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伦·巴克姆（Aaron Barkham）
“我在煤矿干活儿，说退休太年轻，继续干下去又太老。当你到了三十五岁、四十岁的年纪，在矿上干了十年、十二年，他们会想要更年轻的工人。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换掉你。”
他从西弗吉尼亚州来。他的父亲干了一辈子矿工，死在了一个煤矿营地里。“尘肺病，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他死于动脉硬化。[2]爸爸是怪人会（Oddfellows）的成员，他们每个月给妈妈十一块钱。我们有一头牛、一头猪。手头紧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出去。我们家还有一片贫瘠的农场，地里长不出什么东西，不值什么钱。四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日子很艰难。”
人们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装满一辆载重四吨的车，可以拿到一块钱。如果公司自己可以做到，它会拿走那笔钱。（笑）我想大多数人一天能赚两块钱。我们有来自煤矿营地的人搭伙，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我最大的哥哥十五岁，他在倒煤场捡矸。
几年前，他和我另外一个哥哥——那年十二岁——想去卖私酿酒。我们先是花一块钱买上一加仑，然后每品脱卖两毛五。生意很不错。有时候我们一天能卖三加仑。禁酒令期间以及禁令废除之后，那些领救济支票的人也是那些买威士忌的人。我们把买来的酒装在半加仑的罐子里，再分装到容量一品脱的瓶子里。
之后，就该快乐的小男孩上场了。我那时候大概六七岁，可以拿着东西沿街跑，不会有人起疑心，而大人就有可能被捕。我从1931年开始，一直干到1936年。那是我们家唯一的进账。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远房表哥。他是县里的副治安官。他个子很高，又胖，我得躲开他。为了抓到我，他有时候会穿过树丛追上几英里。
九个缉私酒官员兵分三路，在树林里找蒸馏炉。找到后，他们就在那里做个记号。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记号换掉，这样他们就全糊涂了。每个人都在酿私酒，简直就成了一门合法生意。你得比狐狸还狡猾，就这样。
我那个远房表哥在政治上是个骑墙派。所以当公共事业振兴署组建的时候，我们没有从本地的政治家那里领到任何救济。我母亲支持共和党。我们没有改变政治立场，我想她一定很骄傲。我们并没有太多抱怨。酿私酒让我们不至于饿肚子。在我们五个孩子当中，有四个一直失业，直到1938年左右。
我从来没在学校完整地读完一个学年，可能念了五六个月。我十三岁开始干活儿。我在一家锯木厂干过，一小时给我一毛钱。我干活儿的厂子垄断了煤矿公司的木材供应。我就是给这帮人干活儿。最后，我一个小时能拿到两毛五分钱，但他们把伙食费提高到了一天七毛五。我们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爬上一辆大卡车，被拖到十五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从差一刻五点就开始干活儿，一直到眼睛看不见东西为止。这个时候，我们就停工啦。这么算下来，一天要干将近十六个小时，远不止八小时。我们上床睡觉之后，还来不及第二次翻身，他们就开始叫我们起床吃早饭啦。
1929年，情况变得很糟。股市崩盘让我们损失了一块价值二十元的金币。所有的煤矿都关闭了，还有商店，也关了。头一天他们还在干活儿，结果第二天煤矿就关闭了。三四个月之后，煤矿又重新开张，一个星期干两三天，大多数时间一星期就干一天。他们的灵魂不属于自己，想死都不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欠了公司很多钱，没办法生活。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1929年开始，直到现在还欠着债，一直没还清。一些人连试都不试一下。似乎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工作，还是欠那么多钱。直到现在，公司还是一脚踏在他们身上。
股市崩盘之后，如果他们求主管给自己一份工作，一个小时能拿到一毛钱左右。装满一辆载重七吨的车，可以拿到五毛钱。如果公司在车上发现三块手掌大小的石块，你就拿不到钱。他们管这个叫扣工资。工人们没法预测运煤车在穿过几英里长的隧道时，什么东西会落到车上，不管怎样都会掉东西下来。
有一次，他们拉了一头骡子出来，开除了那个运骡子的家伙，因为骡子给砸死了。他们跟他讲，骡子比人值钱多了。他们买头骡子要花五十块，可是招个人进来可以一分不花。从那之后，他再没找到工作。因为让公司损失了那笔钱，他上了黑名单。
我记得有一次，红十字会运来大约四吨重的面粉，分装在袋子里，一袋二十四磅，卸下来之后就放在公司的仓库里。那是红十字送来的救济，但公司说我们必须干一天活才能拿到一包面粉。就是这样，像是走在炼狱里一般。
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她从峡谷溪来。有一次，她在一条铁轨边做演讲，站在一个箱子上。工贼用一把霰弹枪朝她开枪。于是，她来到我们这里——洛根县，发表演讲，帮忙组织工会，但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县里的治安官手下有上百个工贼，这些人被叫作“助理”。公司每运出一吨煤就给他们一毛钱，目的是让工会组建不起来。治安官在选举中被哈特菲尔德（T.Hatfield）打败了。哈特菲尔德站在工会这边，他的家族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两人之间的恩怨持续了两三年。
军队也卷进来了。整个县处于军事戒严下，一直持续到1931年左右。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部署在公司沿路的士兵，他们的任务就是驱散人群。人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交谈。两个可以，三个就不行。
