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比彻（John Beecher）
诗人。他的两本诗集《活在迪克西，死于迪克西》（To Live and Die in Dixie）和《听听风吹》（Hear the Wind Blow）写的就是大萧条时期的南方。
他的祖先是废奴主义者。他是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和哈里耶持·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曾侄孙。他的外公是爱尔兰移民，做过煤矿工人，曾是莫利马圭尔社（Molly Maguires）的成员，这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武力反抗矿主的一个秘密矿工组织。“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最有颠覆性的影响就来自于他。”
“我的父亲是美国钢铁公司南方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他在1929年的股灾中损失了大部分钱。对我来说这是很幸运的，对他来说可能也算幸运。他好不容易才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我说得是从心理上。”
“我还记得晚餐过后，他就躺在沙发上，神情是彻底的绝望。每晚如此，一躺就是几个钟头。这个男人对音乐感兴趣，什么书都看：小说、戏剧、历史、经济学等等，就是这样一个人被绝望打倒了。我们都担心他会自杀。他有个很亲近的朋友就从四十层高楼的窗户跳下去了。他依然拿着可观的薪水，可是直到那个时候，他还是认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就是他积累财富的多寡。”
“但他最终还是恢复过来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冷静果决的智者。他随时准备好应对这个体制里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这个体制可能不是永恒的，可能应该出现一个更加讲究合作的社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钢厂，当时是二十年代。你可能会说大萧条就是这里开始的，亚拉巴马州的安斯利——伯明翰郊外的钢铁工业区。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家银行破产了。所有工人都信任那个银行家。
1929年秋天，我辞去平炉炼钢专家的工作，去威斯康星大学任教，讲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的《实验学院》（The Experimental College）。当然，大萧条期间，学生们很容易情绪失控。在毕业典礼上，你会看到戴着学士帽、穿着学士袍的人在礼堂门口卖苹果。这可以说是一种示威，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才学满腹的人在拿到学位之后只能去廉价商店工作。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经很幸运了。所以，大萧条让他们变得激进，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因为越战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变得激进一样……
1932年夏天，我躲开了那种激烈的学术竞争。当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狄更斯的小说和1832年的艰难岁月。我决心要搞清楚在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家乡，我彻底明白了。事实上，这让我深入到大萧条当中，一开始是以社会工作志愿者的身份，之后则是作为一名“新政”的管理人员。
从1934年开始，我成了一名基层管理人员，足迹遍布整个南方，一共干了八年。打交道的对象有黑人、白人，有农民、煤矿工人、钢铁工人、纺织工人、化肥厂工人、采松脂的工人，还有佃农。
他们的态度都很顺从吗？
一点儿都不。我发现在伯明翰，人们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干。1932年，没什么人相信罗斯福能够解决问题。
我去南方的时候途径芝加哥，在赫尔馆（Hull House）停留了一下，去拜访我的文学偶像——约翰·多斯·帕索斯[30]（John Dos Passos）。他认为我们正走在通往革命的道路上……罗斯福当然会再次当选，但他没有能力应对当下的局面。他似乎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美国的工会将成为领路人。当然，他们当时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罗斯福推出的应急计划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它们大大缓解了公众的不满情绪。
我记得在安斯利的那一年，一个女人在救济中心吵吵嚷嚷，想为她的小婴儿弄点儿牛奶。你真该看看没有牛奶的时候她们给婴儿喝的那些东西。我见过她们把咸肉汤装进奶瓶，再套上奶嘴，那个婴儿就开始吸肉汤……一个浑身青紫的婴儿，真是饿死的。我看到这种事情在一户又一户人家里上演。
这个女人决心要给孩子弄到真正的牛奶。她使出浑身解数，大闹一场，直到那里的最高主管同意给她一夸脱牛奶。他们把牛奶递给她，她接过去，往后退，接着将那罐牛奶摔到墙上。啪的一声，砸了个粉碎。你看，就是这种精神，和你现在在黑人当中看到的一样，不过当时那么干的主要是白人。他们似乎是最具战斗精神的，至少在南方是这样。
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我曾在雷克斯·塔格威尔的农村移居项目上工作过。雷克斯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写过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诗。他们就不停地旧事重提，来攻击可怜的雷克斯。你还记得他被攻击得有多惨吗？事实上，我参与的那个项目一点儿都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激进。
