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他的大儿子
二十四岁，大学毕业生。他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做全职工作，沿着西海岸招募成员。
作为一个人来讲，我的父亲是个好人。他的用心是好的，动机也很高尚。他真心觉得扩张福利资本主义就是在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做好事。[3]要理解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重点在于，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人是好是坏是无关紧要的，人们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你可能不介意和他这样的人共进晚餐，但他在这个社会里却扮演着坏人的角色。
我很肯定，大萧条对我父亲这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看着如今的年轻人都会说：“这些浑球儿，从来没经历过大萧条，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没什么道理的。我的弟弟和我经历的是一段历史，他经历的是另一段。我不是因为他的经历指责他，而是为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指责他。
大萧条的时候，人们走投无路。恐惧。当你陷入那样的绝境，什么救命稻草都想抓在手里。对这些人而言，那就是军费开支，也就是战争。[4]
我们没有经历过大萧条。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这个时代，上学就像去工厂。不过这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在物质上更加富有。但学生所面临的情况跟大萧条时代工厂的情况越来越像。在他人眼里，我们不是渴求知识的人，我们是被制造出来的，被教育着去扮演特定角色。我们被集中起来，按不同的职业需求分门别类，与此同时，我们又长时间地找不到工作。因此，我们成熟得越来越晚。
因为所受的教育以及交流的本能，许多年轻人非常认同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我们是在大萧条之后成长起来的，以为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富足社会。然后，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挨饿，被控制着我们大学的那些公司剥削。我的父亲就是我们这里一所一流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另外，他还是一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那家银行和南非有许多业务往来。
从很多方面来讲，他都算得上一个慈善家。这也是那些所谓成功人士的处事方法，体现了一种竞争心态：我成功了，现在，我可以帮助别人了。竞争的真相是这样的：有一副事先作弊洗好的扑克牌。一些人就为了一点儿残渣打倒另一些人，而赚到大头的却是那些拿到作弊扑克牌的人。
父亲确实想了解我们。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恪守他宣扬的那些价值观。可是，当我们的所作所为变成了更加幼稚的消遣，他就感觉受到了威胁。他没法真正面对这个，因为我们的说法是：我们想要构建一个社会，在那里，他这种人没有立足之地。
（语气变得柔和）他曾经跟我说过，在我们这些孩子当中——一共五个，我是最可能成事的那个，甚至有可能接他的班，成为那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总裁。他一直都觉得我有成为领导的头脑和动力。我觉得他一定对我很失望，但还存着这样的希望——我在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就会走到正道上去。
他的大部分野心、动力和能量都源于大萧条。这一点我很肯定。我也有很多能量，可我没有他那种经历。
他总是瞧不起三十年代里那些极端的大学生。他叫他们异类——脑子有病的年轻人……
附记：彼得后来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气象员派[5]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注释】
[1]博拉指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
[2]1937年，荣格工厂冲突不断，一边是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他们一直抵制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另一边是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拉弗利特委员会随后举行了听证会，证实了工会对公司暴力的指控。
[3]“这个国家很搞笑，如果你用正确的名字称呼它，就会被贴上激进的标签。在大多数国家，人们都会给经济体系一个名字。我们应该说自己的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就像他们说他们的是社会主义。然后，要么维护它，要么攻击它。我们用了一个政治定义——民主，而不是它的经济定义——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公共关系运动的结果……”
[4]“我们可以说社会里的诸多矛盾都通过‘新政”立法、应急措施以及工会机构解决了。但是，这个国家不能再像大萧条和“二战”之前那样靠地理边界来界定自己。你见过大通银行的广告吧：里约有我们的网点，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网点。这是个全球体系，而且正在崩坏。在越南、瓜地马拉和莫桑比克这样的地方，不管有没有爆发革命，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资本主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5]“气象员”（weatherman）的前身是美国大学生民主会，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立。起初，美国大学生民主奉行非暴力原则，经常举行游行、抗议、集会等活动，参加者主要是美国各大学的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生也有联系。——译者注