那时候，一帮工贼拿着霰弹枪和斧头柄就来了，想要冲散工会的集会。矿工联合会差不多都解体了，形同虚设。直到1949年，它才真正算得上羽翼丰满。但是，当时在西弗吉尼亚州它没有太大作用。所以大部分人都拉帮结派，组成了三K党。
三K党是社区里真正的老大。他们在1932年之前势力很大。爸爸和一个大哥都是其中的成员。直到去世前，爸爸一直都是领袖之一。公司召集军队来，想把三K党赶出去，但没什么用。工会和三K党差不多就是一回事。
矿上的主管想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他们用一辆运肉的车把他和十多个公司领导给拖走了。煤矿关闭了。这些人没有被杀掉，但他们也没再回来。他们把一个工头痛打了一顿，把他赶出了县里。他们让他在十二个小时之内离开，带着家人一起走。
矿工联合会有一个现场代表，他是个律师。因为他偏向公司，他们往他身上涂焦油，粘上羽毛。他缓过来的时候，简直气疯了。我们举行“野猫罢工”时，他试图告诉我们，是我们做错了。他站到了公司那边。我和大伙儿一起用棍子往他身上涂焦油。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干。
三K党代表着那些希望过上体面生活的人，白人黑人都有。在煤矿营地，一半都是黑人。这里并不歧视黑人。黑人有着和白人一样的责任。他们的草地和白人的一样绿。他们拿同样的工资。三K党里就有两个黑人。我还记得那两个人跑来找爸爸，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社区教堂的牧师也是个黑人。他也是三K党的成员。三K党是我们这工人唯一的保护伞。
没错，公司想让黑人和白人对立起来，不过没有得逞。黑人和白人彼此支持。就好像是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有白人家庭，也有黑人家庭。我们这里没有种族问题。他们对黑人也是有感情的，当然有。他们对白人也有感情。如果社区里有人惹事，如果事关白人黑人之间的问题，那他就待不下去。
我还记得有家人搬进来，住在我们对面。他们家有不少女人。我从自家窗户往外看，看到的情况不太妙。三K党警告过他们一次，给了他们一天时间。他们没把警告当回事。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把休吉——也就是那个男人——打了一顿，一起挨打的还有他的老婆、侄女、叔叔婶婶，以及在附近凑热闹的六个人。他们用鞭子打这些人，将他们赶了出去，全部都赶走了。这些人是白人，不是黑人。
有一次，一个黑人打了一个白人小孩一巴掌。他们没警告他，直接打了他一顿，把他从城里赶了出去。如果是白人打了黑人小孩一巴掌，他们也会一样处理。他们不会因为你是黑人就打你一顿。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社区变成一个可以过体面生活的地方。他们反对猥亵和酗酒。
酿私酒呢？有人管吗？
他们不会大惊小怪。你私下里干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说的这种事是山里人才干的，这里又不是美国的南部腹地。
人们很快改掉了自己的暴脾气。组织工会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劳资关系委员会。我们的搞法就是所谓的“骡队计划”。我们先搞清楚有多少人在矿上干活儿，然后告诉他们要么组建工会，要么就把矿关了。我们给他们三天时间考虑。有时候他们会拿着根棍子站在矿井出口。整个地区有一万七千人，每个人我都认识，如果一个人罢工，其他人就会跟着罢工，然后就加入了矿工联合会。
在矿工联合会的一次集会上，他们对付不同意见的人，我靠着一把0.38口径的手枪才逃出会场。我们本地的主席同矿上的主管走得很近，我在会上提到了这一点。有的人可不喜欢听到这个，他们是紧紧追随这个人的。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开会。我在黑板旁边，门在房间的另一端。他们把门堵上了。我老婆同父异母的哥哥坐在中间的位置。他拔出自己的枪，扔给了我。我跟他们说我要出去，如果有人拦我就开枪。他们一直跟我走到教室外面，大约有五十来人。他们堵住了校门。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要把挡在前面的六个人打死。
第二天，我又回去干活儿了，带着我自己的枪。他们都很冷静。他们花了一周的时间真正冷静下来。
在我这一生中，我发现人们不会拿走别人的东西。如果情况真的变得很糟，恐怕有些百万富翁会变成穷光蛋，因为别人会拿走他们的钱，而且是用强硬的方法拿走。大家都要养家，如果不得不开枪打死别人，他们也会照做。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怪他们。如果你有一百万，而我要保护我的家人，你觉得我不会干吗？我肯定会的。我会想办法拿走你的钱。有的人没有勇气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1934年之前，洛根县里超过一半的人都与工会为敌。还让你觉得他们不知道有这回事……
爆炸？1935年发生过一次，死了好几个人。巴特利（Bartley）发生过一次，死了一百三十六个人。同一年在麦克贝斯（Macbeth）也发生过一次。那是哪一年来着？一场火灾加爆炸，死了十八还是二十个人。之后在1947年，因为一场爆炸又死了几个人。
他们让我去弗吉尼亚州做工。竖井有一千五百英尺深。我下去了一次，四周看了看，上来之后再没去过。瓦斯和粉尘。那是在1965年。据说那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矿井。四个月之后那里发生了一场爆炸。死了两个，伤了九个……
附记：他突然轻声笑起来：“我还记得与洛根县相邻的明戈县里有了第一台收音机。1934年，我的表兄韦恩·斯塔巴克把它带了回来。这可是了不得的东西。它个头不大，可是嗓门比谁都大。每个人都走几英里的路来瞧它一眼。我们没有电。表兄把它和两块汽车电池连在一起。我们用它收听《乡村大剧院》（Grand Ole Opry）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