它不过是处理农村问题的权宜之计：向小农场主发放资助款，好让他们能坚持下去，继续种植作物。我管理过五个这样的社区。
后来，我又转到流动劳工营项目。我在佛罗里达为流动农民工建起了这样一处营地，那里住的主要是来自佐治亚和亚拉巴马的穷苦黑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佃农。此外，也有流离失所的白人，他们大多是食品加工厂的工人。
我们建了一所医院、一间诊所、一个社区中心、一所学校，还有几个临时营地。它们至少比他们之前住的茅草棚、树屋以及各种糟糕的窝棚要好。
去年冬天，我又去了当年的那个地方，差不多三十年已经过去了。我发现那些“临时”营地还在，破旧不堪。有一个地方的地面已经下沉了十英尺。因为地面下沉，这些房子就悬在半空中，用桩子支撑着。1968年，他们还住在我们三十年代搭建的营地里。
那个时候，这些流动工人没有切实享受到“新政”带来的好处吗？
没有。战争爆发以后，国内的所有计划都停摆了。他们将我们的流动工人营地移交给地方社区。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种事情：地方管控。营地由地方上的人员接手了……
我们在埃弗格莱兹[31]为黑人修建了一家大医院。那里有五万人，却连一张病床都没有，一张都没有。他们生了病，却没地方治，所以我们建了一所医院。这是那届政府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按照计划，它主要是为黑人服务的。
战争时期，医院刚刚交给地方，他们就把所有黑人都赶走了。他们把医院里里外外重新粉刷了一遍，把它变成了一家为白人服务的医院。我最近和住在黑人营地的一户人家聊过天。那个时候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分开。黑人营地依然是黑人营地，白人营地还是白人营地——依然隔离开。
他们告诉我，去年冬天，他们再也不被允许召开社区会议或是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我管理了，他们甚至都不能在我们为他们修建的社区活动中心跳舞。活动中心现在由白人经理和白人助理管理。我们曾经尽力想要摆脱的东西，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又回来了。
这种流动劳工项目是政府做过的最开明的事。移居社区更倾向于家长式的管理。他们根据华盛顿制定的标准精心挑选适合的家庭。营地中的事情，我们得靠这些居民才能完成。他们定好所有规矩，管理所有营地，比那帮官僚干得出色多了。
（一会儿在讲述，一会儿沉浸在充满诗意的回忆当中。）他们住在运河堤岸上散发着臭气的营地里，有时候十三个人住一个房间。还有糊着沥青纸的棚屋或者搭在草丛里的窝棚。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爬上卡车，被拉到豆子地去。整整一天，所有人都在地里摘豆子，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就那么跪在埃弗格莱兹的黑泥地里。晚上天黑了，他们才能回营地去。那里的赌场通宵营业，威士忌、骰子和女人把他们白天挣的钱耗得干干净净。
这是白人农场主想出来留住劳动力的方法——他们说就是要让黑人破产。没有教堂，没有学校，这个农场主在营地中心盖了一间赌场，把白天付给工人的钱在晚上挣回来。
政府到这里来为黑人修建了一处示范营地，有带纱窗的房子、淋浴房、冲水厕所、医务室、社区活动中心、学校、操场、洗衣池和电吹风。大农场主们大吵大闹：政府想干什么？毁了他们河堤营房的租赁价格？或者用一堆没用的奢侈享受毁了他们的劳动力？再说了，黑人不会住到营地来。他们就喜欢脏兮兮的，就喜欢生病，就喜欢堕落。
等到这些农场主发现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收手时，又说道：你们必须雇用一批营地警卫，白人警卫，让他们用棍棒或枪支来管理营地，否则这帮黑人不会交租，要么就彻底不干活，拆了这个营地。
我当时就在那儿，负责管理这一处营地。营地启用那天，我们打开大门，放所有愿意进来的人进来。没有精挑细选，也不用介绍引荐。对我们来说，有一户人家愿意住进来，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们也没有雇用白人警卫，在这个住了上千人的营地，没人舞枪弄棒。
我们把这些人都集中到社区活动中心，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营地。他们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很好的营地，也有可能让它变成一个糟糕的营地。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通过自己选举的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不会再有其他的规矩。他们在营地里搞了为期一周的竞选活动，这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竞选公职。选举结束之后，他们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舞会，以示庆祝。没人喝醉，没人捣乱，也没人拿刀捅别人。他们为自己选出了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制定了规章制度。委员会规定所有人家的狗都不得乱跑，必须用绳子拴好。委员会规定男人不得打老婆。如果有人晚上回来的时候喝醉了，就得在外面等到天亮。委员会规定所有人都得交租，交上来的钱用于购买棒球用具，维持托儿所的运作。
最后，委员会表示：现在还不是开商店的时候。合作社就是这么搞起来的，人们不在里面放上一点儿钱都不会心安。
在委员会任职的一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你看，他们不过是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州的乡下黑人，在地里摘棉花的普通人。朗兹县里的种植园主说，他们这种人一旦有了投票权就会毁了这个国家。（他睁开了半闭的双眼）我所知道的是：我看到了民主的力量。
