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斯威特(Fred Sweet)

弗雷德·斯威特(Fred Sweet)

在大萧条的最后几年,他是《联盟纪事》(Union Register)的出版人兼编辑。他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城位于俄亥俄州中部,只有两千五个居民。

我的天,我破产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总在跟我讲:“我想在报纸上登广告,我那个地方得卖掉了。”这样的农民通常有很多头娟姗牛、一台干草压捆机、一台拖拉机、一辆四轮马车,还有其他东西。在广告的末尾,总会有这么一句话:“其他诸多物品,恕不一一列举。”

你到拍卖会的现场去看,那些“恕不一一列举的诸多其他物品”都有些什么呢?一个洋娃娃、几本书、装了本《圣经》的篮子、孩子们的玩具车……你可以通过这些破烂了解这家人的历史。人们在那里翻来翻去,最后花一点点钱把它们买走。

我忍不了这种情况——有的家伙想登四十英寸版面的广告。一英寸两毛五。一共十块钱,对吧?他还想在电线杆和围墙上再贴五十或一百张传单。你怎么开口问一个身无分文的家伙要传单的钱?就连一开始要收他的广告费,也会让你觉得很可笑。

我接手这家报纸的时候共有八百四十三个订户,我离开的时候,订户数量大约是两千七百八十户。从编辑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成功的。可是,我是在一个拥护共和党的小镇里办支持“新政”的报纸。其他两家报纸可以接到官方机构的广告,我可是一点儿份儿都没有。

你看,遗嘱检验法院的法官是个共和党人。按照法律规定,他必须在两家普通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某些特定广告。如果他是个民主党人,我还可以分杯羹,明白吗?但这也只是我破产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基烈山有家工厂,为飞机机身生产液压机。1940年,“二战”已经开始,但这里还没有走出大萧条。高度熟练的技工一小时能拿到六七毛钱。在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和托莱多,同样水平的工人可以挣到两块五。

一天,一个工会巡视员来到镇上。他说:“我注意到,这里所有人都不想被人发现他们在跟我说话。每个人都很害怕。”我说:“如果你想请人来,我们车间的后面就归你了。我们可以把百叶窗放下来,你坐在印刷机后面,没人看得到你。”于是,当他们计划在那家工厂组建工会时,我们小小的报社成了他们的总部。

那家工厂的总裁是长老会主日学校的校长,整个镇子都由他做主。但是,工厂里的工人纷纷响应。很快,我们报纸开始报道他们组建工会的进展。我试着把这些内容放在新闻专栏中。每次工会有话要讲,我都会给那个家伙打电话:“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就把它们并排登在一起。不过在我自己的专栏里,我还是会发表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镇上最大的百货商店的老板过来找我。“弗雷德,别再登那些工会的屁话了。”我说:“如果镇上有了工会,这是一件好事。”过了两个星期,他撤掉了在我们报纸上的广告。那可是我们最大的广告商啊。(笑)

我们这里很快就招来了退伍军人协会,他们拿着斧头把。县里的治安官让公路维修车把戴着协会帽子的这帮人拉了过来。公路局给他们提供斧头把,他们就用斧头把殴打组成警戒线的工人。

最后,工会还是组建起来了。一个周六晚上,那个百货商店老板走进来,带我去了他的商店,让我在收银机旁边待着。他说道:“我想你在这儿看一会儿。”那些技工走进店里,兜里揣着他们有史以来赚得最多的薪水。他们把欠了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账单都还清了。

这让他很吃惊。他说:“我不应该把广告撤掉的。你是对的,我错了。”可是为时已晚。我一分钱都没了。我的银行账户一直在透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一天,报社的整形铸排机工坐在前廊上,衣兜里放着一把这么长的刀。他拿到了要去银行兑现的薪水支票。“我想要我那十五块。”唉,我的乡村报纸生意就这么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