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A.瑞尔森（Edward A.Ryerson）
内陆钢铁公司（Inland Steel Company）董事长，已卸任。他的办公室在内陆钢铁大厦——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的十八层。在我们对面的墙上，挂着他家庭成员的照片：他的祖父、父亲、哥哥、儿子，还有他自己。
瑞尔森家族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在东部竖起了炼钢高炉。他们为美国独立战争供应子弹和大炮。他的祖父1842年来到芝加哥这座发展中的城市，卖锅炉工配件。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我们才真正好起来。我们也跟其他人一样，受到了大萧条的冲击。没人买钢铁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有钱人，全都受到了同样的冲击。也有一些自诩聪明的家伙，声称看到了不祥之兆，提前将手里的证券变现了。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栽了跟头。
我们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我们所有人。我们为了自己得干更多的活。我遣散了司机，自己开车。我的妻子也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得她自己干。
我们不得不缩减开支，这样才不至于看上去太拮据。毕竟，我和很多一无所有的人关系非常密切。我干的是福利工作。
大萧条期间，他是“社会服务理事会”（Council of Social Agencies）——后更名为“福利委员会”（Welfare Council）——的负责人，同时还是新组建的公共救助委员会”（Public Aid Commission）的负责人。他是社会服务中心“芝加哥民众协会”（Chicago Commons）的理事会成员。“从很早开始，我就了解穷苦大众的问题。”
在胡佛的任期结束之前，我去拜访了他，希望联邦政府为伊利诺伊州的救济事业拨款——这是史无前例的。我这样做可能有点儿令别人费解。那时候，我是强烈反对联邦资金的，但我又意识到这个问题单凭地方政府是无法解决的。
我先是去了斯普林菲尔德[1]筹钱，搞到了一千两百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笔钱在1932年的救济项目中能撑多久。只有三个月。
立法机构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不明白人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抗争。他们认为公款不应该这么花，这事应该留给私人福利机构去做。
在我看来，胡佛的政策——也就是“旧政”——本来可以完成“新政”当中的许多改革。我和胡佛的关系很近，我非常崇拜他。他曾邀请我在华盛顿任职，我拒绝了，因为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如果他能再次当选……可是公众想要改变。无论和哪一任总统相比，胡佛都算得上一个人道主义者。在我有生之年都是这样认为。
1935年，瑞尔森公司（经销商）与内陆钢铁公司（制造商）合并。当时，内陆公司是“小范围钢铁”的一员。这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协会，其他成员包括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Jones & Laughlin）和共和钢厂。汤姆·格德勒（Tom Girdler）是共和钢厂的总裁。在处理新近涌现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Steel Workers'Organizing Committee）时，他的态度最为顽固。
1937年的罢工非常可怕。死了七个人？
十个。
汤姆·格德勒与内陆钢铁公司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我非常了解他。他能力很强，不过跟人打交道时表现得有些强硬。他从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国家的情况和几年前不一样了。你还记得他说过的话吧：他永远不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签约；他宁愿下台去卖苹果或是别的东西。
我们的理念就不同。我们承认遇到了困难。我们承认劳工提出的要求当中有一些的确非常严峻。我们都意识到应该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来应对。以前，这一行业被所谓的钢铁巨头——加里（Gary）、施瓦布（Schwab）等等——垄断着。汤姆·格德勒等少数人仍然固守着那个时代的理念，我想他们在玩完之前会想明白的。
还有史威尔·艾佛瑞（Sewell Avery）。在开始走下坡路之前，他是一个有趣、杰出而又能力非凡的好人。他一直如鱼得水，直到他被军人从自己的公司赶出去。[2]在那之后，他变了。他感觉“新政”会毁了这个国家。他之后的日子很惨。我很同情他。但我并不认为情势会每况愈下，我觉得我们会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