知道投对了票，
所以，我请求你，总统先生，
不要撤销公共事业振兴署。
他们写了很多歌词。我们曾经这样唱道：
哦，我支持你，总统先生，
我自始至终支持你，
你可以撤销一切，
但不要撤销公共事业振兴署。
他们一旦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工作，你知道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首先，他们要买几件衣服，接着是搬到好点儿的地方去住，然后就是去补牙。你穷的时候，牙没了就没了，尤其是孩子。如果有了蛀牙或龅牙，那牙可能会疼，就用阿司匹林或威士忌来止痛。然后就把牙拔掉。这时他们会去把牙补上。全靠公共事业振兴署……
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仁爱的。我们现在没有了仁爱。没了，该死的，这些浑蛋，他们没打算做好事。我可以坐在这儿很肯定地说，他们不会干好事。我现在已经不出声了。这种感觉就像我1935年在法国和德国的时候。我们正在迎头冲向一出悲剧，做什么都无济于事，都是徒劳。
附记：我们做访谈的时候，他正在撰写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