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凯利（Orrin Kelly）
从1940年开始，他就在勒玛斯的普利茅斯合作社做销售员。在最近这八年里，他在那里打零工。现在，他一天工作两小时。
如果他们要搞农场拍卖，我们就会派人过去阻止他们。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暴乱。我们只是去到那里，他们看到我们有几百号人，就会取消拍卖。我们也不会游行示威，只是去到那里。
布拉德利法官的事确实让人非常意外。当时我不在这里。事发当天我在得梅因。他们去了苏城，阻止了一场农场拍卖。那群农民来到勒玛斯，可能有一百多号人。他们听说了这里进行的拍卖，就去了法院，想当面问问布拉德利法官。他态度强硬，而且目中无人。他们把法官带到外面，还是只想好好跟他谈谈。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把他带到了乡下，还威胁要对他动用私刑——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
可以料想到，政府为此动用了军队。那天是周四。周六早上，军队来到勒玛斯。我周六半夜的时候回到家。周日早上，军队把我带走，因为我是自卫委员会的主席。我在监狱里待了两周，罪名是两天不在岗。
那天我去过教堂，正在往市区走。《环球邮报》（Globe-Post）的编辑跑出来对我说：“奥林，你最好赶紧出城。部队的人为了布拉德利法官的事正在找你呢。”我说：“我没有逃跑的理由，我不走。”他说：“我给你找个律师，让他为你辩护。”于是，我走上那位律师办公室所在的大街。当我迈上台阶时，国民警卫队的人跟着我。他们说：“我们要把凯利先生带走。”那位律师企图为我辩护：“你得有逮捕证。你不能就这样把凯利先生带走。”但他们说：“我们要把他带走。”于是，他们把我带走，塞进一辆囚车，拉到了一处营地。那地方在城南，那个下午他们就把我关在里面。
我问他们是否可以给我妻子打个电话。他们说：“你不能给妻子打电话。”有人给她打了电话。他们让她进来。搜了她的身。
那天晚上六点左右，一辆囚车开了过来，将我带到苏城。我在警察局一直待到周三晚上。囚车里没有座位，我就一路蹲到了苏城。就因为这个我落下了背疼的毛病。一个黑人小伙子走进我的号房。他看着我说：“你怎么啦？你看起来很痛苦。我们最好把你弄出去。”于是，他出去用最大的声音喊起来：“这里有个人要死啦。”
他们把我弄上救护车，送到了圣文森特医院。有三个人一直看着我。两个警察从夜里十点待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然后，国民警卫队的人就进来了。始终有一个人守在这里。
我在医院的头几天，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病房里有两张床。那三个看着我的人一直都是两个睡觉，一个醒着。护士说：“我要给凯利先生做治疗了，你们可以出去吗？”他们说：“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护士说：“但是我不想你们待在这儿。”于是，他们开了个小会，最后还是出去了。
第二天，我的妻子过来了。当时，我们的孩子就快出生了。那是1932年。分别的时候，她伸手抱住我，哭了一会儿。她随身带了个小包，里头装着祈祷书和一串念珠。当她走到门边的时候，把包扔到我床上。我赶紧把它捂到枕头底下。那三个警卫就在门外聊天。
护士走了进来，甩上门。差点把我推倒。她拿出枕头，重新整理了一遍床铺，里里外外细细查看了一番，然后走了出去。
这三个看守当中有一个是退伍军人，只有他跟我讲过话。第二天，他说：“昨天夜里，这里发生了件好玩的事情。有个家伙认为你的妻子给了你一把枪。本应该进来检查的人有些害怕，他想让护士进来。护士说：‘我进去找枪。’这就是她进来的原因。”
第二天下午，护士说：“外面那几个胆小鬼不敢进来。我跟他们说我进来。不过我关上了门。如果你真有一把枪，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
他们一开始在星期天逮捕你的时候，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占地大约十英亩。四周围有尖桩篱栅，顶上盖着铁丝网。他们在那里扎下营地，支起行军床。周日晚上我就在那里了，他们还没扎营。营地是周一搭建起来的。他们审问了关在那里的人。它原本是个乡村俱乐部，后来被卖掉了，现在建起了现代化的住宅。
被捕的都是些什么人？
跟“农民假日”有牵连的所有农民。只有农民。他们星期天抓我的时候，开了两辆卡车到我们村，干草堆都翻遍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在城里被捕了。一辆卡车上下来三个人，又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又一个人跑到我家地下室去搜查。我的父亲告诉他们我从周三开始就没落过家。看到了吧，他们手上有协会所有成员的名字。这就是布莱德利法官事件的结果。我是唯一被带到苏城的人。我也不知道原因。
你们当中有人被审判吗？
法官和县检察官只进行了预审。他们企图把罪名安到我头上，说我曾经写过一封信，内容是要吊死某人。他们说是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后来，这个朋友告诉我，他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你觉得谁是幕后主使？
州长，他出动了军队。也有保险公司和大农场主的份。州长和他们是站一边的。
我们有一千六百名成员：堵路，拦卡车，把牲口放跑。还有两个共产主义分子想要加入我们。其中一个是“布卢尔大娘”。和她一起的是一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总是穿得很体面。她自己就穿得很破烂。她说这个小伙子是她的女婿。一有机会，“布卢尔大娘”就要站到箱子或者其他东西上面，试图跟农民们讲点儿什么。他们总是把她嘘下来。当然也发生了一些摩擦。不过没人受伤，也没人想让别人受伤，像是扔东西或是打对方的头什么的。这很奇怪：跟我们在一起的有很多生意人，他们组成了警戒线。我们的队伍里甚至还有两个工人。玛勒斯的一个医生一直在警戒线上。一天晚上，这个医生拦下一辆卡车。他径直走到卡车后面，打开栏板，开始把牛往外赶。这很奇怪，因为他是城里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但他很同情这些农民。
大部分人都站在我们这边，但也有一些农民手里有钱，利用当时的情况赚钱——买下大量农场，增加自己的资产。
我参加过几次农场拍卖。那些拍卖师通常是同情农民的。只有朋友会来竞价。有的人出五分钱、一毛钱、一毛五分钱。拍卖师就会说：出售给某某某，一亩地一毛钱诸如此类的话。拍卖就这样结束了。
但许多农民还是失去了他们的农场。我的一个叔叔曾经拥有三片农场。大萧条来袭的时候，他再也经营不下去。很多人会去租农场……之前曾经属于自己的农场。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现在生活在勒玛斯的人还记得有关布莱德利法官的那段历史吗？
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