【注释】
[1]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和米恩斯博士的同事伯利都是罗斯福“智囊团”最早的成员。
[2]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1891-1986），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人，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商务部长和纽约州州长。——编者注
[3]保守的银行家，指威廉·哈特曼·伍丁（William Hartman Woodin）。
[4]1937年2月5日，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宣布了一个名为“最高法院填塞”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总统可以提名一名法官取代任何一个年龄超过七十岁但还没有退休的联邦法官，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不例外。——译者注
[5]休伊·皮尔斯·朗（1893-1935），美国民主党人，1928年当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执政期间越过州议会行使权力，大幅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加强福利事业帮助穷人，被一些反对者指为独裁。大萧条期间担任美国参议员，提出“分享财富”计划，并计划参选总统。1935年遇刺身亡。——编者注
[6]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正是他推荐亨利·华莱士担任农业部部长。他是个政治学者，亨利·华莱士说：“雷克斯是我学识领域里的导师。”
[7]五月花饭店是代表各种利益的说客最青睐的聚集地。
[8]诺曼·托马斯，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领袖。——译者注
[9]保罗是比尼的同事，农业部长的另一位助手。
[10]有一次他去拜访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埃里森·杜兰特·史密斯，后者强烈反对多项“新政”措施。这位参议员对他说：“你看上去是一个聪明、友善的年轻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政府工作。离开那里，堂堂正正地生活吧。”
[11]戴维·杜宾斯基，国际女装工人工会的主席。
[12]“次边际土地”（sub-marginal land）指土质瘠薄，远离市场，其收入还不够支付生产费用和开垦投资利息的土地。——译者注
[13]它现在被称作农场安全管理局。“1937年，雷克斯离开了。他成为了反新政派的头号靶子。他觉得自己的价值贬低了。我相信他也是累了。”威尔·亚历山大博士接替了塔格威尔的职位。
[14]参见约翰·比彻（John Beecher）章节。
[15]他被指派为农场安全管理局的负责人时，伯德写来了一封贺信。
[16]“在有些州，比如亚拉巴马州，投票税高达四十块，这让穷人，尤其是黑人根本无法投票。”
[17]史蒂夫·厄尔利，罗斯福的新闻秘书。
[18]罗伊·斯特莱克，移垦局历史分部的负责人。“他是这些极为珍贵的照片的负责人。”
[19]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罗斯福政府的御用诗人。——译者注
[20]亨利·摩根索，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21]1928年，阿尔弗德·史密斯（Alfred E.Smith）与赫伯特·胡佛竞选总统，没能拿下纽约州。
[22]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于1920年生效，该案禁止酒类酿造、运输和销售。1933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废除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编者注
[23]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罗斯福头三届政府里担任国务卿。
[24]这本书指的是詹姆斯·阿洛伊修斯·法利所著的《吉姆·法利的故事》（Jim Farley Story）（纽约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集团，1948年）。
[25]詹姆斯·哈密尔顿·刘易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穿着非常时髦。
[26]汤姆·彭德格斯特，多年来一直是堪萨斯城政治集团首脑。
[27]这次对话发生在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前。当时，他是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与信托公司的董事长。
[28]卡特·格拉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
[29]“美联储是完全自治的。当然，它是由国会创建的，其成员由总统指派，但它所具有的独立性超过大部分机构，原因是我们不从属于总审计局。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会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坚持美联储应该由联邦政府领导。”
[30]多斯·帕索斯曾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
[31]埃弗格莱兹，佛罗里达州南部大沼泽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