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格瓦思米（Robert Gwathmey）
艺术家，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现在纽约生活。
“我家人都很有礼貌，穷但是有礼貌。我们从没挨过饿。我们有一块小小的园子，里面什么都有。我们养狗、养猫、养鸽子，什么都养。我家的亲戚们都很有钱，不过我只在婚礼和葬礼上见过他们。”
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11]，你感觉不到大萧条有多严重。这是个烟草城。奇怪的是，不管大萧条多严重，人们似乎一直都在抽烟，这让我很不解。烟草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个城市的经济，里士满只有一家银行倒闭。
但在那个时候，里士满有很多人自杀。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开始去教堂，还迷信手相和玄学。那时，通灵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他们可能没钱去电影院，就说：今天晚上都来玩通灵板吧！大家都可以提问题。他们不会问“我可以和奶奶说话吗”这种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某某银行明天会破产吗？这在当时非常流行。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神秘的宗教仪式，不过情况确实已经糟到极点了。
1930年，我从艺术学校出来。那个时候比较适合艺术家离开学校。（笑）每个人都没有工作，艺术家看起来就没那么奇怪。我找到一份工作，在费城的一家女子学校——比弗学院（Beaver College）教书。当时是1932年。我一个星期上两天课，其余时间都在画画。公共事业振兴署是那个时候组建的，1933年还是1934年。
费城的演员工会也成立了。虽然我不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却是这个工会的副主席。我们总是说明天会更好，当时的情绪还是积极乐观的。我们进行了很多政治宣传活动。我们为罗斯福竞选、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劳动节大游行制作海报。
许多议员认为，公共事业振兴署纯属浪费国家的钱。我们费了好大工夫跑去华盛顿，找到这些议员面谈，请他们让公共事业振兴署继续办下去……
联邦艺术项目的总投入只有两千三百万美元。许多画作、雕像和版画作品都送给了博物馆、法院和公共建筑……现在光博物馆里那些就值一亿了吧。
这两千三百万不仅资助了刚出校门的年轻艺术家，也帮了那些处于过渡期的艺术家。我敢打赌：假如有五百个成功的艺术家，成功指的是有画廊收藏他们的作品，有艺术经纪代理他们的作品，那么其中大约四百个曾经得到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资助。
那时候没人买艺术品。三十年代，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每年有三万五千美元用于购买当代艺术作品。我们觉得这真是再好不过了。现在，一个人就愿意掏三五万买下一幅画。
这些项目上的人一个月可以拿到九十四块。他的女朋友可能也在这个项目上，那么就差不多是一个月两百块。这样就可以过得很好啦。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艺术家的赞助人没有审美。你偶尔会发现项目的负责人会厚此薄彼……我敢说，艺术家们头一次有了完全不具备审美眼光的赞助人，也就是政府。
联邦艺术项目的负责人是爱德华·布鲁斯（Edward Bruce）。他是罗斯福的朋友，出生在一个上流家庭。他本人也是个画家。他是个真正有大视野的人，他坚持认为艺术家不应该受到限制。你是个画家，那就画你的画。你是个雕塑家，那就做你的雕塑。你是个版画家，那就做你的版画。只要他愿意，艺术家什么都可以干。
当然也有领导，那都是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他们一个星期到工作室来两天。作品完成之后，当然归政府所有。
我画了这幅名叫《烟草》的画。如果我要画烟草，就要去干点儿跟烟草相关的活儿。1936年我在北卡罗纳州的一个烟草农场待了一个夏天。他们有三个佃农。我说我每周帮这三个人各干一天活。收割烟草是很辛苦的。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像集体公社，有六个农民。一个星期干六天活，休息一天，对吧？这六个人一起采摘烟叶[12]。星期一在这个农场，星期二在下一个农场，以此类推。
我采摘烟叶是因为想弄清背后的来龙去脉。如果只是在一旁观察，就只能了解个大概。如果亲身参与，就能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不对？我们都是要做就全力做到最好的人，是不是？是。我坚持要做到最好。如果我自己没做过，就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画个大概出来，管它叫“采摘烟叶”。我必须亲手去摘。
我丢了比弗学院的工作。老师聚在一起午餐时，我常常和他们讨论《国家》杂志上的文章。他们没明说，但这就是原因。我还干过这种事：有四个姑娘要毕业了，她们想去纽约做毕业作品，我开车带她们去了纽约。我们走了几所学校，还看了马克·布利茨坦的《大厦将倾》。接下来，我们去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喝了鸡尾酒，吃了点儿东西，又回到宾夕法尼亚。
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和我妻子的家人待在一起，她怀孕了。“我听说你和自己的学生去了喝酒的地方。这是对你的校长，对这所学校的不忠诚……”
比弗学院的校长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但他做事活像一个旅行推销员。他后来也丢了工作，因为他从学校的采购员那里为已婚的女儿索要家具，却没给学校钱。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开除了我。
我并不把失业放在心上。丢掉一份工作，我会找到更好的。我去了卡内基技术学院[13]，在那里教了三年书。1942年，我来到纽约，一直待到现在。
我不会指望1930年的人像1968年的人那样去思考问题，你会吗？当然不会。现在很多人像艺术家一样去看问题：我要成为理想主义者，我要成为浪漫主义者，我要成为这，成为那。你就是你自己，活在现实生活里，提炼其中的经历，再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艺术家也得生活，对吧？吃饭、睡觉、呼吸、工作。如果政府或是其他人向你提供资助，对你又一无所求，那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你不大会去想再额外赚点儿钱。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自由、快乐。当时可以感受到社会评价的风向。现在风向变了。可是，不管艺术家追求的是什么方向，他在政治上仍然是纯洁的。
艺术家是有机会成为好人的，因为他们都独自工作。我去自己的工作室创作，而不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作品完成之后，吃过晚饭，你和大家聚在一起，侃侃而谈。这之前你一整天都一个人待着。现在给我倒上第一杯酒吧，可以吗？就这么点儿？
有人对政府主管艺术比较担心，原因是政治审查的风险……
这话真是愚蠢之极。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管它叫民主国家，对吧？我可以投票，我可以争取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对吧？我为什么要害怕自己的政府？我是其中的一分子，对不对？
也可能有独裁政府，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像希特勒，他就说：你只能画大胸的金发女人……
想到现在的生活这么富足，我就很担心。我过得非常非常好。我属于上层的那10%。可是，我眼里还是看得到贫穷，还是那么穷。我讨厌这种感觉。
大萧条期间，我们多多少少都陷入其中。现在，人们说到贫穷都会转过头去。他们不想承认贫穷依然存在。他们的生活太优渥了，对不对？如果你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到穷人，你会说：他们不是好人。大萧条的时候，大家更容易接受失业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